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朝禹会”有什么文化传统？

《国语·周语下》中说大禹“疏川导滞”。他顺应水性的治水方略，是运用原始道家思想成功地治国理事的典范，因此，道教一直视大禹为远祖，尊奉大禹为“三官”（天官、地官、水官）中的“水官”。“禹步”则成为道教在祷神仪礼中独特的步法，而禹神旁边也常常增设道教著名人物吕洞宾等人的塑像。

安徽省怀远县的涂山庙会，是淮河流域传承大禹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一个生动载体。据嘉庆《怀远县志·祠祭志》记载：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南征英布，登涂山而问古，命其子立启庙以镇荆山，立禹庙以镇涂山。禹庙（又称禹王宫、涂山祠）神龛从此便供奉着大禹神位。近年来，关于“禹墟”的考古发现，更验证了这个说法。“禹墟”位于蚌埠市禹会区禹会村，距离怀远涂山仅六七公里。目前，完成的四次发掘，面积超过了一万平方米，规模惊人，很多发掘成果都说明这里曾是大型祭祀性遗址，进一步验证了禹会诸侯于怀远涂山的说法。而在道教广泛传播之后，大禹文化和道教文化就结合在一起，在怀远涂山庙会上自然传衍。

以涂山庙会中的“朝禹会”（另有“祭祀会”，定在大禹生日农历六月初六；“登高会”，以农历九月初九来纪念涂山氏咏“南音之始”即“候人兮猗”）为例，古代是三天会期，这一祭祀仪式是为纪念“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见《左传·哀公七年》）而设，其祭奠方式、内容，表现的就是淮畔民众对于禹会诸侯于涂山的集体记忆。“朝禹会”开周朝“功成作乐”之先河，是一种英雄崇拜，更是一种群体性的盛会。这些保留在淮畔民众的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中的内容，通过“朝禹会”的周期性艺术叙事——如“千般锣鼓万班灯”的花鼓灯展演等形式——得到自然传衍；或者说，是以“一种活的文化传统”来印证历史上的“精彩瞬间”。正因为此，“朝禹会”始终指涉淮畔民众对禹神的敬拜，以及推崇道教的宗教情怀。

在从前，灯班“赶庙会”有隆重的祭祀仪式，在灯头（花鼓灯灯班的组织者）的带领下，艺人们挑着香盒（或箱子或篮子，里面装有进贡禹神与道家诸神的物品），先到山上燃放爆竹，到禹王宫后再由道士引路前去进香。叩头之后，唱敬神的灯歌，然后，边打锣鼓边下山准备玩灯。如果在山路上与其他灯班相遇了（在平时则“抵灯”竞演活动必然发生），下山的灯班要先煞住锣鼓，让出道路，请上山的灯班先走。表示自己已敬过神，让别人前去敬神的虔诚观念。

世事的变迁，消退了太多历史的痕迹。现在的花鼓灯班赶赴“朝禹会”情状，有一些差别，没有了朝拜诸神的程序，到了山下便即刻展演。从本质上说，这样周期性、共荣性艺术表演是与道家贵己、重生、乐生的生命意识和世俗精神一脉相传的，同时也使得久远而精深的大禹文化在道家文化的世俗娱人情态中能够为普通民众充分体认。但是，这种简化了的会仪，毕竟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大禹文化和道教文化，失去了“朝禹会”的文化原点和源头。而隐去了大禹文化和道教文化在其中的独特地位，是不利于涂山庙会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

伴随着“禹墟”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成果的不断呈现，出现了“文化遗产对”的概念，即，把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远涂山庙会会仪，与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禹墟”的考古文物发现两相对举、结成一对，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朝禹会”“具有作为一种活的文化传统之唯一见证的价值”（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有了这些考古发现，传承至今的“朝禹会”甚至怀远涂山庙会在文化上才有所附丽。

“朝禹会”结对“禹墟”考古发现，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必要。实际上，两两结对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启发、推动作用，文化源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如同高原冰雪和细流对于江河一样不可或缺。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文化原点、源头，就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在其衍生、发展过程中始终对应、固守它的文化之根，就会被文化播布区的民众普遍认同，并能获得永续发展的动力源。否则，便会经散纬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朝禹会”作为活态的文物与“禹墟”的固态文物结成“文化遗产对”，对涂山庙会文化是固本守根的保护策略，同时对“禹墟”考古文物价值科学合理地开掘和利用，以及大禹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充分彰显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