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亭对海派书画领袖的推介之功

在海派书画家中，王一亭也许是具有多种身份的人，他首先是位书画家，一生勤于笔墨艺事；又是一位大商人，善于经营和精通金融，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在船务、银行、企业、办厂方面颇具影响。他正是拥有如此的艺术才力、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才使第二代海派书画具备了相当的底蕴、勃发的能量和雄迈的气魄。然而正是王一亭身份的多重性和角色的多元化，影响了对他的客观评价和深入研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一个艺术流派的发展及影响，其创作形态和社会地位，都和这个艺术流派的中坚人物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王一亭正是以其特有的能力和能量，使海派书画的鼎盛期显得有声有色，他是真正第一位把海派书画做大做强的传奇人物。

1912年，已年近70岁的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这对吴昌硕个人来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而对于海上书画界来说，更有重大的艺术提升作用。缶老那雄浑豪放、劲健雅逸的笔墨，气势酣畅、格古韵新的艺风，特别是那种苍迈郁勃、朴茂苍莽的金石气，使王一亭敏锐地觉得这正是一种传承创新而继往开来的崭新艺风，为当时的海上书画界带来了一股别开生面的笔墨表现形态。这种艺术觉悟和开放精神，是难能可贵而又难以求之的。历史地看，人到中年的王一亭当时在上海的画坛已极有影响，而且在绘画上很有成就，跻身于一流名家之列；同时在政界、商界、金融界更是春风得意，处于全力发展期。王一亭作为辛亥革命中上海光复的大功臣，曾在“沪军都督府”中担任部长，后虽辞职，但他在上海商界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说凭着王一亭的艺名、财力、人脉、声望、地位，他在海派书画界称雄当盟主应当讲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任伯年于1895年去世后及吴昌硕1912年来上海定居前，海派书画群体中公认的大家亦不少谢世，如吴伯滔于1895年、虚谷于1896年、吴大澄于1902年、蒲华、钱慧安于1911年都归道山。

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群龙无首的时期，王一亭以他睿智的目光认识到这种现象如不及时解决或弥补，将会影响海派书画的整体性发展及提升。遥想当年吴昌硕时常在上海、苏州之间奔走鬻艺，缶翁之所以迟迟不能在上海定居，就是担心这海上华都开销甚大，立足较难。而正是王一亭以敏锐的艺术眼光和独到的经济头脑，认定凭吴昌硕书画印诗四绝的艺术才能，不仅能在海上艺苑开创一番大事业，而且凭吴昌硕的社会资历和从艺声望，他也能担当书画界的领袖。于是他多次劝说、反复邀请缶翁到上海定居，并给予了老人以生活上的关照及经济上的帮助。吴昌硕初到上海时，书画销售并不畅，是王一亭悄悄地自己将其作品买下，以安抚老人。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讲是王一亭为海上画派引进了一位领袖。于是他除了问艺于吴门外，还礼贤下士，甘为辅佐，帮助并力推吴昌硕为海派书画界盟主，并在上海商界、金融界推介吴昌硕的书画金石艺术，使其名声大振。而这种现象假设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时吴昌硕见上海已成为繁华都市，自己来到上海鬻艺，而王一亭作为当地书画界的大腕，如其心胸狭窄的话，那么就会极力排挤吴昌硕，使其难以立足。那么已年迈体衰而又没有社会背景的吴昌硕就很有可能退出海上画坛，回到苏州或故乡终老，而海上书画艺苑的发展将会失去一次历史的契机和振兴的机遇。如果说历史选择了吴昌硕，那么这种选择的执行者就是王一亭，尽管这种历史现象有特殊性和随机性，但王一亭作为个人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