四大门：神秘而亲切的民间信仰

那些流传久远的民俗事象，那些听似无稽的乡村野谈，其实并未远离我们，它们当中蕴含的观念和实践仍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当下。“我们”之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之成为“我”，都与这些文化基因所形成的认同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将重新感受和解析民间文化之种种；在这里，我们将发现另一个“文化中国”。这一年，京郊的一户全姓人家出了件蹊跷的事儿。往年地里的香瓜产量每年还不够一担子，但这年，每次家人将成熟的瓜摘下，将那些还未成熟的小瓜留在藤蔓上，但是仅隔一日，地里成熟的瓜居然又能装一担子。香瓜不可能成熟得这么快，经邻居提醒，全家人才想起最近这段时间家里总有两只黄鼠狼出现，相互追逐为戏。因此，大家都认定香瓜的神奇丰产是这两位被称为财神爷的“黄爷”在行法力呢。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李慰祖记录下来的乡民讲的一件事情。这里的“黄爷”，就是华北地区很通行的“四大门”信仰中的黄鼠狼。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有知道“四大门”的了，但直至五六十年前，它还是汉族尤其是北方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谓“四大门”，是民间对狐狸（胡门）、黄鼠狼（黄门）、刺猬（白门）和蛇（柳门或常门）四种动物的总称（也有的地方称为“五大门”或“五大仙”，即在四大门之外又加上了灰门老鼠）。“四大门”信仰则是指人们相信这几种动物具有特别的灵性和神力，能够影响个人福祸、家道兴衰以及其他世间事务，因此通过种种方式供奉这些动物或者与之交流沟通。四大门的信仰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果相承的内容。第一，只有某些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具有神异的能力，它们之所以神异，是因为经过了修行。修行越深，神力就越强。其修行的主要方式就是采天地之精华和人之精气。人们认为，夜晚在野地里看到的低空中的团团火光，就是狐狸们在吐丹修行。第二，四大门的神异能力主要体现在它们能够影响人间事务。比如它们能作祟使人生病，也能用点“炉药”（香灰）就使人沉疴顿消；它们能将东家的粮食什物搬到西家，甚至能改变一个家庭兴衰的运道；它们还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调停家庭矛盾，指示生活疑难。第三，四大门在人间显现、活动的方式或者是以动物本形（但也与平常的动物的形象有所不同），或者以变幻成的人形，比如狐狸、刺猬经常会化作老头儿的形象，黄鼠狼则常化作小孩儿形象。但最常见的是，它们通过“附体”于人而发挥其神力。那些被附体之人，往往因此被看做某种四大门动物的代理人，被称为“香头”、“香道”，平时以某“大仙”的名义发挥影响人间事务的能力。四大门的信仰内容包含了一些民间信仰的基本母题。比如修行的观念，某物（包括动物、植物甚至石头等非生命物）通过吸收天地精气而具有神异能力，白娘子、千年人参精、石头里蹦出的孙大圣，都是这类例子。另外，“神灵附体”也是个很久远的观念，因这种观念，就出现了作为沟通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的中介者角色，从古代的巫觋到至今民间还存在的“神汉”、“神婆”、乩童，以及四大门信仰中的“香头”，都属于这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类近似职业化的“神媒”或曰“灵媒”在人们生活中担任着很重要的社会角色。四大门信仰所体现的人们关于灵异世界的观念，以及与其交往的实践，颇有不同于正式宗教信仰的耐人寻味之处，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民间信仰的特点。与人们发生关系的四大门动物一般只是活跃于当地社区，并且一般来说，它们只是在某一地界内是灵验的。人们去求香的某个“坛口”，其坛仙“三姑姑”、“翠花姑娘”、“老神仙”、“大老爷子”等，都是当地大家熟知的某个具体的四大门动物；而各家“财神楼”里敬着的小动物们，更是具体针对出入于本家户的某动物的。这些动物活动于村落区域，成为熟人社会的一部分，熟悉当地各个家庭及其事务，因此也能解决人们的各种具体事务。这种社区性信仰与普遍性信仰（如关帝信仰、观音信仰）之间的差别，在李慰祖的记录中，乡民是这样表述的，“普天之下‘关帝’只有一个，焉能分身住在各庙中？”天下之大，所求之人那么多，只己一身的关帝或观音如何顾得过来、如何能有求必应？所以，还不如身边的狐爷、黄仙来得灵验呢！另一方面，人们根据“人神一理”的原则，认为灵异世界与世俗社会是类似的。比如这些动物神仙们也有老小家口，也会同伴聚在一起饮酒猜拳享乐；在它们的世界里，也有等级的上下之分（例如妙峰山上的四大门就比村里的四大门地位要高）、所司事务的职业之分（例如男患者由男“坛仙”医治，女患者由女坛仙医治）。有意思的是，这种等级与世俗社会的等级是相通的，比如只活跃于某社区的狐爷、常爷，要是遇到了人间的王爷及大官儿，也就气势顿失，不能灵验了。这样，那个灵异世界就转换成了既带有几分神秘感，又是人们熟悉的乡土社会之一部分了（这倒与四大门动物既是野生小动物，又常出入于农家的属性比较相似）。由此也就形成了人们与灵异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以人际交往的经验和规矩与神、鬼和神异的动物们交往。因此一方面，人们对四大门动物多带有敬畏之情——猎人如遇到它们是不敢打的；家户的草垛下若有窝刺猬，那也是不敢惊动的；还有的人家要在院子角落，砌起座小小的“财神楼”，供它们居住。另一方面，人们对四大门又不是单向的供奉和崇拜，而是具有双向的交互性。这种交往中既有敬畏，也有威吓；既会通过尊敬和供奉得到这些灵异动物的回报，也会通过强力或威胁来压制这些动物们不敢作祟于己。周星教授曾记录了河北一带人们关于“屁打狐”的说法。当地流传说这种神奇的小狐狸最喜欢把这家的东西搬到那家。每到大年初一，五更煮饺子时，不少农户说，他们揭开锅盖时，发现刚才下到锅里的饺子全都没了。大家认定这是“屁打狐”干的。通常这时，主人就把锅盖一摔，破口大骂。等再揭开锅盖时，饺子又有了。因为“屁打狐”怕骂，又把饺子给送回来了。这一说法就很能体现出人与四大门动物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交互关系中带有的亲切感。我们在民间对鬼、城隍、土地公等神异对象的信仰实践中都能辨识出这种特征。很难将“四大门”信仰归于儒道释哪种正式的宗教。这类被称为民俗宗教的观念和实践很是草根与乡土，它没有系统的神谱体系，没有专门的宗教仪式和神职人员，没有系统的文献记录——也就是说，这种信仰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块特定的神圣时空领域，而是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从而体现出人类学家杨庆堃所说的“弥散性”的特征。如果可以将世界区分为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两种存在形式的话，那么目前我们的世道，的确是个去圣化（或者说去魅化）的时代了。但我时常怀想那个万物都能相互交通的时代，不只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就连身边的小动物们，也在看着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