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昏侯墓看西汉钱袋子管理
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看,我们可知刘贺聚敛之巨。身处嫌疑之身,在霍光和宣帝的高度监视之下,还能积累这么多财物,形象地展示了他奢靡任性的一面。在此前西汉高级墓葬中曾多次发现金缕玉衣,而这次海昏侯墓中却发现包金的丝缕琉璃被。琉璃在当时比玉还珍贵。还有金饼、金板、大小马蹄金、麟趾金总重量超过80公斤,五铢钱10余吨数百万枚。其中也包括了刘贺做27天皇帝时擅自征发的。太后和霍光在废黜他后,特别准许将这些财物都让他带走。这次出土还发现了铸钱石范。有专家认为,刘贺还有可能私自铸钱。
竹简、木牍、编钟、编磬、雁鱼灯、孔子屏风、巨量的黄金和铜钱……随着海昏侯墓数以万计的文物出土,两千多年前的“三无”(无年号、无庙号、无谥号)废帝似乎穿越到了当下,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焦点人物。
让我们回到文献记载。公元前74年,汉昭帝病逝,没有子嗣。辅政大臣霍光与群臣商议,迎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在位仅27天后,霍光又与群臣商议废掉了他的帝位。刘贺被废为王,后再被降黜为海昏侯。一些人认为霍光是为了独揽权柄,是权力斗争,刘贺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仅做了27天皇帝的18岁少年天子真就威胁到霍光的权位了吗,需要这么快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除之而后快吗?当时的皇帝可是天下至尊,有着“君权神授”的外衣,所谓“父天母地,为天之子”。就是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霍光是怎样的一个人?《汉书·霍光传》称其“入侍(汉武帝)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霍光因小心谨慎,被汉武帝临终以社稷相托。是什么促使小心谨慎的霍光非换掉刘贺不可呢?《通鉴》载当时诸臣联名奏刘贺的罪状是“乱汉制度”。
在古代国家宪制体制中,皇帝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专制者,更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科层化精英官僚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要件,是制度的一部分,也受到国家宪制体制的约束。继海昏侯为帝的汉宣帝就曾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叹息称“乱我家者,太子也”,并欲更换太子。可见“乱汉制度”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是关系废立的。
那么,海昏侯乱了汉家哪条制度呢?诸臣奏本称“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现在不少人解读为做了1127件坏事,认为这在27天里是不可能的,是霍光构陷之词。但是我们认真读文本,就可知道1127件实际上就是一件,就是——“持节诏诸官署征发”,也就是不遵守国家财政制度,不按照固定程序直接向官署征发。
对皇帝手诏的限制是古代宪制体制理性运行的基础,皇帝的任何命令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起草和发布。“凡”在古汉语里是总共的意思,就是刘贺擅自征发一共1127次。这包括从国库支取黄金千金、铜钱、刀剑、玉器、采缯等,赏赐从封地带来的两百多随从,私自出宫购买物品、召乐人入宫玩乐等。
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看,我们可知刘贺聚敛之巨。身处嫌疑之身,在霍光和宣帝的高度监视之下,还能积累这么多财物,形象地展示了他奢靡任性的一面。在此前西汉高级墓葬中曾多次发现金缕玉衣,而这次海昏侯墓中却发现包金的丝缕琉璃被。琉璃在当时比玉还珍贵。还有金饼、金板、大小马蹄金、麟趾金总重量超过80公斤,五铢钱10余吨数百万枚。其中也包括了刘贺做27天皇帝时擅自征发的。太后和霍光在废黜他后,特别准许将这些财物都让他带走。这次出土还发现了铸钱石范。有专家认为,刘贺还有可能私自铸钱。
汉初统治者,对于秦始皇过度征发民力导致迅速崩溃很是警惕,提出“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减轻赋税力役,并对各种征发在制度上进行节制。汉文帝给皇帝在财政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是“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强调不能“以私害公”。汉武帝时期因对匈奴战争出现财政危机,启动一系列财政改革,但基本原则还是通过盐铁官营等措施做到“民不益赋(增加税收)而天下用饶”。当然最终还是“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的情况,汉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向人民认罪,保证今后要“务在禁苛暴,止擅赋”,表示要与民更始,发展生产。在遗诏里,他还告诫继承人“谨视皇天之嗣,加增朕在,善遇百姓,赋敛以理”。
霍光主政后,极力推动治国方针重新回到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不仅多次减轻赋役,还多次求各地官吏“勿行苛政”,严禁“擅兴徭役”。霍光也很注意对皇帝的培养,选择贤臣教导昭帝,以“平成(培养)帝德”。好不容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
刘贺即位后,立即表现出荒淫无度的奢靡之风,并绕开财政部门直接“诏诸官署征发”,引起了霍光的震惊。霍光害怕刘贺的作为会毁掉他好不容易稳定的局面,改变“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认为刘贺“行昏乱,恐危社稷”,所以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废立。
破坏财政制度,随意增加赋税和征发民力,在当时应是很大的罪行。即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被迫下罪己诏。在刘贺被废后,也有一些官吏因这样的罪名受到惩处。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因财政困难,奏请增加税收。成帝指责他破坏制度:“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意思是导致用度不足,还要增加人民赋税。翟方进被迫自杀以谢天下。元帝时,以“凿壁偷光”扬名的丞相匡衡因“计簿已定而背立法制”,就是在国家收支计划确定后,他却擅自改变,被免为庶人。此外,成帝时的丞相薛宣等人也都因“赋敛无度”“下吏妄赋”等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可知,当时在制度之外,擅自征发是很重的罪责。刘贺被废黜帝位之后,也自承“愚戆不任汉事”。
废掉刘贺后,霍光与群臣选择新帝就特别重视德行。曾流落民间,知民疾苦的刘询因“操行节俭、慈仁而爱”被推举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与海昏侯形成鲜明对比,在任期间节俭好学、奉行“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一方面整饬吏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严格上计制度,一方面以休养生息为国策,注重民生,减免赋税徭役,使西汉中后期出现了难得的经济繁盛、社会和谐局面——《汉书》称“孝宣中兴”。有古代史学家认为,霍光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西汉覆灭的危机。
在一般人想象中,皇帝大概是为所欲为的,但事实上其为各种制度所制约。宋太祖曾对左右抱怨“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感叹“为君之难”。正是有着天道、礼治和制度等各种制约,中国古代专制体制才得以延续,但传统的宪制体制对君主的约束毕竟有限,遇到“太任性”的皇帝,往往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就只能戈矛博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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