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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黄少强

1928年,黄少强在第二次个人画展现场。

黄少强是岭南画派中,继“二高一陈”后极有才情的一位。他的诗才是一流的,至今存诗超过500首。其诗品、画品合一,始终贯穿着凄婉的情怀。他从自身悲苦的身世出发,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在笔下如泉水般流溢,一枝秃笔写尽底层人民的哀鸣和诉求,被誉为是现代画坛杜甫。其《画冢》、《止庐民间疾苦图册》、《止庐纪游画集》及《止庐题画诗抄》等,堪称20世纪广东画坛的不朽杰作。他在创作过程中将西洋画法融入中国画,在“二高”提倡的“折衷派”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物画风格。黄少强创立“民间画馆”、“民间画会”,“到民间去”成了他艺术创作锲而不舍的方式。“艺术源于生活”在他的身上获得了充分体现。其以42岁的年华逝去,身后寂寥。近年来,随着研究深入,黄少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岭南画派的意义逐步凸显。对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澳门学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陈继春。

访谈

艺术源流

形成独特的“折衷派”风韵

南方日报:黄少强早年跟随“二高”学习,还跟随留美回来的女画家刘博文学习西洋画。他如何兼习东西方艺术?

陈继春:1919年,18岁的黄少强进入高奇峰“美学馆”学习,初期遍习山水、花鸟、虫鱼及走兽,嗣后专攻人物。在随高氏习画翌年,又随留学美国10年的刘博文学习风景画和人体,长于素描。其才情早显于1920年,民国政要林森于广州向黄花岗先烈致祭时请其绘制黄花首义事迹的作品,黄少强的表现手法就是用西洋画法。

黄少强这种选择颇富深意。高奇峰的画以“折衷中西”为发展方向。黄少强同时师事刘博文及学习炭相,西方艺术这种强调体积、结构和质感的表现方式对于喜爱人物画的黄少强极富吸引力。高奇峰笔下畅所欲言的领域是山水、花鸟,而不是人物画,而刘博文明显能引领他向剖析人体结构、把握光影方面迈进。他在上世纪20年代里曾致力把高氏、刘氏的艺术表达方式糅在一起。可以说,他的画在撷取“二高”的“折衷派”风韵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创造,尤其是那种“笔不到而意到”,充满情感且“入纸”的中国式线条。

南方日报:在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中,黄少强的独特性是什么?

陈继春:黄少强是屈指可数、同时师事于“二高”的一位。他约于1922年师事用笔大刀阔斧的高剑父。高剑父对这位艺坛新进很爱护,1927年高氏就有多封致黄少强的信,让他提交作品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画展,参观鲍少游的画展以及于佛山市立美术学校代授西画。这和后来高剑父把黎雄才送往司徒奇主持的“烈风美术学校”一样,表示高剑父对黄少强的西画知识与技巧十分信赖。

黄少强对高奇峰怀有深厚的敬意,并参与新国画的推广,去世前仍恭摹高奇峰的肖像。在极其艰难的经济条件下,仍举行纪念高奇峰诞辰的画展。实际上,高奇峰对黄少强的影响至深,誉之为“以天赋之才,得中西画学之奥”。他的著作《画冢》中刊载师友题词,也把高奇峰列在高剑父之前,而在黄少强的生活和艺术生涯里,尊师重道和孝义是结合的整体。

艺术风格

展现民间生活的平凡与无奈

南方日报:学者李伟铭曾用“哀感顽艳”评价黄少强的艺术风格,您觉得他艺术中最突出的风格是什么?

陈继春:黄少强早期的画多表现民间疾苦,以沉郁流离的情状,生离死别,人生无常为主题,悲剧意识强烈,正因为如此,其画感人至深。这种题材选择,很大部分萌发于其个人的生活背景。在1921年至1927年间,家中共6口人相继去世,父亲享年42岁,母亲年仅45岁,这些经历,无疑促成了黄少强对人生的思考,他的痛苦、忧郁之源,主要是缘于“孝亲”对象的缺失。他的人物画注重了人世间生、老、病、死的题材,某一程度直接探讨着生命的意义,展现了民间生活的平凡与无奈。

就其画风来看,相信艺术品中存有“情感”的黄少强积极地接触社会,对民间疾苦的关注贯穿在其一生的绘画中。那种以抒情、苍莽、雄浑与豪放的笔墨,代替西画那种块面的刻画,伴随着他那神经质般的心灵,写下了带速写性质的人物画,袒露出回归文人画传统,又有别于前人的抒情方式。其美学追求是“法古而变今”,也就是高奇峰所说的“不囿于成法而合乎法”。在这一点上,他的成就比老师高奇峰更可贵。

黄少强从高奇峰那种优美的花鸟和壮美山水风格中走出来,呼吸到真实的人间气息。从技法而言,黄氏的表现手法至少比与其同时代的那些保守的画家强得多,而且多样化,其画极富平民性,不扮高深。

艺术精神

“到民间去,百折不回”

南方日报:黄少强一生中广泛地参与画展、创办美术组织活动,例如“岭南艺苑”、“六人画会”、“民间画会”等等。您如何评价他的主要艺术活动?

陈继春:“到民间去”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运动之一。黄少强1935年在广州通宁道创立“民间画馆”,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民间画会”,奉行“到民间去,百折不回”的艺术主张。虽然这一主张是属于广东美术界的响应,但黄氏的文化自觉与推动,又为这一文化运动增添了内容。

黄少强的艺术思想是伴随他办学思想而一同发展的。1936年黄少强出任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席,担任国画系主任和教授。黄少强带来的不只是他那套“民间疾苦”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新的教学方法,那主要的一点就是“写生”。后来,他一直致力于“广州市立美专”在香港的复校。

“到民间去,百折不回”无疑是他及其追随者艺术创作的信条。黄少强与民间画馆的学生首次亮相是于1937年的佛山。两年内举行6次展览表明黄氏献身于民间绘画的激情,描绘抗日战争和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反映日军的残暴内容,折射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愤慨。它对于在此前后的“折衷派”成员,又或是其他广东画人从事“抗战画”的创作,颇有示范作用。

南方日报:高剑父曾评价黄少强,特立独行之士、革命艺术前锋,“他奉法古而变今”的艺术宗旨,摒弃中国画因袭临摹的习气,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灵感,达到“谱家国哀愁,写民间疾苦”的宏愿。您如何评价黄少强在百年中国画坛的独特贡献?

陈继春:进入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一直面对西方文化的涌进,精华与糟粕同来。硬笔或铅笔取代了毛笔,成了人们最初习画的用具。黄少强早年读过私塾,亦在香港接受过西式教育,虽谙英语,但深知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对之有自信。在画学的层面,他是深谙画论的,折衷于南陈姚最“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以及唐代李嗣真“法古而变今”的主张。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只从我日常速写所得的稿本运用古人用墨的方法加以整理。”他予人印象最深的是,从早年铅笔速写中流畅自如的硬笔线条,转换成水墨线条来描写对象,根植于中国绘画传统,追求当代的审美意趣,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他的独特贡献是,在“岭南画派”范畴内,他是前辈画家中最能践行绘画对现实关怀而且取得甚大反响的人;对于中国画坛后来的走向而言,“艺术源于生活”在他的身上获得了完整的体现,用学者陈迹的话来说,其“在精神上超越了传统的中国人物画,直指现代艺术的本体,并完成了他的人物画向现代意义上的转变。”尽管我们不能具体地说明他对某一画家的影响程度,但他以毛笔速写再进入创作的方式,从黄胄到林墉,再至史国良,不正存在着甚多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