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南北书法风气分合的新探讨

唐宋以来的书法理论著述过于推崇王羲之及其所代表的南派书风，而忽视了王羲之书法之来源的北派，致使北派书法被忽视被湮没，也使得后世对南北书派产生了巨大的误读。事实上，魏晋之际并不是南北书风相分，而恰恰是相合，不论是南方的简札尺牍，还是碑刻，都不是产生于南方，而是受到北方书风的影响。

汉末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历来是书学研究与讨论的焦点，也是难点。之所以说是焦点，乃是因为有一个王羲之存在，之所以有一个王羲之存在，乃是因为有梁武帝和唐太宗两个帝王的推崇。之所以说是难点，是因为这一段历史一直都没有搞得太清楚。所谓的南派与北派之分到底源于何时？北派代表是谁？南派代表是谁？到底是南派影响北派还是北派影响南派？这一时期到底是南北相分还是南北融合？在这两大派里，到底谁学谁？谁传给了谁？谁占主流谁占支流？谁统合了南北？这些一直众说纷纭，迷雾重重。尤其是唐宋以来的书法理论著述过于推崇王羲之及其所代表的南派书风，而忽视了王羲之书法之来源的北派，致使北派书法被忽视被湮没，魏晋书法史更加迷雾重重。

一

好在到了清代，碑学兴起，尤其是自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一出，北派书风重振书坛。“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首先有两个重大突破，他将书法分为碑、帖两大类，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将书法明确分为两大流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南北书派观，可视为地域书风理论创立的标志，这是他对书法史的又一大贡献。”（金丹《阮元与<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金丹认为阮元的理论具有书法历史地理学价值，我认为这个评价基本还是比较客观的。阮元的理论，也得到了康有为等晚清碑学家的首肯。

南方出土的魏晋碑刻，如《谢鲲墓志》就是比较典型的王羲之写碑风格，书体介于隶楷之间，与北碑无异南方出土的魏晋碑刻，如《谢鲲墓志》就是比较典型的王羲之写碑风格，书体介于隶楷之间，与北碑无异不过，对阮元的理论需辩证看待。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贞观、永徽金石可考）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毫无疑问，阮元对重振北派有着重要的开山之功。但阮元恰恰是说反了。魏晋之际，不是南北书风相分离相分隔，而是相融合，甚至本就是一体，只不过是晋唐人书论中，只提南派不提北派，让人以为只有南没有北，而阮元是要扭转这个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但阮元之论又易使人产生新的误区。

阮元说“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颇有意味。其中，阮元所说的南派和北派中，都有钟繇和卫瓘，令人费解。实际是，钟、卫二人本不属南派，都属北派，但钟、卫二人又影响了南派，尤其是影响了王羲之，故后世多将钟、卫归属南派，连阮元也是如此。好在阮元也承认了钟、卫也属北派。但即便如此，阮元之论仍然会引人误解。事实上，魏晋书法原本并非是南北相分，即便是所谓的分，也只是地域之分，但地域之分不必然导致书派书风之分。魏晋之际，南北地域的书风根本不是相分离的，而是相统合的，那么统合的人物是谁呢？是以卫觊、卫瓘、卫铄等为代表的卫氏家族和钟繇。为什么是卫氏家族和钟繇呢？这其中自然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人物王羲之。王羲之生活的南方，简札得以流传，而北朝多碑刻无简札，故北派书法多不名于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南朝书风，或曰南派书风。但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的南派书风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及其王氏书风，也是来源于卫氏和钟繇书风，而卫氏和钟繇又都属北方人（钟繇是河南许昌人，卫氏属山西河东人），只不过是他们影响了生活在南方的王羲之，但不能因此就言其属于南派书风。后人之所以将钟繇书风归属于南派，乃是因为王羲之学钟繇，实际上这是一种机械的理解。据史料记载，钟繇擅长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钟繇书法的亡佚，使得人们对钟繇书法的归属发生了误判。现在我们看到的钟繇书迹是真书，而钟繇真书，被认为影响了王羲之，于是人们就从王羲之的书风来判断钟繇，现存的几种钟繇真书，实际都不是钟繇真迹。钟繇最主要的书体是隶书和分书，钟繇书传自蔡邕，这是典型的中原古法，而非江左风流，自然与南派书风扯不上什么关系。另外，曹魏时期与钟繇并称的是卫觊，卫觊是卫氏家族的先祖，也是卫氏书派的开创者。张怀瓘在《书估》中称卫觊“或奇材见拔，或绝世难求，并庶几右军草书之价”。张氏在《书断》中将卫觊小篆、隶书、章草列入能品，可见其地位之高。魏晋之际，北方书派中，卫派是一大宗，卫派盛于北，钟派盛于南。实际钟、卫都属北派，但后来，钟、卫两派又都影响到了南方书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卫氏书风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在南方，影响了四大家族中的王氏、瘐氏及魏晋高门郗氏；在北方，影响到号称“北方第一名门”的清河崔氏以及陈留江氏。卫夫人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中表亲，故王羲之幼时得亲承卫夫人的教诲。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专设《传卫第八》章，认为“卫觊草体微瘦”，“然此宗之书，自当以筋骨为上”，是此宗的“祖师”，“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所以，魏晋之世，只有钟、卫并称，而不是钟、王并称。钟、王并称实际是抬高了王羲之。没有钟、卫，哪来的王羲之？

二

卫氏家族中对南北书风影响深远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还不是王羲之的授业老师卫夫人，而是卫瓘。卫瓘兼善八分书、篆书及草书。草书学张芝，张怀瓘《书断》有言：“郗愔善众书，虽齐名瘐翼，不可同年，其法皆遵于卫氏。”《北史·崔浩传》载：“崔悦与卢谌，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江式《论书表》说：“臣六世祖（江）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父应元俱受学于卫觊（按晋初时卫觊已卒，江琼应受学于卫瓘）古篆之法……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这不但说明北方崔、江两大世家，均世传卫氏书法，而且南方的王氏、郄氏、庾氏、谢氏等家族书风，皆受卫氏影响。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卫瓘与钟繇确为南北书派之共祖，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再看王羲之身世。众所周知，身为山东琅琊人的王羲之虽然有相当一段时间生活于南方，并随卫夫人学书，但稍长之后，他又北渡长江，在河南的洛阳、许昌等地见到了蔡邕、梁鹄等的碑刻书迹，乃改学碑。这样，不论是王羲之之前学的卫氏、钟氏书风，还是之后学的蔡邕、梁鹄书碑，都属北派。当然，王羲之学北派，不等于他就是北派书风，羲之学北而成南，这是基本可以定论的。可以说王羲之是南派书风的代表人物，但不能因此而遽断王羲之开南派书风，因为，南派书风在王羲之之前其实就已经有端倪了，这个端倪就是卫氏和钟繇！卫氏家族中，直接与王羲之发生书法关系的是卫夫人。卫夫人是女性，再加上她下嫁江州（今江西九江）李氏，成为南方人，所以，卫夫人及其所代表的卫氏家族由此而成为统合南北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于是，我们可以说，钟繇、卫氏、王羲之是统合南北书风的代表，但不仅限于此三者。

卫氏书门的开创者卫觊，擅古文、鸟篆、隶、草，与钟繇书名相当。西晋时，卫氏家族的卫瓘、卫恒父子是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有意味的是，王书流派的传人羊欣说，卫夫人“善钟法”，这样说令人无法理解。因为钟、卫本就属于当时齐名的两派，怎么会卫夫人又学钟繇呢？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卫夫人在家族中资历很浅，她的祖父辈实在名声太高，而且时代已远，她虽然可以学祖父辈书法，但祖父辈书法遗迹未必流传很多，而钟繇书迹可能在卫夫人时代尚有流传，故卫夫人直接学钟繇书迹也是完全可能的。卫夫人的书迹，《淳化阁帖》卷五有正书《急就帖》，经历朝的书论家鉴定，是伪作，不足据，我们只能借助“善钟法”的记载和钟繇的传世书迹来揣摩卫夫人的书风了。

王羲之传钟繇法，固无可疑。王羲之在世时，钟繇书迹当尚存。故王羲之一方面直接学钟繇，另一方面是在卫夫人指导下学。王羲之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直下”。尚分势的钟繇，尚属于北派古法，而到了王羲之，则由尚分势变为了尚圆曲之势。这是由古体向今体转变的一大标志，也是南北书风进一步融合的一大标志。康有为认为钟繇实际也是北派，但钟繇的北派进入东晋之后，又影响到了南派。魏晋更替时间短暂，魏之后紧接着就是晋。魏统治虽在北方，但到了晋，王室很快南渡，统治区域迁移到南方。所以，钟繇书风向南方传递和演变，也是合乎情理的，而王羲之书风呈现南派特色，也是合理的。今人沈尹默也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沈尹默是帖学名家，但他论书也不专主帖，并以王羲之改学碑来作为范例，可见，即使是沈尹默这样的帖学主张者，也没有排斥学碑，甚至也没有否定北派书风。

三

其实，王羲之自己的书论可以作为其学北派书风的更为直接有力的佐证：“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时年五十有三，恐风烛奄及，聊遗于子孙耳。可藏之石室，勿传非其人也。”（《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王羲之渡江北游后，见到了李斯、曹喜等书，在许昌见到了蔡邕、梁鹄书，又在洛阳见到了蔡邕的《三体石经》，并见到了《华岳碑》，方才改变了其早年师法卫夫人的妍媚之风。这段书论虽至今真伪难辨，有说是王羲之自撰的，有说是伪托王羲之的，但不论是否出自王羲之手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王羲之后来改学北派。不能说伪托王羲之的话就一定没有可靠性。伪托王羲之的书论，也要有一定的依据，也要符合王羲之的真实情况。其实，王羲之南派书风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卫夫人到底是南派还是北派，而是因为卫夫人女性的原因，作为女性，卫夫人的书风自然是偏于阴柔和妍媚的。《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显然属于阴柔妍媚书风。也就是说，从魏到晋，卫夫人是魏晋妍媚书风发生转变的关捩点，卫夫人的这一书风转变，直接影响到了王羲之。尽管王羲之后来也学北派书风，但其早年形成的阴柔妍媚书风，已经为其打下深深的烙印了。再加上南朝尚简札不尚碑刻，故王羲之书风偏于妍媚一路而开南朝风流，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将影响了王羲之的卫夫人和钟繇都定为南派，则晋唐以来为王羲之书风所的统治书坛自然就是南派独大了。自唐以后晚清以前，以及建国以后，关于魏晋南北书风的论述，一直就存在一个缺憾，即注重南派，忽视北派，而且强分南北两派，将南北截然对立，而忽视了南北书风的统合。康有为针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就曾明确指出，书法地域有南北之分，但书风书派没有绝对的南北之分。相比之下，康有为的观点更为合理。但我们现在还有两个误解：一是误将魏晋书法史理解为南朝书法史，或帖学书法史，即只承认南派，不承认北派，二是误将帖学书法史理解为二王书法史，三是误将二王书法片面理解为王羲之书法，四是误将统合南北的代表性人物认为是王羲之而非钟繇和卫氏。可以说，在书法上，没有钟繇和卫氏家族，不可能有王氏家族，没有钟繇和卫氏书风，就不可能有王氏书风，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南派书风，更不可能出现阮元所说的南北书风的分派。

四

所幸的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出现，为我们还原了这一面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专辟“传卫”一章，论述卫氏家族及其对书法史的贡献。康有为这是主观臆断吗？是意气之论吗？是个人好恶之言吗？姑且不作判断。我们不妨看看康有为是如何论“传卫”的：

书家之盛，莫如季汉。刘昭、师宜官、张芝、邯郸淳诸人，并辔齐驱，虽中郎洞达，莫或先焉。于是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赜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存（闻人牟准《卫敬侯碑》以为觊书，按闻人魏人致可信据，若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欧阳修以为梁鹄者，不足据）。鸱视虎顾，雄伟冠时。论者乃谓中郎派别有钟鼎，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而后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岂谓能过？梁鹄得法于宜官，非传绪于伯喈。《孔羡》一碑，亦岂能逾《受禅》欤？伯玉、巨山，世传妙笔。伯玉藁书，为简札宗；巨山书势，为书家法。王侍中谓张芝、索靖、韦诞、钟繇、二卫书，无以辨其优劣，惟见其笔力惊异。斯论致公，袁昴、梁武、肩吾、怀瓘、嗣真、吕总诸品，必欲强为甲乙，随意轩轾，滋增妄矣。

康有为这段话讲的是从汉到魏晋的书法流传轨迹，其中，卫氏和钟氏起着两大派别的引领作用。而卫氏家族的领先人物卫觊又与邯郸淳齐名。康有为把魏晋时期的师法脉络理清楚了，王羲之师钟繇，钟繇师韦诞，韦诞师邯郸淳，邯郸淳的古文与卫觊的古文难分伯仲，也就是说，钟繇所师法的这些人物，都是北派，除此之外，康有为所列的上述书家，也都是北派，而只有进入了晋之后，曹魏有的书家才进入了南方。康有为还特别提到了卫氏一门的卫觊、卫瓘、卫恒、卫铄等大书家，认为卫氏一门书法与张芝、索靖、师宜官、韦诞、钟繇等，难分上下，笔力精绝，而袁昂、梁武帝、庾肩吾、张怀瓘、李嗣真、吕总等人论书，一定要强分等第，随意轻重，是不可取的，不过，即使是强分等第，也不能忽略了北派。因为上述书论家所提到的南派书风，无一不传自北派。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于，在东晋尤其是三国以前，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南派书法。因为三国以前的政权，几乎多在北方，北方政权多不及于南方，即便是三国时期的吴国和蜀国的书法碑刻，虽然在地域上属于南方，但在书法流派或书风归属上，却仍属于北派。康有为为此特意提到了处于南方或偏远地区的吴碑、蜀碑和梁碑等“南碑”的笔法来源：

南碑当溯于吴。吴碑四种，篆、分则有《封禅国山》之浑劲无伦，《天发神谶》之奇伟惊世，《谷朗》古厚，而《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四碑皆为篆、隶、真、楷之极，抑亦异矣。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枳杨府君》茂重，为元常正脉，亦体出《谷朗》者，诚非常之瑰宝也。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宋碑《晋丰县造像》《高勾丽故城刻石》，亦高古有异态。齐碑则有《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梁碑则《瘗鹤铭》为贞白之书，最著人间。江宁十八种中，《石阙》之清和朴美。贝义渊书《始兴王碑》则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为异宝。其余若《萧衍之造像》《慧影造像》《石井阑题字》，皆有奇逸。又云阳之《鄱阳王益州军府题记》，下及《绵州造像记》五种。陈碑之《赵和造像记》浑雅绝俗，尤为难得。又《新罗真兴天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异域，裔夷染被汉风，同文伟制，尤称瑰异。南碑存于人间者止此。

在康有为看来，南碑在笔法与书风上与北碑是没有本质差异的，如吴国最有代表性的四碑《封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葛府君碑》，皆是溯源篆分，为隶楷之极则，而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又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等碑如出一辙，只不过由于南碑绝少，故以简札流传甚多，再加上后世出土的南碑又少，而北方不流行简札，故后来者便以为魏晋之世，只有南派书风才最有代表性，而南派书风又只有简札。殊不知，王羲之也写碑，甚至在南京一带出土的碑刻中，如《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等，就是比较典型的王羲之写碑风格，这类南朝墓志，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其实与北碑无异。这些南朝墓志的出土，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兰亭真伪之争拉开了序幕，至今未有定论。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些考古文物的出土，打破了魏晋书法史王羲之一派独大的统治局面。于是，康有为对阮元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康有为认为阮元之所以有此谬误，乃是由于其“所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可为的论。阮元虽然提出了南北书风的问题，也就是重提北派书风，但他以为北派属碑，南派属帖，却有失偏颇。南派虽以帖为主，但《淳化阁帖》中所收张芝、索靖、卫瓘、钟繇等，都不能算是南帖，此数人皆是北方人，且受北派书风影响甚大，而南方也非仅仅属帖，南方各地出土的名碑，所在多有，且与北碑笔法同源。所以，书可以分南北，但未可强以南北分派。即便是以南北分派，但其中源流也需明确：是先有北再有南，由北至南，南派书风受到北派书风的影响。魏晋之前，没有南派，魏晋之时，书法才由北方传到南方，但南方书风仍然属于北派体系。魏晋之际，并不是南北书风相分，而恰恰是相合，所谓的相分，乃是由于晋唐书论有意无意忽视北派书风的缘故，而且，唐宋以来的书法史，片面地尊崇南派，故即便是言南北相分，也并非是魏晋之际，而是唐宋以后。但这种分，并非是客观之分，而是人为主观之分。阮元的“书分南北论”，既纠正了过去的错误，但也可能让人产生新的认识误区。

五

有人以魏晋时期，南方盛行简札之风，而认为独立存在一个南方书派，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所谓简札，就是尺牍，也即写在小纸条上写的书法，也可以叫小便条、书信等。那么这种书风是否是魏晋之际在南方单独流行的呢？不可否认，魏晋之际，南方确实大量盛行简札尺牍，文人雅尚风流。但之前就没有这种简札尺牍吗？当然有。至少从张芝时代开始，就有简札尺牍流行了。张芝、钟繇时代，纸张就已经很流行了。东汉时的书写材料是简牍、纸张、绢帛和碑刻四者兼有，当然，仍以简牍为主，刻碑是属于二度创作，绢帛十分昂贵，不大常用，纸张那时已经大量产生，但还比较粗糙。但到了东汉末，人们在纸张上书写已经十分常见了，如果不考虑简牍，那么，钟、张等人大量的书作不是碑刻，而应该是以尺牍书写的书信函告奏文等，纸张在西汉时就已经产生了，但在东汉末时才大量使用，而只有到了魏晋之际，纸张才真正大量适用于文人书信，王羲之就是其中代表。正因如此，以宣纸书写的书信才被大量流传下来，这是二王书风盛行的原因之一，也是南朝书风流行的原因之一，但这给了后人一个错觉：即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派书风取代了北派书风，从而占据了整个魏晋时期。问题是，即便是存在所谓的南派书风，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钟、张时代的书风，就已经有简札之风了，这是魏晋尺牍书风的发轫。或者说，简札之风，流行于南方，但最初不产生于南方，南派书风，也不完全等同于简札，除了简札尺牍，也有数量不菲的碑刻，王羲之书风，除了简札尺牍，还有碑刻，不能以今未见王羲之碑刻而否认其碑刻书法的存在。不论是南方的简札尺牍，还是碑刻，都不是产生于南方，而是受到北方书风的影响。

之所以会造成崇南而抑北的误读，乃是因为“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钟繇获得盛名，主要是因为二王所师之缘故。再加上王、庾论书，又“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传卫第八》）由于晋唐书论的这种选择性记载，导致了北派书法的被忽视，也使得后世对南北书派产生了巨大的误读。尤其是唐宋之际，除了欧阳修等少数金石学家注意到了北派书法之外，几乎都对之一律漠视。“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康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数百年，所传者皆碑，而无一纸流传，用唐太宗之语而尽摈弃北人，是很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