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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良唱片(1922-1942)粗考

(作者:黎师乾)数年前写过一篇关于马连良唱片的文章,由于资料搜集有限,只写到1931年就“搁车”了。随着数年来查阅近代文献的积累,本着旧文的体例,对前文的一些内容及后期唱片的灌制情况,作些简单的修正与罗列,真谈不上所谓“考据”的,就算是个完篇吧,悬挂心头很久的了。


1922年


本年马连良首次灌制唱片,在上海为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钻针唱片六张。
1922年3月2日到6月30日,马连良应亦舞台之聘首次赴上海演出,先后与白牡丹(荀慧生)、绿牡丹(黄玉麟)、小杨月楼(杨慧侬)合作演出,挂头牌。根据上海《申报》百代唱片公司新片发行广告,1922年7月发行三张:《清官册》(审潘洪)头二段、《南天门》《定军山》(斩渊)合一张、《对金瓶》头二段;1923年1月发行三张:《珠帘寨》头二段、《开山府》头二段、《借东风》《天雷报》合一张,合计六张,从唱片编号来看,都是同期录制的。
此期唱片具体录制于哪一天,尚未发现确切资料,但大致时间可以推测。
据上海《申报》报道,荀慧生同年5月22日由丁悚(慕琴)介绍,在百代公司灌制蜡筒六个,其中《樊江关》唱片模板号为33545,和马连良的《清官册》唱片(编号335361-2)隔着不远,其间缺号部分应是孟鸿茂、荀慧生的几张唱片。百代公司是按照唱片录制时间顺序来编号的(这可以从其他相关报道进行印证),由此推断,此期唱片的灌制时间,不会晚于1922年5月22日。
再从灌片剧目来看,其中连台本戏《对金瓶》(马连良饰大嗓小生韩文瑞,以念白、做工为主)初演于4月14日,最后一场是5月14日,共演十五场,是此次在沪演出频率最多的一出本戏。从唱片公司角度出发,一个初次来沪的青年老生灌制唱片,总要选择一些比较脍炙人口的剧目,故此期唱片录制时间应在《对金瓶》演出之后,而且孟茂的唱片,也应该是同时灌制的。
关于此期唱片场面人员的说法很多,今据1922年2月26日《顺天时报》、3月21日上海《新闻报》报道,马连良这次南下,琴师是胡素卿(字子元,外号老七,胡素仙之弟),鼓师是律凤山(号奎官,原工丑,此前为孙菊仙打鼓,曾拜鲍桂山为师,后为高庆奎打鼓),则此期唱片主要场面人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报片人,前人曾言为马连良的六叔沛霖先生(官称马老六),姑存待考。

1923年


本年在上海为中国留声机器公司(上海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前身)灌制钢针唱片三张。
上海《申报》1923年10月6日报道:年来留声机之营业大佳,本埠某巨商等有鉴与此,集资五十万元,组织中国留声机器公司,筹备已久,惟尚未发表。而内部进行,甚形迅速,刻正罗致名伶收音制片,闻已收者,除小杨月楼之《白门楼》及《黛玉葬花》等大宗唱片外,近又收得马连良之《庆顶珠》、《南天门》、《骂曹》、《珠帘寨》云云。这是华人资本从日本人手中接盘后,关于中国公司第一次录音的报道。
1923年2月16日到5月28日,马连良第二次赴沪演出,6月上旬回到北京,唱片在上海演出期间录制是无疑的。关于此期唱片到底录制几张,说法很多。今据1928年版《剧词汇编》(上海)及1930年1月25日《申报》大中华唱片公司启示《马连良乃大中华之开国元勋大中华亦马连良之艺术良友》的有关记载,本期共灌制钢针唱片三张:《打鼓骂曹》《打渔杀家》合一张,《南天门》《琼林宴》合一张,《珠帘寨》头二段合一张,琴师胡素卿,鼓师律凤山,具体发行时间未详。

1924年


本年在上海为上海谋得利洋行灌制唱片五张,为新法收录之钢针唱片。
上海谋得利洋行系美国胜利唱机公司代理商,经营物克多(Victor)及物克挫拉(Victrola)牌子唱片,同时也在国内组织录音,曾为孙菊仙录制过《骂杨广》、《朱砂痣》等三张十二寸大唱片。
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8月12日梅花馆主(郑子褒)文章《谋得利唱片收音记》,可知此期唱片是在上海灌制的,但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灌制时间。
马连良于1924年2月第三次赴沪,出演于亦舞台,5月17日辍演赴南京,5月21日至7月27日在南京下关花园饭店大戏院登台,先后与琴雪芳、何雅秋合作。根据《顺天时报》1924年8月3日报道,马连良是由上海启程回北京,所以7月底在上海灌制唱片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Z芹先生提供的HarryO.Sooy的文章《MemoirofmyCareeratVictorTalkingMachineCompany》,其中提及胜利公司于1924年6月24日由旧金山出发赴远东地区收录唱片,第一站是上海,而后天津、北京、香港、广东、法属印度支那,于次年的6月10日回到美国。由此可以印证上述推断是成立的。
1925年3月16日上海《申报》有篇关于谋得利唱片的新闻报道:谋得利新收唱片样品已到,约百余张,其中马连良五张云云。今据谋得利唱片发行广告确定四张:《甘露寺》《王佐断臂》合一张、《战樊城》《定军山》合一张、《打棍出箱》《宝莲灯》合一张、《击鼓骂曹》《连营寨》合一张;根据Z芹先生提供的唱片实物资料,另一张唱片是《御碑亭》《打渔杀家》合一张,主要场面人员仍为胡素卿和律凤山,录音地点在大东旅社。
这次出演亦舞台,排了出新本戏《新甘露寺》,前面增加了乔国老那段著名的“流水”,还首次连赶乔玄、鲁肃两个脚色,所以特意灌了一面唱片,唱片记录了这个唱段最初的面貌,颇具史料价值,也是给他自己留的一个纪念品。
由于蜡筒须送往美国制片,然后运回国内发行,时间跨度很长,所以此期唱片于1925年9月在上海开始发行,首发片为《定军山》《战樊城》合一张(1929年10月上海胜利唱机公司曾把《定军山》《战樊城》合一张与《甘露寺》《王佐断臂》合一张再版发行),陆续发行到1926年6月。

1925年


本年在上海为高亭留声唱机公司(高亭华行)灌制钻针唱片四张半,时高亭公司已采用德国最新录音技术,母片已由蜡筒改为蜡片。
据《申报》及《金刚钻报》报道,甬商徐乾麟之子徐小麟,于1925年6月集资接办高亭华行,组建高亭留声唱机公司,并于当年10月8日离沪赴京收音。
1925年9月18日到10月25日,马连良第四次赴沪演出,在沪杭共舞台登台,与徐碧云、萧长华合作。据《大报》9月30日报道,徐碧云、萧长华受徐小麟邀请,在9月29日分别为高亭公司灌制了《刺汤》、《御碑亭》、《女起解》、《连升店》等唱片。上述唱片编号为TEB41-50,与马连良《四进士》《祭泸江》唱片编号(TEB51-52)相连,而高亭唱片编号也是严格按录制时间排序的(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灌片报道进行印证),所以此期唱片录制时间应在9月30日至10月8的上海演出期内。
根据发行广告,此期共录制钻针唱片四张半:《四进士》《祭泸江》合一张、《审头》《刺汤》合一张、《雍凉关》头二段一张、《清官册》头二段一张、《珠帘寨》《奇冤报》(言菊朋)合一张。据《顺天时报》报道,从1925年1月24日(乙丑年正月)起,鼓师律凤山被辞退,改聘方富元,故此期唱片琴师仍为胡素卿,鼓师应是方富元。
这次灌的《祭泸江》是全本《化外奇缘》里的一折,是清逸居士(溥绪)根据昆腔老本《龙凤巾》翻成皮黄的,并由蔡荣贵根据旧本,增添了“祭泸江”一场的唱儿。当时“招亲”、“出世”戏风行,原打算叫《关索招亲》,最后定名为《化外奇缘》,1925年4月4日白天首演于华乐戏院,是和胜社(朱琴心)重点排的一出戏,马连良扮演诸葛亮,带改良道冠、披头,还唱五音联弹,很是热闹。虽然马连良扮演主角,但这是个群戏,有马派风格的角色而非完整意义上的马派剧目。1929年底,又重新整理,易名为全部《祭泸江》,就改以孔明为主了。
由于高亭公司唱片均在德国制版,通过海运来往,所以此期唱片于1926年5月开始发行,首张为《珠帘寨》。其中《审头》一面唱片中汤勤有几句念白,并非马富禄扮演,因为这时候二人尚未同班演出,更非萧长华,声音不像,应该是场面人员搭的架子。

1928年


本年在北京为上海胜利唱机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三张。
美国胜利唱机公司(VictortalkingmachineCo.)在华行销唱片最早,一般称呼为物克多公司,原由英商谋得利洋行代理,1928年春,美国胜利唱机公司在沪设立办事处,同年6月,委派钟少卿赴京收取名伶录音。
根据《顺天时报》1928年6月25日报道,钟少卿赴京录音是由天津分公司华人经理徐步云陪同,录音技师为美国人鲍庭,接洽灌片的中间人是郭仲衡。
这次胜利公司的片酬采取版税制,不象百代、高亭那样事先支付酬金,而是签订合同,每出售一张唱片提版税一角。这种国外普遍的付酬方法,许多演员无法接受,认为“殊有未当”,像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人,均未同意录音(梅后来还是同意了),中途收音机器又发生损坏,所以进展比较缓慢。
根据《申报》1929年10月2日报道及胜利公司第一期新片广告,此次胜利公司灌片,马连良共灌制三张唱片:《哭刘表》《青风亭》合一张、《鸿门宴》《宫门带》合一张、《白蟒台》《火牛阵》合一张。关于此期唱片的具体录制时间,未见有关报道,根据《顺天时报》、《京报》、《小日报》关于龚云甫、高庆奎、徐碧云、荀慧生灌制唱片的消息,以及程艳秋9月26日离京赴沪演出、谭小培谭富英父子随梅兰芳10月17日离京赴香港演出的有关报道(程、谭此次均在胜利灌片),可以推知胜利公司灌片时间集中在9、10月份,此时马连良正在北京演出,应该就是这个时间段里录制的。
1929年9月美国胜利唱机公司在华办事处改组为上海胜利唱机公司(VictortalkingmachineCo.ofChina),正式在华独立从事HMV商标唱片的录制和发行事务,在上海东亚酒楼召开了盛大的新片发布会,1929年10月胜利唱片第一期开始发行,包括以上三张唱片。
关于此期唱片场面人员,综合《小日报》1928年4月3日报道及《戏剧月刊》1928年十月号徐筱汀文章,大致情况是:1928年4月,马连良与黄桂秋、郝寿臣、王长林等人赴上海,出演丹桂第一台,琴师仍是胡素卿,鼓师已改聘乔玉泉。乔玉泉是春福社成立(1927年6月)后,才正式成为马连良专职鼓师的,春福社(1927年6月-1928年6月)是陈春龄(蔡荣贵女婿)起头组的班,由马连良挂头牌,这是他独立挑班生涯的开始,为了气象一新,一战成功,从配角、场面到打泡戏,都经过了精心组织。
这次灌的六出戏都是马连良当时旧戏重排的重点剧目,都是深具“马派”特色的新本戏,而唱片是最好的传递“新声”的宣传媒介。
《鸿门宴》,是吴幻荪为郝寿臣打的本子,花脸的活儿比较重,1928年1月8日白天首演于北京华乐戏院(春福社),总共演了三场(其中一场在上海),由于老生的活儿轻,以后就没再演出过。《青风亭》,1928年8月26日白天首演于北京中和戏院(扶春社),是从“产子”开始的完整本戏,本子是从济南老伶工孙永才那里得来的,重新整理后排演,与王幼卿、王长林合作。《宫门带》,是马连良早期频繁演出的一出单头戏,从坐科开始他就扮演遂良,只演“十道本”一折,和胜社时期,曾准备与张春彦合作,将全部《宫门带》排演完整,后面再演李渊,由于张春彦辞班而未予实现。他第一次演李渊,是在上海的天蟾舞台,时间是1927年3月6日,由周信芳扮演遂良。马连良排演新剧有个特点,很多是在上海或天津露演,先看看反响,然后听取意见,修正改订,然后再在北京演出,然后再听取意见,不断修改,日益完善,当时的戏报广告对此也有所反映。这出《宫门带》再次修改编排,定名为全部《十道本》,前后分饰两个角色,1929年10月20日白天,首演于华乐园(扶春社)。《火牛阵》,也是1927年3月12日与周信芳合作,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的,那时叫《复齐邦巧设火牛阵》,北京是1927年12月4日白天,在华乐园(春福社)首演,这是他花了钱买来的旧本子,再请人删润整理的。《哭刘表》,就是全本《汉阳院》里的一折,当时的戏报都要加一句,所谓“准代哭刘表”,其中刘备一角是当年贾洪林的名作。此前,马连良曾陪杨瑞亭、孙毓坤、俞振庭、尚和玉、周瑞安、杨小楼等人扮演其中“长坂坡”一折的刘备,春福社时期排了全本,改名叫《汉阳院》,也就是把几个折子串起来演,由尚和玉配赵云,马春樵配关公,成为一出以老生为主的戏了。《白蟒台》,马连良以前只演“云台观”一折,是蔡荣贵传授的,1919年7月14日初演于广和楼,春福社时期重新翻排,前面代《取洛阳》,成为一出较为完整的本戏,是早中期马连良常川演出、极受欢迎的一出戏。1933年,又由清逸居士、关仲莹重新整理,把前面的《取洛阳》去掉,新添“王莽郊天”“大战巨无霸”等场戏,按古制考订创作了衮冕行头,唱念做并重,取名为《新白蟒台》,1933年12月16日首演于天津明星大戏院。
这六出戏都是讲述完整故事情节的本戏,不再是所谓“酱汁中段”的零碎折头了,而且他很早就致力于剧本的搜集和整理,包括秦腔、梆子以及乡土戏班的传统剧目,象《广泰庄》、《反五侯》、《青风亭》,以及后来的《春秋笔》、《串龙珠》都是,这些都是马派剧目的特点、优点,是其戏剧理念的重要体现。他演这些戏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重新进行整理,包括场次调度和词句修订等,而且在唱腔、念白、字眼、服装、道具方面都进行了“马连良式”的革新,符合潮流、雅俗共赏、通俗易懂,非常吸引观众的眼球和兴趣。这些革新被当时的一些保守派抨击为“旧戏里掺新鲜花样”,是“该打”的,但徐凌霄先生却始终支持他的这种革新和进步,不时著文表扬鼓励他,称赞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是个真正的戏剧演员。
由此可见,这期唱片内容和前几期已经截然不同了,都属于“独树一帜”的马派剧目,称之为马派艺术确立的历史性标志,应该是合适的。

1929年


本年分别在北京为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五张半,在上海为上海开明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七张。
蓓开唱片公司是德国人企业,原来叫璧架公司,以粤片为主。蓓开组建于1928年春,最初欲聘请丁悚(慕琴)负责有关录音事宜,丁因事务繁忙,推荐郑子褒担任。郑子褒,别署梅花馆主,上海著名文化人,与伶界关系密切,1924年谋得利洋行收录名伶唱片,他是主要策划人之一。1931年8月因担任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发起人引起德国人不满,愤而辞职。
蓓开公司虽成立较早,但实际开始录音工作是在当年的11月。根据《大报》、《大晶报》等有关报道,1929年初(旧历戊辰腊月),华人经理田天放(金履)与郑子褒去北京收音,到2月下旬结束,录音地点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由于马连良1928年5月结束上海丹桂第一台的演出,回到北京后,直到1929年11月,再赴上海演出,故此期唱片的录制地点在北京。
综合有关报道,现存蓓开唱片模版目录中,从票友朱文玉(女)、梅兰芳一直到程玉菁,都是蓓开公司组建后第一批录制的唱片(编号90001-91059),其中言菊朋、徐碧云、裘桂仙、卧云居士、陈德霖、杨小楼、荀慧生、马富禄、马连良是此次在北京灌制的(编号90042-90152),其他如梅兰芳、姜妙香、王凤卿、谭小培、谭富英、金少山、杨宝森、潘雪艳、贯大元、程艳秋等,均在上海灌制。其中荀慧生、马富禄是在1929年2月8日(戊辰腊月二十九日)灌制的,与马连良唱片编号相连,中间缺号应是曲艺节目,据此推测,马连良此期唱片灌制时间应是2月中旬。
蓓开公司的唱片均在德国制片,从上海运香港报关出口,然后再运回国内销售,往返一般半年,而且是分期制作,故马连良此期唱片共分五期发行,其顺序如下:《一捧雪》头二段、《焚绵山》《汉阳院》合一张(1929年10月)、《朱砂井》头二段(1930年1月)、《大红袍》《甘露寺》合一张(1930年4月)、《广泰庄》头二段(1930年7月)、《夜审潘洪》(与王又宸《御碑亭》合一张),1931年3月),共计钢针唱片五张半。蓓开唱片的报片人分别是蔡荣贵与马连良本人,特别标明“民国十八年”,同年徐凌霄先生在《京报》发表文章,提出老生“三贤”:马连良、高庆奎、余叔岩,马连良名列第一,马派艺术的鼎盛时代开始了,这是他努力奋进的结果,值得后人思考。
此时马连良与陈春龄合组扶春社(1928年8月-1929年6月),以其郡望扶风与陈春龄之“春”字取名,琴师仍聘胡素卿,鼓师乔玉泉。其中《大红袍》一剧是扶春社时期重点排演的一出戏,于1928年12月15日(头二本)、16日(三四本)、1929年1月27日(五六七八本)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以王幼卿扮演冯莲芳。这戏最早名《五彩舆》,1916年12月富连成社在广和楼排前部《五彩舆》(一至五本),马连良扮海瑞,1917年8月排演全本,由于马连良已赴福州演出,改由曹连孝扮演,后来马连良重返富连成社,1919年1月12日,富连成社再排全本《五彩舆》时,仍由马连良扮演各本的海瑞。这个角色早年是王九龄和贾洪林的杰作,马连良1916年首演时便有“做工逼近洪林,道白神气颇为动听”的赞誉。扶春社时期,马连良根据旧本,将原来头绪纷杂,场子琐碎的地方进行删改,在蔡荣贵和王瑶卿的指导下重新排演,并添置了新行头,定剧名为《大红袍》,加上嗓音浏亮甜美,做工传神逼真,行头古雅精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舆论口碑甚好。除此剧为当年新排演剧目外,他如《广泰庄》(由秦腔翻演,1925年2月8日白天首演于华乐园)、《焚绵山》(1927年11月10日白天首演于华乐园)、《夜审潘洪》(从前演出均不代后面的“阴审”)、《朱砂井》(据孙小华的秦腔旧本改编)、《一捧雪》(将“过府”、“搜杯”、“替主”、“审头”、“刺汤”等单头贯穿起来,前后分饰莫成、陆炳两个脚色)等,和1928年为胜利公司灌制的剧目一样,都属于“改良重排”的新本戏。
上海开明唱片公司创办于1929年4月,根据1929年4月26日《罗宾汉》及1930年2月27日《大晶报》、3月30日《申报》有关报道,当时唱片公司须事先收录唱片到法定数量(二百张),才能设立公司。因此开明唱片公司直到1930年2月才正式成立,其唱片由瑞(士)商瑞康洋行总发行,技术及技师都是美国的,由美国白伦司维克(Brunswick)唱片厂制片,所以这家中瑞合资的唱片公司在广告上称自己是为“美国开明唱片公司”。“开明”这个名字是上海评剧家徐慕云起的,徐从高亭转到开明,负责收音工作,旋即离去,由评剧家刘豁公继任。
1929年11月12日至1930年1月18日,马连良受聘出演于上海荣记大舞台,这是他第八次赴上海演出。12月17日应开明公司之请,灌片七张,分两天灌制。按照发行顺序依次为:《青梅煮酒论英雄》头二段一张、《白蟒台》《火烧藤甲》合一张、《哭周瑜》《舌战群儒》合一张、《十道本》《男起解》合一张(以上四张1930年6月1日发行)、《马义救主》《阳平关》合一张、《武乡侯》头二段一张(以上二张1930年9月8日发行)、《三顾茅庐》《黑驴告状》合一张(1931年1月21日发行)。根据12月18日《大晶报》报道,原计划灌制《除三害》一张,后改为《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张。这是件遗憾的事情,因为《除三害》是扶春社时期的重点剧目,那时叫《应天球》,是从王F升帐、失球、训子开始的整本大戏,1929年1月20日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以后很少再演出,1939年2月袁世海搭扶风社,根据翁偶虹的提议,两人又合演了一回,很受好评,还在电台来了一次广播清唱。
扶春社于1929年9月4日改组为扶荣社(1929年9月-1930年6月),由马连良和荣蝶仙合组。根据1929年9月6日《大晶报》报道,合组扶荣社时,琴师改聘赵桂元。此次赴沪出演大舞台,即携赵桂元、乔玉泉南来,故开明唱片的琴师为赵桂元,鼓师为乔玉泉。赵桂元和胡素卿都是老生改场面,胡是贾立川的徒弟,辞班后为坤角刘又萱操琴。赵是徐德增的徒弟,艺名小桂元,此前先后为王又宸、朱琴心、黄桂秋操琴。和胜社(124-1925)、春福社(1927-1928)、扶春社(1928-1929)时期,马连良与朱琴心、黄桂秋合作排了许多戏,1928年4月春福社搭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时,赵桂元即是黄桂秋的琴师,对马连良的唱腔路数比较熟悉,这是马连良挑选他的原因。

1930年


本年在上海为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在北京为亚尔西爱胜利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
马连良出演上海荣记大舞台期间,先后与胡碧兰、梅兰芳同台演出,轰动一时,与1928年的铩羽而归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在此期间,上海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经理王寿臣、徐冀请票友谢葆生为介,以万金代价,请马连良灌唱片。
据1930年1月9日《大晶报》、1月14日《申报》报道:1月9日午夜,马连良在大舞台结束《盗宗卷》演出后,与马富禄、于莲仙一起驱车赶往提蓝桥大连湾路701号(今大连路惠民路)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录音。这三人在科班时最友好,于莲仙又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这次灌制唱片也是一种友谊的纪念吧。大中华公司刚从英国BBC购入新式录音设备,马连良首当其选,所以大中华公司的广告说自己是“马连良之艺术良友”。这时马连良嗓子已复元,高音浏亮,为防止炸音,根据友人建议,离录音筒一定距离,并略微降低调门,以求圆满。
这此共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天雷报》一张(马富禄合)、《六出祁山》一张、《乌龙院》《磐河战》合一张、《断臂说书》《白蟒台》合一张、《骂曹》《取南郡》合一张、《珠帘寨》《马义救主》合一张,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马富禄灌了《扫地挂画》、《断臂说书》各一面,与于莲仙合灌《小放牛》一张。录制完成即能试听样片,双方极为满意。大中华公司自己能够制片,以上唱片于1930年1月25日开始发行,可谓神速了。
美国胜利唱机公司1929年10月根据美国地区合作协定,被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收购,改组为RCA胜利公司,当时上海胜利唱机公司(VictortalkingmachineCo.ofChina)在1930年早几期的唱片广告上均注明“美国无线电胜利唱机合组公司”,直到1930年7月5日才发布紧急启事,宣布改名为亚尔西爱胜利公司(RCAVictorCo.ofChina),上海胜利唱机公司1930年5月份以后灌录的唱片开始以RCAVictorcom.ofChina为名发行(实际上有点混乱,比如1935年发行的言菊朋《捉放曹》,片心还是注明VictortalkingmachineCo.ofChina)。
亚尔西爱胜利公司1930年5月由评剧家徐慕云负责,去北京、天津收灌戏曲、曲艺节目,此时马连良已经回到北京,再组扶荣社,出演于中和戏院。根据5月31日《全民报》报道,马连良于5月30日为胜利公司灌制唱片,根据发行广告,此期胜利唱片共计六张,分五期发行,按发行顺序依次为:《夜审潘洪》《三顾茅庐》合一张(1930年9月发行)、《斩郑文》《青风亭》合一张(1930年10月发行)、《洪羊洞》《龙虎斗》合一张(1930年10月发行)、《草船借箭》《讨荆州》合一张(1930年12月发行)、《奇冤报》头二段(1931年3月发行)、《秋胡戏妻》《渭水河》合一张(1931年9月发行),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
由于胜利公司唱片编号是按照唱片发行时间先后排序,不象百代、高亭公司那样,根据录音时间先后编号,所以此期马片存在同次录音而编号不连续的现象,这在尚小云、郝寿臣、荀慧生、王芸芳、王华甫、林树森等人的胜利唱片上同样存在。比如尚小云唱片(1930年5月灌制)分四期发行(1930年9、10、12月、1931年3月),郝寿臣唱片(1930年5月灌制)分三期发行(1930年9、10、12月),荀慧生唱片(1930年5月灌制)分三期发行(1930年10、12、1931年3月),王芸芳唱片(1930年7月2日灌制)分四期发行(1930年10、1931年3、9月、1932年1月),王华甫的《拾金》和《忠孝全》(董俊峰、孟润泉合,1930年6月灌制)分两期发行(1930年12、1931年3月),而同期董俊峰、孟润泉合灌的《群英会》于1931年9月期发行,这种一次录音分期发行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是唱片公司的一种经营手段。
这六张胜利唱片中,许多剧目是他轻易不演的冷门戏,《三顾茅庐》早在1921年马连良搭富连成社时就已经学了,本子还是马连良自己搜集的,扶春社时期重排此戏,1928年12月8白天首演中和戏院,连演两天,原定张鸣才扮演刘备,实际演出时改张春彦。当时流行布景,所以戏里设计了茅庐草舍、雪景等等切末,演出规模比较大,所以首演后基本就收了,1929年就演了一场,1930年扶荣社时期,重新排演,成为中期的一出大戏,本年5月12日与鲍吉祥、张荣奎等合演于中和戏院。再如《渭水河》,1927年10月、12月和郝寿臣先生合演了两场后就没再演出过。《奇冤报》1928年5月在上海丹桂第一台公演过一次,此次唱片灌制后,7月20日在天津明星戏院演过一次,以后也没演过。《洪洋洞》,当年3月,分别在天津明星戏院、北京中和戏院演过两场,八本《取南郡》,当年5月17、18日连台演了两场,以后也没演过,而《龙虎斗》则从未在舞台上露过。象《龙虎斗》、《高平关》、《打窦瑶》这类红净戏是他老师蔡荣贵当年擅长剧目,估计当时打算排演,所以就灌了一段唢呐二黄,后来周啸天拜马连良为师,因其嗓子好,马连良也传授过几出红净戏。这出《龙虎斗》虽没露演过,从中也证明了景孤血对马连良的赞叹――“真名伶无不能”。

1931年


本年在上海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灌制十二寸钢针唱片七张,在北京为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为上海高亭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半。
马连良1930年12月11日离开北京,去上海参加堂会演出。据12月18日《大晶报》报道,此次南下除马连良外,还有业师蔡荣贵、场面乔玉泉、琴师赵桂元等共九人。这次堂会马连良和梅兰芳再度联袂,于12月21日、22日合演了《法门寺》与《探母回令》,深得好评。1931年1月21日《大晶报》、1月24日《大报》报道,上海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于1月20日午夜,邀请梅兰芳与马连良合灌《宝莲灯》、《探母》等唱片。根据1931年8月24日《申报》上的百代公司发行广告,此次和梅兰芳合灌十二寸大唱片二张:《打渔杀家》一张、《宝莲灯》《四郎探母》合一张,场面分别为徐兰沅、何斌奎、赵桂元、乔玉泉。
堂会结束后,上海荣记大舞台挽留马连良,与杨小楼、新艳秋合作演出,这是他第九次在沪公演,从1月23日登台到2月12日辍演,演出期间,杨小楼与马连良合演了全本《汉阳院》(1月24日、2月8日)、《八大锤》(1月25日)、《晋楚交兵》(1月28日)、全部《借东风》(1月30日)、全本《借赵云》(2月1日)、《八蜡庙》(2月3日)、全本《甘露寺》(1月25日、2月6日)、《要离刺庆忌》(2月10日)、《青石山》(2月12日)等戏。
由于名望如日中天,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特请马连良再次灌制唱片。根据1931年2月9日《大晶报》报道,时间是2月7日下午。根据百代公司广告目录,共灌制十二寸钢针大唱片四张:《盗宗卷》《铁莲花》合一张、《御碑亭》头二段一张、《四进士》《洪羊洞》合一张、《南阳关》《乌盆计》合一张;十寸钢针唱片一张:《珠帘寨》头二段,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以上唱片除《珠帘寨》外,包括与梅兰芳合灌的两张,于1931年8月24日发行。
上海蓓开、高亭两家唱片公司于1931年4月再次赴北京、天津收灌唱片(京剧、梆子、曲艺、民乐等),蓓开方面由田天放、郑子褒率领,高亭方面由徐小麟、苏少卿负责。此次蓓开公司灌片前后过程,郑子褒在他的《二十年日记》(见《正气报》)里记载甚详。根据日记记载,马连良于5月13日夜、5月14日下午为蓓开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按发行顺序如下:《辕门斩子》头二段一张、《打侄上坟》头二段一张、《翠屏山》《乌龙院》合一张、《要离刺庆忌》《楚汉争》合一张、《安居平五路》《男起解》合一张、《打严嵩》《小桃园》合一张,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以上唱片从1931年9月23日蓓开第六期开始,一直到1935年7月第九期发行完毕,时间跨度很长,其中《楚汉争》一面曾有两个不同版本的录音传世。
马连良这次为蓓开灌的《辕门斩子》,1925年唱过一次堂会,1930年5月4日在天津中原大剧场公演过一回,但都是“斩子”一折。1931年5月17日,在吉祥戏院夜场排了全本的《辕门斩子》(扶风社),前面带“招亲”、“焚山”、“枪挑穆天王”等,当时戏报冠以“首次演唱”的名目,当指全本而言。腔儿和词句都经过孙菊仙先生指正过,不同凡响。这次灌的《楚汉争》也是扶风社(1930年9月―1948年6月)时期老戏新排的产物,即《取荥阳》代“焚信”,1930年11月24日首演于天津明星大戏院,创制了一顶马派风格的新式“鞑帽”。《要离刺庆忌》是老本《鼎盛春秋》中的一本,是早年王洪寿、夏月珊、潘月樵、周信芳等人在上海丹桂茶园及新舞台经常演的连台本戏,1924年周信芳等人在北京第一舞台还演过一期。本子是周信芳给的,马连良整理为一天演完,1930年3月23日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以前要离的扮相,南派按老例揉脸,马连良改为本脸,还添置了一顶“两仪巾”,这是参考故宫旧藏古画创作的。《安居平五路》是根据多种老本子重新排演的,得到了孙菊仙先生的指点,因为这是老乡亲当年的名剧,马连良是他的徒弟嘛,1930年10月12日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扶风社),马连良前饰诸葛亮,后饰邓芝。说来很有意思,这出戏,还是促动马连良坚决反对布景,倡导“艺术化表演”的一个主动机呢。
根据唱片发行广告及高亭公司唱片模版目录,这次在高亭共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半:《三娘教子》一张、《秋胡戏妻》一张(尚小云合)、《四郎探母》一张(尚小云合)、《甘露寺》一张、《坐宫》一张、《闹府》一张、《苏武牧羊》一面。
1931年6月14日的《梨园公报》上有篇关于马连良为蓓开公司灌制唱片的报道,其中马连良对记者说:这此在蓓开灌唱片是他本年第二次灌片,第一次是在上海百代公司灌的,蓓开灌片时高亭公司的徐小麟、剧评家苏少卿都在旁边,听了很为满意云云,故高亭唱片是在蓓开之后灌的。结合郑氏日记里苏少卿(负责高亭录音事宜)于5月29日事竣去天津的记载,可以推知高亭唱片灌制于5月15日至5月28日间,灌音地点是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胡琴赵桂元,鼓师乔玉泉。以上唱片1931年9月20日开始发行。
根据《全民报》5月25日报道,杨小楼、郝寿臣5月24日为高亭公司合灌《连环套》等唱片,模版号是TEB601-608;6月3日报道“雪艳琴近日在高亭灌制唱片”,唱片编号为609-614。而马连良此次灌制的《三娘教子》、《秋胡戏妻》、《四郎探母》等三张唱片编号为TEB589-594,在杨郝唱片之前,和尚小云、王少楼的唱片紧接(编号为TEB563-568),而后三张半唱片编号又在紧接雪艳琴唱片,而高亭唱片是根据录制时间先后编号,所以我怀疑这次高亭唱片实际上也分两次录制完成的。
高亭唱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苏武牧羊》,这出戏早年叫《万里缘》,是王瑶卿的代表作,那时以花衫为主角,从胡阿云上殿开始演起,老生是配角。1914年1月22日排演于吉祥茶园(即吉祥戏院之前身),由王凤卿扮苏武。1922年12月王瑶卿搭尚小云玉华社时重排此剧,改名叫《塞北奇缘》,由谭小培扮苏武。1923年5月,马连良与王瑶卿在上海亦舞台合作演出,也排了这出戏。1931年马连良根据以前刘鸿升的演出本(刘景然藏本)重排此剧,添行头置布景,编排场次,设计唱腔,前后费时半年,耗了很多心血。本来想在6月参加上海堂会回京以后再演,由于吉祥戏院演出预告3月份贴出去后,观众纷纷来函要求提早公演,所以于1931年5月23日、24日两晚在吉祥戏院作初次公演(扶风社),由王幼卿饰胡阿云,尚和玉饰李陵。演出深得好评,尤其“望乡台”一节,台下无不叫绝,经过不断的演出、修改,这出戏成为马派代表作之一。

1937年


本年在北京为上海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七张。
上海百代公司灌音部主任傅祥巽于1月来京,约请名伶灌制唱片,其中有富连成社、王玉蓉、管绍华等。经过多次磋商,与马连良签订合同,每灌一片报酬1600元,每出版一张唱片,可抽取版税10%。根据《民声报》的相关报道,2月15日晚先灌制《苏武牧羊》一张,地点在东交民巷道胜大楼(原俄国道胜银行)胜利公司录音室,此时扶风社琴师已经选用杨宝忠,鼓师仍为乔玉泉。16日,与王玉蓉合灌全部《武家坡》唱片,灌制两天,共计六张,地点同上,鼓师乔玉泉,琴师分别为杨宝忠、周长泰。20日,又与王玉蓉合摄《武家坡》戏照,用于百代公司的唱片广告。22日,携扶风社赴上海演出。由于唱片母盘运回上海途中,《武家坡》的第12面受损,因此王玉蓉于5月12日赴沪,重新灌制,从而有了两个版本。今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马连良唱片全集》CD,其中《武家坡》第12面即以受损之母盘翻制,可与民国时期出版的百代唱片作一比较,不同之处颇多。

1938年


本年在北京为国乐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三张。
国乐唱片公司的整个过程,高聘卿的回忆文章说的很清楚,这里就不谈了。根据《全民报》8月8日的报道,马连良此期唱片的灌制时间是在8月初,12日即率班赴上海演出了。三张唱片是:《范仲禹》头二段(与魏莲芳合)、《甘露寺》头二段(与陈盛泰合)、《借东风》头二段,录音地点在西长安街中央电台国乐唱片收音所,鼓师乔玉泉,琴师杨宝忠,分别于1938年8月、1939年2月开始发行,都是马派的老本戏了。

1939年


本年在北京为国乐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两张。
三十年代中期起,马连良的本戏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就是根据地方剧种里“有价值”的剧目“翻”成皮黄,不光是剧本,而且还包括了许多“艺术化”的表演程式,代表性作品就是《串龙珠》与《春秋笔》。
1936年4月21日,丁果仙(果子红)率领锦艺园山西梆子班进京演出,出演华北戏院,后赴天津,出演北洋大戏院,6月19日再次赴京,出演广德楼,演期很长。这年的整个上半年,马连良几乎都在南方作旅行演出,7月7日才回到北京。恰巧他的老朋友、徐凌霄的老同学王剑峰先生因为暑假,由山西来京。王先生早年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与马连良、徐凌霄、刘步堂等人一起听戏谈戏,而且酷爱昆剧,与袁寒云、朱杏卿、赵子敬、韩世昌等人是挚友,对昆戏有着很深的研究,经常在《京报》上发表研究文章,后赴山西从事教育工作,课余还教授昆腔。他这个人从无门户之见,对来自乡野的高阳昆弋和山西晋剧,非但没有“京朝人士”的习气,反而大声赞扬,呼吁京剧界要学习他们的优点。来京后,正逢丁果仙在京演出,他便和徐凌霄一起,一唱一和,介绍起晋剧的好处来,并组织“研剧团”,约请马连良、徐凌霄、景孤血等人,一起观摩、研究晋剧的表演艺术,并与丁果仙、小桂桃、九岁红、盖天红、刘芝兰等晋剧演员举行座谈,在艺术上互相交流,取得不少成果。
马连良对丁果仙的《五红图》很感兴趣,这与他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一生倡导的就是排演“辅助社会教育”的本戏,这才有了大家交换剧本的事儿。丁果仙赠给他《五红图》剧本,他回赠了《四进士》剧本。暑假结束,王先生回太原,为了留下这段纪念,马连良特地约请他和徐凌霄,三个人合拍了一张《借赵云》的戏照。
这个时期,打本子的事归吴幻荪办理,另有景孤血参预其事。吴先生早年常为郝寿臣打本子,许多郝派名剧就出自他手,他与马连良的结识是从春福社时期开始的。吴先生本工是画家,却爱看戏,更善写作。他的理念与马连良一致,从他们俩一起呼吁“1939年京剧艺术化运动”上即见端倪,两人谈戏的文章,主旨都是一样的。这是马连良中年最为倚重的一位知识分子。
《串龙珠》最初起名叫《刑民血》,后来改为《万民欢》,最后才叫现在这个名字。1938年3月,郝寿臣先生搭扶风社演出,就是冲着这出戏来的,因为郝先生和他们也是
同道者。可巧的是,当年4月,李子建(李世芳之父)从晋绥约来晋俗社山西梆子班来京演出,出演华北戏院。马连良闻讯,特地邀请该班示范演出全部《串龙珠》,时间是
4月18日,演员有九岁红、花女子、宋玉芬、李子建、李翠芬、小玉芬、李碧兰、彦章黑、花桂凤、小兰花、一千红、王兰海、刘玺玉等,从编剧到演员(除了马富禄因故缺
席)齐赴华北戏院观摩演出,参考学习。4月23日,扶风社的《串龙珠》在新新戏院首次公演,连演两场。由于这出戏反映异族统治的残暴,所以惊动了日伪当局,吴幻荪还
被传到宪兵队去问话,这出戏在北京的演出就停了。直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11月26日在华北戏院有场大合作义务戏,在梨园公会会长、人称“小诸葛”的赵砚奎的安排下,
这出《串龙珠》再次与北京观众见面,轰动一时。当然,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在词句、做工、切末等上面(包括配脚),都作了删减,没有初演时的热烈、火炽,这也是环境
所迫啊。但是扶风社赴外埠演出,包括去东北,仍然演着这出“反抗异族压迫”的《串龙珠》。抗战胜利后,原先被删改的词句(包括《苏武牧羊》)又都恢复了,再次感染
了剧场里的观众们。
《春秋笔》这出戏,最初是李亦青提议排演的,后来李随黄桂秋南下,也就搁下了。“七七事变”前,陕西易俗社在封至模的带领下,来京演出,其中就有这出戏。7月4日,他特地带着他的智囊吴幻荪,以及翁偶虹、李万春、叶盛兰等人,赴长安大戏院,观摩骆秉华演出的《春秋笔》,对“杀驿”一场特别注意,以为“身段弥佳,且处处符合锣鼓,情严细腻,为皮黄班所罕见,老生唱呕音,亦陕西梆子特色”,由此决心翻演此剧。这与《串龙珠》几乎是同时的,对此,他也曾对人言:“我每次都是编好两个新剧本才开始排戏,同时露演。比如最近所编的如《春秋笔》和《串龙珠》是同时的,《全家福》(秦腔本子)与全部《盗宗卷》(即《十老安刘》是同时的。”
马连良的本戏,从编到演,时间跨度很长,是下了相当大功夫的,从扮相、行头到表演技术,浸透了他的心血,《串龙珠》、《春秋笔》更是如此了。
《春秋笔》这出戏首演于上海,时间是1938年10月5日,地点在黄金大戏院,同时奉献给观众的还有《串龙珠》,在上海还遇见了老友李亦青,亦是有始有终啊。此期公演共四十天,其中《春秋笔》演了四场,《串龙珠》演了五场,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上海的剧评家们纷纷著文,对这两出戏的价值以及马连良的风格转变,大加赞扬。
为国乐公司灌制的两张唱片,一张是《串龙珠》,一张是《春秋笔》,这是马连良的中期代表作。根据《戏剧报》11月30日报道,唱片是1939年11月29日晚上九时至十一时灌制的,地点在中央电台播音室,鼓师乔玉泉、琴师杨宝忠,于1940年2月开始发行。

1942年


本年在北京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四张,为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五张。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老牌唱片公司百代、胜利都被日本蓄音器商会接管了,为了粉饰太平,开始了一系列的唱片灌制活动。1月,百代公司来京,收灌名角唱片,马连良于2月6日灌制唱片,根据发行统计,共计四张:《十老安刘》、《青梅煮酒论英雄》、《群英会》(李洪福合)各一张,《打渔杀家》《八大锤》合一张,鼓师乔玉泉,琴师李慕良,地点在东拴马槽中央电台播音室。唱片是在日本制作的,运输途中,《十老安刘》的母盘损坏,需要重新灌制。这出戏从事编排的时间很早,《十老安刘》的演出特刊上有篇马连良写的文章,过程很详细,这里不赘述了。这出戏1942年1月经北京市社会、警察两局批准,可以对外公演,5月25日首演于天津中国大戏院,北京的首演要迟至1945年的2月1日,地点是开明戏院。以前曾见一说,谓是剧唱片是在正式公演前灌制的,这应该就北京一地而言的。
根据《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七期(1942年7月出版)及《戏剧报》8月4日报道,胜利公司的五张唱片,分两期灌制:第一期是6月12日深夜,地点同上,灌制唱片两
张:《宝莲灯》与《打严嵩》合一张,《胭脂宝褶》一张,另外,还为百代公司重新灌了一张《十老安刘》,鼓师乔玉泉、琴师李慕良,录音时徐兰沅在场。第二期是8月3
日,与言慧珠合灌《汾河湾》一张、《南天门》二张,地点同上,鼓师乔玉泉、琴师李慕良,大锣马连贵,小锣陈文兴,铙钹胡宝立,南弦李善卿,月琴罗万金,录音时迟
金声、言少朋在场。
以上就是马连良在解放前灌制唱片的大致情况,共计86张、172面唱片,由此印证范钧宏说的不错,马连良的确是解放前京剧演员中灌制唱片最多的一位。除了上述公
开发行的以外,他还曾在自己投资开办的马连良灌音社灌制过《青风亭》、《假金牌》等唱片,属于私人行为,片数不详,亦未见传世,故不列入。有些唱片在灌制时,曾多
次录音,公司曾根据不同的母版制片发行,导致同一唱段之间存在相异之处,这并不是什么“新唱片”,也无须去揣测是哪个小公司的产品,只是同期录音的不同版本罢了,
这点从《楚汉争》(蓓开)、《武家坡》(百代)上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除了上述这些唱片公司外,马连良从未为别的公司录制过唱片,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随着版权意识
的提高,作为一个戏界巨星,是不会随便在一个小公司灌制唱片的,明白此点,则许多猜测便迎刃而解了。
当然,唱片只是一个介质,几个唱段也只是其艺术的一鳞半爪,如果通过“唱片”及其背后“故事”的勾勒,让聆听者在回味唱韵的同时,能够对其人之行知有所了解与
感悟,则此篇文字便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与必要。

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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