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流派之海上画派
海上画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就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频繁已成为中国的活动特区，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谢礼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质来说，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因此，自古虽也有卖画的记载，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赠，或停留在教书授徒，以求束修的供养，虽然先有郑板桥等人，有类似职业性的主张外，真正以画为职业的事件，上海地区的繁荣，成为此风气的催发者。究其原因，当然是上海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划入外国道商的港口；本身传统文化的承继，如扬州画派的存留，事实上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所以说上海的画风已接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并且颇有现实性的题材，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形式，诸如吉祥意义、道德品评、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绪性的创作，如喜怒哀乐为内涵，这便是海上画派大都以花鸟画为主的主因。因为山水画较不易表现出大富大贵的即兴题意，言及此，这又要检视绘画完成的快慢问题，花鸟画颇具象征性的意义，配合人物画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题材，只要安置妥当，画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山水画虽有简笔画法，毕竟无法草率，因此海上画派的风格趋向民俗性的画作，亦历历可数。当然就绘画发展而言，外延于内敛的充实，当画家感受到仕绅与商业之间有所牵动时，如何引导人情高雅又简明的画法，是促成画风的主因。
基于上述的理由，可从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几点特点。
一、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二、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三、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
四、强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类画作出现，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现出此画作其来有自，已开始有形式化的趋向。
除了这些特点外，画家的作画数量也有大量生产的趋势，至今尚能检视的海上画派的画作，恐仍无法估计。
就比较常被讨论的画家，依其画风可略提几位代表性的画家，以为进一步深层研究的参考。
在此可分为：
一、民间画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师法白阳山人，尤有简逸之笔；张熊z花卉册1872{，工花卉，画风保守，晚年作没骨、水墨淋漓，用色艳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礼，习花卉，取径新罗、陈老莲、恽南田等人，弟子有朱、任伯年等人；任熊，构图奇特、变化多样，善人物、花鸟等，与任熏、任颐、任预等人被称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初学张熊花鸟，后师承王礼，从其学者亦多；钱慧安以人物画为多，花卉次之，从其学者亦众；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师其兄任熊之笔法：吴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鸟等为专长；任颐，花鸟、人物走兽均佳，画风更近民间现实精神。此一派风格，延续在中上层社会中，所传承之美学理念，除了文人画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实题材，有借景写意的意义，并且开始有西方式的写生事实，显然受到近代西方美术观念的影响，其影响近代五十年的中国画风，也历历可属。
二、金石画派者：融书法写意为主，虽也具文人画意或形式，更为重要的也是使中国画形式化的开端。作者计有虚谷，画作以写意为主，将自然景物变形、简化、书写化；赵之谦，书画皆佳，善金石考据，画以花鸟画为佳，笔调涵有金石气，即枯湿浓干白，以书法线条为行笔方式；蒲华，以青藤、白阳为宗，笔墨恣肆、奔放、真率。学生杨士猷传其方法；吴昌硕z紫藤1919{，书画印均为所长，行笔如写，画境质朴，力求画面光整与平衡，受其影响者如齐白石、潘天寿等等；高邕，以书法为主，用笔深重，画宗八大、石涛，对于书画活动贡献大，此画派特色，均强调画法如书法，书画同源，以书法笔法应用于绘画形质，力促笔墨的老辣古朴。
三、其它有关海派画家甚多，如胡公寿、陆恢、吴石价、程璋等等，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后世的绘画发展。随政府迁台的此项画家，虽然大都来自杭州艺专、上海美专、南京艺专、中央大学美术系等学生，但究其所持画风，均以海上画派有很重要的联系，强调笔墨、重视师承、继承传统、面对现实，既要求古风，又讲究现实，除了附会风雅外，卖画教画以维持生活也是重点，换言之，由业余性质到职业需要，使画作开始量化的趋势，也引起更多的反思，思图改造中国画的表现，也起源于此时矣！
在台湾的海派画家，虽然并不是很纯粹的承继者，因已受近代新式教学法的影响，不过这些先进们，如王震、汪亚尘、邵逸轩、张书祈、胡克敏、王子豪、高逸鸿、陈驽甫、林贤静、陈丹诚、吴平、郑月波等人的画风，多少也强调汲古润今，把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的主张，重新列为画境的表现方法，并依此规律再传授后学子弟，此一现象曾在台湾地区风行近四十年，至今仍有不少的私塾者，虽非是绘画发展的主流，却也是初识中国画者的门径。
由于海上画派有特殊的形成背景，诸如重视师承的关系，也得到赞助者的支助，因此很容易形成志同道合的团体，这也就是书画团体画会的成立，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台湾光复后的中华民国画学会、七友画会、八朋画会，就是这项活动的具体事实，姑不论其对于绘画创作有何影响，就美育理念上，认同传统与现实的协调，有某种程度的意义。
然就海上画派的形成风格，与对后世的影响，仍具有明显的痕迹中，就以管见分述于后：
一、与社会的结合，绘画对中国人来说，与修养心性同义，虽不乏有职业性质的画家，但历来大都为业余为多，上海画派应运社会发展的需要，除了应酬之外，以书画为生者趋多，并列为身份、仕绅、富豪的象征，至今台湾地区尚有此现象产生。
二、讲究师承，注重门派，若理念画法相通，则利益与美质相融，师门之外，排他性极强，这种现象虽然是中国人的君子之争，仍处处可见互相排斥的事件发生，台湾地区往昔在公办展览上，就有门派分配或师徒一式的作品出现。
三、注重画法，包括题材的讲究，大都是以古人画作为本，缺乏自主性的画题，虽应运民间审美需要，而有较鲜丽的颜色，仍然存在摹古范畴内。对于较具开创性的画法，并没有多大的研究。
四、画境保守，中国画形式与内容，来自综合性的表现，诸如诗、词、文学、印章等，都能在作者画境需要上有所感悟、有所新意，然在海上画派的画境中，大都引自他人的词句或内容，未见有较创新的意境出现。除了少数能对现实生活有所批判、如齐白石的感悟之外，但他己经不纯属海上画派了。
海上画派，后人也称之海派，有流传广润之意，也有广施大众之美的理想，更是提升性灵的绘画作品，远从青滕、白阳，以至于今，形成一般力量。然就纯粹画论来说，其贡献与理想，是画坛的盛事，也具开创性。但对于艺术工作者，却也有不佳的延习，诸如过于重视形式，不求内容充实，笔墨千篇一律，未见新意，末学渐与时代脱节，尚自称维护旧文化，也末能结合社会的现实性，使画境萎缩等现象，很值得研究。
当然，每种绘画的产生，必有其时代与文化背景，也都具有其发展的意义，吾人面对这些作品，是否也能从中学习到什么，或者想到什么，就美术史与创作者的工作来说，如何为大众的生活规划出希望，是要代代相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