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徽墨？鉴别徽墨的方法

水墨画是我们中国的国画，我们看大师作画的时候，就简单的几笔，但表现出来的意境不一般。一幅好作品，要求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材料上面，有精挑细选才可以，因为这关系到作品的好坏。

鉴别一块徽墨的好坏，除了看其制作图案是否精美，涂金之色是否纯正以外，还可以从辨色、听音、观形三个方面来鉴别。辨色就是辨别墨的色泽，以紫色为最好，墨色次之，青色最差。听声就是听墨在桌上轻轻叩放时，发出的声音，以清脆音亮为好，重蜀不清为差。观形就是看墨的外形，以挺直、干燥为好，弯曲、霉湿为差。

发展历史徽墨唐代徽州制墨的肇始时间当不迟于唐，这可从祁门县1978年从唐墓中出土的“文府”墨得到佐证。该墨在地下经历千余年而不败，足见其质地之佳。因墨面有“文府”二字，故人称“文府”墨。残墨长8.3厘米、宽2.7厘米、厚1厘米，今珍藏于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徽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不迟于唐末。唐朝末年，奚超至歙州，见歙地多黄山松、且质优，新安江流域的水质又好，故留此重操旧业。其子廷珪，更是有心，见当地穆姓墨工所制之墨颇具特色，便虚心求教、潜心揣摩。他们改进了捣烟、和胶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被人誉为“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召奚廷珪为墨务官，赐给“国姓”，因此，奚廷珪又称李廷珪。于是，奚氏全家一变而为李氏，成为千古美谈。从此李墨名满天下，其墨被誉为“天下第一品”，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因之，李廷珪成为古今墨家的宗师。李廷珪所制的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据记载，北宋书法家、文字学家徐铉，幼时曾得一锭李墨，与其弟徐锴共同研磨习字，“日写五千”，也整整用了十年。更令人赞美的是，磨过的墨，其边有刃，兄弟俩还常用它来裁纸。可见，李墨除了配料精良，在制作时是尤重捶打砸实，故其墨耐磨耐用，能裁纸。又据《遁斋闲览》记载：“（大中）祥符中（1008-1016），治昭应宫，用廷珪墨为染饰，有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逾年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可见，李墨之质地确实有异于常墨。南唐时名家还有朱逢，他是歙县人。李墨虽被南唐后主李煜所赏识，但同属南唐的宠臣、名宦韩熙载却垂爱于朱逢。他把朱逢请到书馆旁烧烟制墨，名其作坊为“化松堂”，名其墨为“云中子”、“麝香月”。可见朱墨也不亚于李墨。李廷珪之弟廷宽，廷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及孙惟庆，也业墨，都是名墨工；惟庆还继续任过墨务官。自李廷珪被李煜封官赐姓后，徽州的墨工更重制墨技艺，因而历代都产生过一批批着名的墨工。

徽墨宋代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了统一。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又重新繁荣起来。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印刷术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尤其是宋室南渡后，徽州的制墨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达官显贵、名门望族聚集江南，首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文人墨客的南下，又促成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每年临安的科举考试更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场。这时的徽州地区，制墨业已步入“家传户习”的繁荣普及阶段，仅官府每年就要向朝廷进贡“大龙凤墨千斤”，而要满足文人墨客、莘莘学子的用墨则要逾万。到了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时，“徽墨”之名便正式诞生并迅速风靡南宋都城临安，“徽墨”遂成了墨的代名词，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宋代徽州的制墨业“流派纷呈，名工辈出”。黟县的张遇、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吴滋等等，都是十到十一世纪徽州制墨业的着名人物。张遇，黟县人，他是油烟墨的创始者，以制“供御墨”而闻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称为“龙香剂”，其配方一直相传至今，成为墨中极品。“张墨”为历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宝。其子张谷、孙张处厚都是一代名墨工。沈桂以松脂、漆滓烧得极黑的烟，名为漆烟，人称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他是漆烟墨的创始者。吴磁所造之墨的妙处在于“滓不留砚”，曾得宋孝宗犒赏缗钱两万的奖励。风靡一时的制墨高手潘谷，被世人誉为“墨仙”。他制的“松丸”、“狻猊”等墨品，具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的优点，被称为“墨中神品”。他因嗜酒而不幸落水溺死，苏东坡深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悼亡诗。此诗一直相传至今。宋代制墨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油烟墨的创立，开辟了中国制墨业的新领域。千百年来，制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被砍伐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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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巨着《梦溪笔谈》中曾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面对松树大量砍伐，墨源严重枯竭，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桐油烟便应运而生。第二，制墨从业人员众多，名家辈出。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百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叶茂实等是其代表。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工艺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制墨遗产。第三，达官贵人及文人墨客与制墨工匠切搓技艺，促进了制墨技艺的发展。宋徽宗虽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名传千古。他喜欢墨又懂制墨，还亲自实践，推动了制墨业的发展。北宋大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制墨爱好者，此外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有过参与制墨的经历。文人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制墨技术的发展。第四，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并出现了藏墨制墨的着作。又因墨中添加药物，人们在实用中发现了墨的药用功能，“徽墨家族”便有了药墨一员，药墨遂成为居家常备的非处方药品之一。

徽墨元代元朝，因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南人”备受歧视，因此，在科举与文化方面受到限制；加之元代的工匠已沦为奴隶，个人根本没有出人头地与扬名的可能，故制墨名家寥若晨星，制墨业也远不如宋代，徽墨业处于一个低谷。元代墨工中，比较着名的有朱万初、陶得和、潘云谷等人。明代是徽墨业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

徽墨明代明代以南京为陪都，徽州属“京畿”，经济、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尤其是科举考试走向鼎盛后，使徽墨业的生产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就有一百二十多位名家，产品除供应国内，还远销日本、东南亚。徽墨发展到明代，其配方、其制作工艺，大多已定制、已公开。松烟、油烟并举；“桐油烟”、“漆烟”被广泛采用；徽墨普遍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几种贵重原料，使墨的质地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墨家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精工制作和墨面的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的包装、装璜创新上。各种质地、规格的墨品不断涌现，诸多历史画题、名家典故不断化为墨面的雕刻内容。徽墨已从单纯的文房用品、书写材料，进入了“实用兼欣赏”的工艺美术品行列。各制墨名家为了争夺市场，挖空心思，频出新招，所制墨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嘉靖年间的方正、邵格之、罗小华以及万历年间的程君房、方于鲁、汪春元、叶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各树一帜的代表人物。这时期徽墨不仅质量精良，而且墨的图式、墨印的雕刻，也各尽其美，达到历史的新高。如程君房制的“玄元灵气”墨，董其昌赞赏说，“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与程君房同时驰名墨坛的当推方于鲁。方氏精制了一种“九玄三极墨”，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佳品，声誉已经“传九州，达两都，列东壁，陈尚方”。在此期间，富有装饰性的成套丛墨——集锦墨也开始出现。装墨的墨盒也非常精致，有从东南亚进口的楠木、红木等珍贵材料制作的木匣，还有螺甸镶嵌的漆匣。各种制墨的专着也纷纷涌现。竞争促使了徽墨的发展，尤其是印版的雕刻、墨品的装璜，或为名家绘图、或为高手刻版、或为巧手制盒，把制墨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辉煌的时代，使徽墨超越了文房用品的范围。明代很多着名的画家参与了墨式的绘图，着名的刻工参与了墨印的雕刻，其中画家有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等人；雕刻家有黄鏻、黄应泰、黄应道、黄德时、黄德懋等人。这样，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徽墨便形成了歙、休、婺三大派。歙（县）派，因地处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县，历朝贡墨、达官显贵用墨几乎为其包揽，产品端庄儒雅，烟细胶清，重香料、重包装。其代表人物为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方瑞生等。休（宁）派的产品则雅俗共赏，墨品华丽精致，多套墨、丛墨（集锦墨），墨面重彩饰，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其代表人物为汪中山、邵格之、叶玄卿、吴去尘等。婺（源）派则属于普及型墨。婺源人，尤其是詹姓墨工，利用当地盛产松烟的优势，所制墨品大众化，价格低廉，深受百姓与学子的欢迎。因婺墨不见重于文人墨客，故绝少记载。其代表人物主要为詹姓墨工，其中有詹华山、詹文生等。“三大派”，各以自己的优势，分摊了墨业市场的份额，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并垄断了全国的墨业市场。在明代的徽墨大家中当数歙县的程大约（约博），世称“墨妖”。他既讲究墨的配方，又注重墨印的雕刻以及墨品的设计、装璜（匣子），并有《程氏墨苑》行世。其弟程君芳（原名士芳）也制墨，是万历间的高手。他们制的墨，其墨印大多出自徽派着名刻工黄璘、黄应泰之手，因而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程氏墨苑》也出自二黄之手，该书被郑振铎誉为“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见《却中得书记》）。方于鲁是大约的徒弟，歙县岩寺人，曾与程君芳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刊有《方氏墨谱》与程氏抗衡，由是也促成了《程氏墨苑》的问世。方氏还以自己的诗作，参与了这场竞争。商场如战场，显示了明代徽墨业竞争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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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墨清代徽墨发展到清代，先后出现了“四大家”，即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他们都是徽墨业中的一代翘楚。曹素功，歙县岩寺人，名圣臣，字昌言，号素功，清顺治十二年（1655）秀才，十七年（1660）贡生。康熙六年（1667），开始顶承吴叔大的铺子，并将吴的“玄粟斋”改为“艺粟斋”。相传康熙帝南巡时，他献的佳墨颇得赏识，康熙帝特赐“紫玉光”，一时名声大振，紫玉光成了曹墨的第一品牌。他着有《曹氏墨林》。其后裔（长子永锡，孙西侯、雨侯，曾孙阶立、鹤亭，六世孙献淮、尧千、德酬、引泉，七世孙毓东、佑桩，八世孙云崕，九世孙端友……）皆制墨，历经十三代未曾中断。乾隆年间曹素功墨肆迁苏州，咸丰10年再迁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其墨肆与胡开文合并为上海墨厂。汪近圣紧跟其后，以制集锦墨着称；“其雕镂之工，装式之巧，无不备美”，更以他的次子汪惟高应诏入清廷内务府教习制墨而名声大振。汪节庵，歙县信行人，名宣礼，字蓉坞。墨肆名“函璞斋”，设在岩寺。清乾隆中期崭露头角，为乾隆、嘉庆年间徽州制墨业的名家。汪节庵墨品常被一些高官大吏选作贡品，有“江南大吏，多献方物。入选之墨，必用汪氏”之说。清代学者阮元评说：“在今名第一者，为节庵汪氏”。其名墨有“兰陵氏书画墨”、“新安大好山水”、“青麟髓”等。“胡开文”是清代四大家中的最后一家，也是徽墨业中集大成的一家，同时又是把徽墨推向世界的第一家。清代制墨业有四大特点：一是把始创于明朝的仿古墨生产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新高。清代的集锦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创历代之最；二是文人自制收藏墨成为雅事和时尚，自制墨的人数、墨种之多，也创历史之最；三是发明了不用研磨的墨汁，堪称中国制墨史上的一次革新；四是精品墨走向世界并获得好评。1915年胡开文后裔制“地球墨”“南极生辉墨”，获得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为中国徽墨争得了荣誉。清代制墨业在咸丰年间、鸦片战争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是由于国内战争、民生凋敝，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制墨所用的漆和桐油被大量掠夺出口，严重阻碍了制墨业的发展。

徽墨民国民国年间，徽墨则在社会动荡和外来书写工具（铅笔、自来水笔、圆珠笔）的冲击下，已处于“风前残烛，瓦上晨霜”的衰微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支持各地墨厂、墨店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六年，分别在屯溪、歙县成立了徽州墨厂和歙县徽墨厂；绩溪县则成立了墨业生产合作社；泾县的文化用品厂稍后也恢复生产徽墨，久负盛名的徽墨获得了新生。广大制墨工人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革新，工艺精益求精，品种日新月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绩溪的制墨业有一快速发展，诞生了以又玄斋为代表的高水平制墨工艺名家。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产，并增添、开发了新的品种。又将墨锭制成各种形态并施以五彩，嵌在锦匣当中，供人们鉴赏珍藏，成为中国又一高雅的工艺美术品。

总结：通过小编的介绍，大家对徽墨有一定的了解吧。徽墨是文化喜欢的东西，因为一块好墨影响着他们作品的好坏，如果说文人也有物质追求，我想他们的追求离不开笔墨纸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