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闲与张旭、怀素并论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往昔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憨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高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言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在此，韩愈把书法抒情的特质阐述得显豁、透彻，淋漓尽致。书法情感的两方面：一是书作者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动于心”的直接发抒；再是“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触动了书作者，物我交融，表现之于情感。所以张旭的草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达到了神化的境界。师其迹，必须师其心。所以韩愈说：“不得其心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书道之妙，在于斯也欤！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高闲之草书，全文只是在论张旭，因为唐代书风实肇自张旭，韩愈对张旭的赞颂是时代使然。但是，韩愈所说高闲“有张旭之心”，实则是说高闲早已悟出了张旭的思想、艺术之道和艺术之精神了，这里也就是明说张旭实赞高闲。韩愈是唐代大文豪，高闲书法能被韩愈评论，且与当代草书最高成就者张旭并论，可见高闲草书的成就和水平。

宋董卣《广州书跋》云：“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韩退之尝谓张旭喜怒忧悲，必于书发之，故能变化若鬼神。见闲书者，知随步置履于旭之境矣。彼按迹无差者，岂复循已弃之辙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学旭者也。”这里是说高闲书法学习张旭，已步入张旭之境地，但是高闲是追求书法之最佳而不是拘泥于张旭之迹。由此说明高闲善于学习张旭。正因为如此，故高闲成为“继张旭、怀素后又一位以草书冠一时之名得书家”，而对后世影响至大。宋代黄庭坚就曾学习过高闲，他在《鲁直自评书学》中称：“余学草书三十年，初以为周越为师，故三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通过这段自白，说明高闲书法曾对黄庭坚有过关键性的启示。黄庭坚最后从张旭、怀素、高闲三位草书高手墨迹中窥见笔法之妙，悟出真谛而成为宋代首屈一指的草书大家。元代鲜于枢论草书云：“张长史（张旭）、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

这里亦是将高闲与张旭、怀素并列而谈。鲜于枢一是说此三人皆擅长草书，都有名气，继而分别论述了各家的草书特点。看来，此三人在唐以后的书法家中是被学习继承之楷模。三者的基本情况及其关系为：“张旭，字伯高，吴郡（今属江苏）人。官至金吾长史。擅狂草。其书龙飞凤舞，神奇莫测，细察之，却无一笔不合规矩。……怀素，字藏真，潭州长沙（今湖南长沙市）人，善狂草。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圆转飞动，虽多变而法度具备。晚年趋于平淡。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来影响很大。”

“高闲，唐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工书法，尤善草书，草书师法怀素。擅以白绫作真草，颇着盛名。宣宗召对，赐紫衣，后归湖州开元寺。”

这里虽未曾记载高闲的官位，但记录了皇帝赐予他紫衣，说明此人有才且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低。在上述记载中，怀素继承了张旭，高闲师法怀素，可见他们乃一脉相承。三人有师承关系，但都是师其心，并非师其迹。他们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又各有不同的艺术风貌，艺术水准在同一层次上，否则，就不会被人相提并论。虽然高闲没有像张旭那样留下《冠军帖》、《肚痛帖》、《古诗四帖》，像怀素那样留下《自叙帖》、《小草千字文》、《菩萨帖》、《论书帖》等众多碑帖供后人研究、临习、借鉴，但从仅存留下的草书《千文残卷》，仍能看出高闲草书的艺术内蕴与个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