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芮城】永乐飞彩篇

现在，黄河东岸的接力棒该由永济向芮城交接了。交棒的是长旺村，接棒的是匼河村。其实早在之前隔一个章节的《血色长河》中，就草蛇灰线地埋下了这两个村庄的伏笔。两村都以敢在正月仅着短裤头巾赤身背负冰块碾盘铡刀以示强悍的“背冰”社火而赚得声名，从而让儒雅的蒲州有了“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刚毅洒脱，把门户撑得更为硬朗。

中条山南夹于黄河间的狭长地带，河道虽较少有改，但区划却时时迁变。今年你可能还在纠结你到底是平陆人、芮城人抑或是永乐人，那么后年你就会更深陷于晋人还是豫人的困惑。自汉以来，该区域行政区划较大的变动多达三十余次，直到1958年11月10日，永济山南三个人民公社划归芮城，才大体固定为现今的区域框架。所以，直到今天，平、芮二县的老百姓间还常说是一县人；而县东县西人在很

多时候却显得泾渭分明。乡关依旧在，归属最伤情，这几十次的变动，哪一次都不会让芮城缺席，这或许便是芮城人“言事难及细致，从来只说概略”的性格密码？名不正则言不顺，说不清你还爱乱问，况

且你问的这些些又干卿何事？胡应付一下你去逑！

不知是嫌短拿不出手，还是变来变去难讲清，芮城老版县志均未言及黄河过境流长。但1994版的新县志不仅给出了答案而且还讲得够清：自匼河南流至凤凰咀，直角折东，经枣树巷弯向北至大沟南，东流进入平陆县洪阳，环流边境80.3公里，沿途计12条沟涧出山入河。

小涧水都交代得这么清晰，应该是有深意的。那么，我们不妨费点笔墨先来关照一下它们。

从西往东说，先是一条安家涧，长12.7公里，在匼河村北西入黄河；再就是田峪涧、阳祖涧、东焦涧、江口涧，再偏东一点，是饮马泉涧和临泉涧，再东越孙家涧、寒谷涧，便是永乐涧。其下稍大的涧水还有大王镇的白龙涧、葡萄涧，陌南镇的恭水涧、洪沟涧、浢水涧。

单纯从现在的名字看，我们看不出这些涧水有什么文化含量，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安家涧应当便是雷水或雷泽，饮马泉涧、临河涧更古的名字叫做妫水和汭水，而永乐涧又极有可能便是出自“渠潴

之山”的“渠潴之水”，你又会作何感想呢？这些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中的古老名称，如此集中齐整地排列于我们眼前，你即便不愿意为之感到骄傲，也一定会由衷地生发惊叹！

地名往往是对一地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之赋予，客观上具有描写自然景观、记叙人文历史、寓托思想感情的功能，那么这些山沟溪涧间撒落的这一个一个小村，又会让我们联想到些什么呢？

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再罗列一下它们的名字——这一带极其平常甚至很不起眼的村落：窑上、上田、尧村、东尧、西尧、王坪、侯封、华望、古贤、东历山、西历山、见帝。

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清代诗书大家吴雯一定惦出了这块土地的分量及含量。永乐涧周边，清流绕径，桃李夹溪，翠竹盈列，烟霞染空，南掬一河帆影，北枕漫山树花，“人比之武陵源”。这两位大才巨擘，一个移家永乐，长住三年，自探典籍，敦实学识；另一个干脆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奉母携弟举家迁临，还赋诗向友人力推永乐之宜居：

自卜条南旧隐居，明星玉女对摊书。

门前万里昆仑水，千点桃花尺半鱼。

但永乐最具权威性的代表还是土生土长的吕岩吕洞宾。

吕岩，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生于招贤里水竹墟，曾祖曾做过河东节度使，祖父授礼部侍郎，父亲也官至海州刺史。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的吕岩虽聪慧过人，过目成诵出口成章，却时运不济，64岁才中进士，做过江西浔阳的县令。短暂的仕途之后，自觉无望的吕岩即弃官从道，成为对道教之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被后世尊崇为全真教师祖。

在民间传说中，吕洞宾被奉为八仙之首，但现实中的吕洞宾，准确讲应是唐朝末年的道学家、医学家、养生学家及书法家，从励志角度出发，他亦是大器晚成的典范。

作为新兴道教的思想领袖，吕洞宾一改传统道教丹铅黄白之术，主张以自己身体为丹炉，以自身的精气神为药物整体修炼，他甚至进一步指出道德修养在修炼中的巨大作用，要求人们弃恶、扬善、改过，保持天真自然的本性。

在吕洞宾“性命双修”的思想基础上，宋代咸阳大魏村人王重阳顺应潮流创立了具有完整意义教制的新道派全真教，在黄河南北卓有影响，声名显赫。金元时期的社会动荡，促使全真教迅猛发展，走向鼎盛。与此同时，蒙元势力日强，逐步扩张到北方和中原广大区域。政治与宗教此时此际最容易达成一种默契，政治需要借助宗教来影响民众，进而实现统辖并巩固政权；而宗教亦想依附政治这驾马车，走得更顺跑得更远。全真教高层与元朝统治者之间经过前后数次接触，终达成意向开始了全面的合作。

道教祖庭永乐宫便是这种合作的直接产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元朝，我们今天很可能就会与这座被人们誉为“东方画廊”的艺术宝库失之交臂。

吕祖仙逝后，乡贤即在其故宅建吕公祠以祀；继而又扩为道观，有了日常性的布道活动。1231年，吕公祠毁于大火，经全真教首领提请，元太宗敕令“升观为宫”，晋封真人吕洞宾为“天尊”，同时着派专人修造“大纯阳万寿宫”。

这项元朝时期的国家重点工程于1247年正式动工，一路伴随着元代的兴盛乃至覆灭，工期长达110年之久。当绘制重阳殿壁画的民间画师描完最后一抹色彩，历史的车轮已碾进了明洪武年。

除洛阳勾山画师马君祥及其子弟、门人，襄汾画师朱好古及其门人，更多的木匠、瓦工、石匠、雕工、塑匠、画工都没能在这件瑰丽的作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姓。而他们中间一些人，穷其一生，也可能只拥有这一件作品。更或许，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迫于生计，只是认真做了自己的份内，且领到了应得的酬劳，从不曾想过什么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但他们却真真切切创造了世界，留下了精品。宫内曾有石碑载文：“当其时，名挂天府，奉敕建宫。鲁班匠手，道子画工。”得如此评价，亦不负此生了。

永乐宫，中国建筑艺术的奇葩，园林艺术的典范，造型艺术的样板，更是壁画艺术的极点！

兴亡存废本是历史的铁律，代表着一种必然，但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却常常意味着还有峰回路转的重大拐点。三门峡水库的兴建，是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中游发生的最为深刻的事件。按照最初的规划设计，最高水位要达到海拔350米高程，离河岸两公里远的永乐宫海拔大约330米，和前文叙述的蒲州古城一样，都处于淹没范围。相比之下，永乐宫更像是一个幸运儿，它不仅没有像蒲州古城那样被废弃，反而因之更放异彩，又创造出一连串的奇迹来。尽管因为泥沙问题的误判，库区高程后来大大降低，这两片土地最终都免于沉底而露出水面。

此时的永乐宫，已在风霜雨雪中屹立了七百年，人为的、自然的破坏使得梁柱腐朽、殿基下沉。宫里已经没有了宗教活动，镇里逢集赶会，摊贩们就在大殿门前支摊子，墙边有生火的、宰杀的。大殿曾是村里的小学堂，因为满墙的壁画让娃娃们害怕，村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裱了一道假墙遮挡，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壁画的作用。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国家勒紧裤带，批拨了200万元，要将这一文化瑰宝整体搬迁至芮城县城正北两公里的古魏城遗址内。这样的迁建式保护，在我国属首次，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可资遵循借鉴的经验。请来揭搬壁画的洋专家开口就是千万元费用，配套需盖专家楼修柏油路，而且还不敢保证成功。

迁建之事最终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定下了由中国人“自己搞”的方向与思路。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云集黄河岸边，组成了迁建委员会。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专家群体，将带领当地四五百民工为神仙搬家，他们要将这座700年的宫观原封不动、完好无损地再现于20多公里外。

勘查测绘的工作早已于1954年展开,但搬迁所用图纸要更为翔实精准，每一处细节都须顾及，见诸档案；每一步拆卸都须记录，以备日后复原。壁画的临摹，是由文化部直接安排中央美院及华东分院师生结合教学，轮流合作，原状摹绘。从理论上讲，这项工作并不复杂，但师生们心疼这些宝贝生怕因接触而磨损，便舍弃了惯常的贴壁拷贝法，而是先拍照制出幻灯片，再打到临摹画纸上勾描，最后再比照壁画原作进行细部修改。为了尽可能接近原色，买临摹用颜料的老师，居然把北京的颜料店、古董店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正因此，临摹不到一千平方米的壁画竞足足用去7个月时间。

揭取泥皮壁画，是整个工程的难点与核心。永乐宫四座殿内壁画，皆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大家反复讨论试验，最终采用了锯取与拆墙揭取相结合的方法。为最大限度保护壁画利于复原，工人们使用了“不均分”切割法，将壁画切割成341块，原则是按照人物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切，尽量不伤及画面精细处。这样必然加剧了切割难度，以及包装运输上的繁琐。

拆解之后的运输也是个大麻烦，新址旧址间未通公路，整个晋南区政府机关甚至没有一辆可供装运的汽车。途经的村庄集镇便组织村民接力修路，短时间就平整出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运输实验先由小平车开始，十多人就拉一块壁画千谨慎万小心，来回步行近百里，一点一点踩线勘查。这样的实验重复了7次。

直到时任山西省省长卫恒亲自批示，从太原调过来4辆苏产“嘎斯”，效率才大大提高。汽车运输更有详细的工作守则，壁画不能直接放在卡车上，而是上下捆好弹簧，将壁画连包装卡护在弹簧中间；实载时，车胎要放出一部分气，时速应保持在10公里左右。资料显示，仅壁画完成转运又用了整整40天。

每一次搬运，都像是过节，车头前挂着领袖画像，车箱两侧悬着标语，群众夹道迎送敲锣打鼓，迁建委员会负责人亲自随车押运。那情景令当年参与其中的建设者们至今回想起来都激动万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被拆割成一件一件的珍贵文物，在长达8年的拆迁移建中，未发生一起丢失或损坏。

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遇到问题就开“神仙会”集体想办法，晚上收工后在工棚，仍然会点着马灯总结、争论。谁也不会轻易去否定谁，但凡有想法都先做试验让实践事实来说话。工地上为数不多的妇女同志，不仅身兼数职，吃完午饭也要放弃休息，到附近村子打包装用的草绳。就是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博工作者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在填不饱肚子、又不通电的条件下，凭借沿袭了五千年的民族精神，用加工改造过的普通农具、原始工具土法上马，创造了足以彪炳世界建筑史的神话与传奇。这是“小米加步枪历史精彩之处，在于它的不可知、不可逆，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机缘巧合。几乎同时，遥远的非洲，也遭遇了同样的难题。

上世纪50年代末，埃及和苏丹政府决定建造新阿斯旺高坝，许多重要的古建和遗址将葬身水底，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消息瞬时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有51个国家分别作出反应，24个国家的考古学者参与了实地勘察或制订方案，22座庙宇古建最终被原貌迁建至安全地带。阿布辛贝神庙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由瑞典专家拿出切割拆卸重装方案，后移180米，抬升65米。

劫后新生的阿布辛贝神庙以3600万美元的代价赚得“古代和现代双重奇迹”之美誉。这当然是人类为保留共同的文化遗产跨界协作的成功案例。而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举目无援靠单打独斗也同样大获成功！尽管这一份精彩无人喝彩，这一道明媚只是“墙内开花墙内香”，但是，重放异彩的永乐宫终究要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融入世界的怀抱。

1979年7月1日，永乐宫正式对外开放。当各种肤色的国际友人面对这世界美术建筑史上的杰作惊叹不已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迟到的喝彩或许才更见真诚。

近些年来，流行于网络、形形色色所谓的“中国式”，无一不包含着否定与诟病。其实，早在50多年前，永乐宫就以他所经历的传奇，朗声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式气节，什么是中国式勇气，什么又是中国式智慧！

永乐宫的整体成功搬迁，开创了我国大型古代建筑及壁画搬迁保护的先河，是新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它和中国数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道，展示着这个由黄河哺育滋养着的民族，血脉中喷薄涌动着的、舍我其谁的自强与自信！”取得的伟大胜利在文博领域的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