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世界第二”倒逼“保护第一”

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此前，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土司遗址，作为我国2015年申报项目，提交本次大会审议。（7月5日《新京报》）

继“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自豪的喜讯。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遗产数量第二，并不代表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居世界前列。恰恰相反，一些地方，特别是著名景区，在申遗成功后，走进了“重创收轻保护”的怪圈。比如，2008年“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功，为此狂砸10个亿。为了尽快收回“血本”，只能靠大幅提高门票价格，在游客身上“吸血”。至于对景区保护和维护，下一步持续的交通、道路等硬件设施建设，人员培训、服务方式等软实力的提升，就难以为继了。

由于申遗过于功利，一些地方不是对文化遗产实施更有效的保护，而是进行破坏性的开发。比如，2013年1月9日，我国的三大著名景区收到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特殊“惩罚”——给予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黄牌警告，要求其在“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等方面整改。特别是，早在1998年，作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张家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亮出了黄牌警告。为保住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招牌，张家界将景区内近34万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拆除，花费了10亿元人民币，可以说交了一笔沉痛的学费。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世界遗产地的利用必须确保生态或文化的可持续性，确保利用不会对遗产地的杰出价值、完整性或真实性产生有害影响。这些文化遗产是具有与一般经济性资源不同的特殊性，不是商品和旅游广告，而是启迪民智的钥匙。也就是说，信守世界遗产承诺不搞过度开发，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也理应成为遗产所在地政府的共识。

国外的地质公园在科普方面做得很好。例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英国的“新森林”公园等，自然性的保持状况良好，专业讲解也比较到位，宣传手册中也很注重科普性的知识。这些都值得我国的地质公园学习和借鉴。特别是英国，2008年就曾宣布，由于申遗后维护和修葺的费用远远大于其带来的旅游效益，将停止申请加入世界历史遗产名录的工作。因此，申遗我们要学学英国人的理性，把有限的资金花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刀刃上。

换言之，文化遗产“世界第二”，倒逼“保护第一”。 首先，申遗应走出“重创收轻保护”的怪圈。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申遗的终极目的。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申遗为旅游、为开发的功利思想，找准保护文化遗产的正确思路。比如，景区应重在教育和休闲，着手管理创新、科普教材的通俗化编印、加大导游培训等。用不遗余力的保护和传承，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