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霞》是如何卷入政治旋涡的
1972年初夏,谢铁骊的小女儿刚刚从学校里借回来一部小说《海岛女民兵》,是南京军区部队作家黎汝清的新作。女儿看过后赞不绝口,推荐给父亲一阅。谢铁骊一口气读完了小说,认为作品表现了海岛女民兵苦练本领、保卫祖国的事迹,反映了军民一家的亲情关系,生动而新颖,内容很进步、很健康,又是以“女民兵英雄汪月霞”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政治上不会出任何问题,随即着手改编,很快就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起名《海霞》。他将拍片计划上报军宣队,队长狄福才甚为欢喜,立即批准,纳入到北影故事片生产计划中。 谢铁骊动作迅速,马上着手组建班子,挑选刚刚从干校回厂的王好为进入导演组,此外,还确定了摄影??老搭档钱江及美工人员。由于《海霞》主要讲述了一群青年女民兵的故事,演员的选择难度大,北影现有演员阵容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全国选“美”,从天津等地找到了一些年方十七八岁的年轻少女,包括天津人艺的李秀明,留在厂里培养训练。 8月,谢铁骊带着钱江、王好为,出巡祖国的大江南北。先抵南京,找到了黎汝清,交换改编《海霞》剧作的意见;再到温州,和小说女主人公海霞的原型汪月霞见面交谈,考察女民兵们的学习与工作,深入生活;然后,由北向南,路经浙江、福建、广东,挑选外景地。此次出访,历时月余,人人神清气爽,踌躇满志。 谁料想,谢铁骊等人刚一回厂,文化组立时召见,传达了江青的“口谕”,要谢铁骊、钱江去重拍《海港》。拍摄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光荣使命,又是“首长”亲点的将,在文艺界,江青的话远比“最高指示”威力大,谢铁骊毫无选择的余地,只得忍痛割爱。谢铁骊叮嘱王好为等人继续选择、培训演员,又派出美工再到沿海地区寻找更好的外景地,妥善安排好“后事”,以待来日。 《海港》几经波折,反复重拍,才于1973年4月间完成了任务。闲暇下来,谢铁骊再圆《海霞》梦。由于王好为和演员组负责人陈强的努力,《海霞》的演员班子基本搭成,此时,《海霞》的摄制似乎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主帅一声令下了! 天有不测风云,江青又要拍京剧《杜鹃山》了。这回,江青亲自召见谢铁骊、钱江,摆出一副托付重任的架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容他二人有任何“私心作怪”。从江青居住的钓鱼台17号楼出来,谢铁骊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他深深懂得:已没有机会再执导《海霞》了和一年前拍《海港》的情况完全不同,如今班子已经组成,几十号人马在等待着冲锋号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总不能为他一人再闲置数月。况且前途变化莫测,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也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究竟由谁来执掌《海霞》的帅印呢? 渐渐地,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变得清晰起来,呼之欲出:几十年的老党员、北影的“四大帅”(导演)之一,北影“五七”干校木匠组里的“好好先生”、“文革”前多次紧急拍摄任务的承担者??凌子风! 刚刚弹落一身木屑的凌子风应召来到谢铁骊的面前,执导《海霞》,毫无疑问,这是事业上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 初冬的季节,南方的海水仍然存些温意,台风过后,海岛上气候宜人,正是抢拍的好日子。凌子风奋战半月有余,积聚了小半部的《海霞》样片,按照惯例,他派遣王好为携片返京,送厂里审看。样片被立即审看。结果是《海霞》的停机令迅速下达,摄制组被勒令撤回京城,铩羽而归。凌子风执导的第一次《海霞》拍摄行动,从谢铁骊交授任务到关机停拍两月有余,实拍仅半月,便宣告失败。 谢铁骊只好再择主帅,重新再来。新的主帅人选,谢铁骊早已心中有数。他邀请老友陈怀皑出山助拳,老哥们儿一口答允。谁知主帅人选刚刚敲定,同行中便有一帮“左爷爷,左奶奶”(陈怀皑语)说三道四,揪住陈怀皑解放前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大加攻讦,还愤愤不平地说:什么好事都让他一人占了谢铁骊坚持主见,誓不改选,直闹得北影厂里人心躁动,满城风雨。反对者眼见在北影厂内难以解决问题,便上书江青,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谁想“首长”阅信后,不理这茬儿,还骂了一句“无端干扰”,算是答复。 所谓“历史问题”,早在“文革”初期,陈怀皑就已向军宣队辩白清楚:集体加入国民党,是在校读书时国民政府办的。1947年“蒋帮”要集体入党者填表登记,陈怀皑公开抗拒,成了通匪嫌疑,险遭捉拿。他逃到解放区,走上了革命的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早就有了组织结论,今日又被人翻腾出来说事,陈怀皑虽为之气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眼看《海霞》扯皮日久,为了顾全大局,他找到谢铁骊另荐新人:“请钱江来当导演,坐第一把交椅。他是烈士子弟,那些草包、红眼就没话说了,行不行我甘当二把手。只要把船开出去,谁开都无所谓。” 钱江的父亲是钱壮飞,20年代打入国民党谍报部门,在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出卖中共中央的危险时刻,钱壮飞及时把情报送出,拯救了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高级干部。后来钱壮飞战死疆场,周恩来把钱江接到身边抚养成人。因此,江青见到钱江,也不忘历史,“你爸爸的事,我们都知道”,以此勉励他“为文艺革命立新功”。谢铁骊登门造访:“看来我是没办法拍《海霞》了,还是你来。导演是你,摄影是你,整个摄制组组长也是你。《海霞》就交给你了!” 望着老友急切的目光,钱江还能说什么呢,他默默地点点头。 1975年,新年伊始,运筹长达6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闭幕。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的“组阁”企图遭到失败,尤其在外交部、教育部激烈的人选争斗中,惨遭败绩。国务院形成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周邓组合。“帮中人”仅占国务院各部中的文化、卫生、体委三个席位,在某些局部占据了优势。尤其是文化部,很快组成了以于会泳为部长,刘庆棠、浩亮、张维民为副部长的核心领导小组,清一色的“帮中人”,垄断了整个文艺界的统治大权,成为插在国务院周邓组合上的一个坚硬楔子。 靠着江青蛮抢横夺才当上部长的于会泳,此刻正值春风得意、神清气爽之时,他虽然没有忘记“和首长患难与共”的誓言,然而,树立权威,毕竟是当务之急。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就是要烧出个八面威风来吗最起码,也要在文艺界的管区内,言必行,行必果。封疆大吏,倘若甘当主子的奴才,也自然是百姓的父母,这是几千年中华宦海中一条不成文的导航经。事有凑巧,“于记”文化部开张不到一周,1975年1月25日,《创业》、《海霞》接连送货上门。买进卖出,断物识货,正是新部长显示能力水平、扬名立威的好时机。 长影由张天民编剧、于彦夫导演的《创业》,已是第三次送审,于部长偏要打破“事不过三”的老规矩,没话找话,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虽然如此,但仍批准在修改后上映。北影的《海霞》初次送审,自然要严格把关。于会泳拉上二位搭档刘庆棠、浩亮,沉心静气,连审了两天,横挑鼻子竖挑眼,数落了几十条艺术上的不是,郑重宣布影片存在“严重问题”,退回北影,责令编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还破天荒地立即将审查意见打印成文,要求北影全厂职工“学习讨论”,“积极地帮助”编导人员,“把坏事变好事”。两部影片,一褒一贬,恩威有度,观点鲜明,于会泳的部长威风,抖擞得淋漓尽致,酣畅潇洒,上任才一周,便打了个开门红。 《海霞》是谢铁骊、钱江在“文革”时期编导的惟一一部故事片。俗话说,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而且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曾到北影看过《海霞》部分样片,并且四处传扬:“北影今年要出一部好片子,叫《海霞》,样片非常好。”消息传到上海、长春,全国都盯住了北影,《海霞》早已是名声在外了。 然而,文化部三位领导现在居然把《海霞》说成是“头大、脖子长、身子短”,辛苦三年孕育的竟是一个怪物?谢铁骊这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不管肚子里怎样骂娘,嘴上如何嘀咕,谢铁骊回到厂里,还是得坐下来修改。然而此时,《海霞》的问题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参与,逐渐超越了顶牛赌气的“艺术范畴”,开始卷入复杂多变、风波四起的政治漩涡。 周恒,一个专门为中央首长们放电影的毛头小伙子,原先也是北影的职工,在中南海里还没有分到住房,只好每天回原单位的单身宿舍休息。“文革”期间,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春节即将来临,周恒心中想着首长们,回厂时四处打听新片的生产情况,想为中央领导们放些影片,调剂调剂生活。此时,《海霞》后期恰好完成了。他打探到消息,通过文化部值班室到厂里借调还未通过的影片,说好给周恩来放映。鉴于周恩来刚动完大手术,他又留话儿说:“总理身体不好,可能一次只能看一两本,片子要多放几天再还。” 事隔不久,朱德办公室听邓颖超说,有一部叫《海霞》的新片挺不错,也通过中国电影公司调看了《海霞》;随后,曾经为拍摄《海霞》大开绿灯的叶剑英,也调看了影片,还将影片借给了总参谋部大范围放映。由于《海霞》是对白双片,在总参大礼堂放映时,没有放映双片的机器,军人们粗中有细,将一个大录音机放进磁带,播放影片的声音。结果,放映时声画常常不同步,声音慢于画面时,忙着快进录音带,反之,则向回倒带,弄得军人们手忙脚乱。即便如此,观众仍然反响强烈,叫好连声,以至连映三场,方才将影片归还。 建国后,恐怕没有哪一部影片像《海霞》这样,还存在着“严重错误”尚未通过审查,就如此这般地大范围借调放映,而且得到了从国务院总理到总参普通战士的充分肯定。《海霞》被观众看好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影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女民兵们的生活,加上王苏娅的出色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夫妻间的温情蜜意,这在“文革”电影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银幕上一大群美丽活泼的妙龄少女,也调节了气氛。还有那些抒情的音乐、散文化的结构……总之,与其他同时期上映的影片相比,《海霞》具有较为浓厚的生活色彩,显得与众不同,引人瞩目。 《海霞》在总参谋部的大范围放映及其强烈反响,终于引起了文化部的警觉,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必须尽快地对《海霞》的放映实行“紧缩政策”。由此,在春节以后,中央领导人与文化部的“三位一体”展开了一场争夺《海霞》放映权的“战斗”。最初的遭遇战,是在北影厂内打响的。 李先念办公室听到了有关《海霞》的传闻,也打电话给北影,要借调影片。这时,春节刚过不久,碰巧刘庆棠到厂里找谢铁骊商量《海霞》的修改事宜。谢铁骊接到电话甚感为难,顶头上司、影片的批评者就在眼前,不好说借,也不好说不借,只得先申明一句:“影片没有通过。”电话里回答了简短的两个字:“知道。” 谢铁骊拿不定主意,只好向刘庆棠请示。后者满脸阴沉沉的,颇为不满地说:“这样不好吧,等修改后再看。”话音未落,他又转念道:“如果先念一定看,要给。”刘庆棠还算头脑灵活,机智伶俐,毕竟,李先念不仅是副总理,还主抓电影工业,师出有名。而且平日一开电影会议,江青总要拉上李先念,以便现场解决问题。总不能干活儿有份儿,调看影片却要吃闭门羹吧,这个面子是驳不得的。当日下午,影片便被调走了。 没过几天,中联部部长耿飚打电话给中国电影公司,找到“影筹”负责人罗光达,说:“邓大姐他们看了《海霞》,认为影片拍得不错,可以在春节期间招待兄弟党组织在中国的朋友们看看。”罗光达当即将上述意见告诉了刘庆棠。刘庆棠听了很生气,厉声说:“谁叫你们把片子送到总理办公室去的?这部影片部里审查时发现有严重错误,你们不知道吗?首长还没有看,赶快把影片追回来。” 罗光达听后不得要领,只得又追问一句:“中联部要片给不给?”刘庆棠干脆矛盾上交:“我决定不了,你直接请示会泳同志。” 罗光达无可奈何,再打电话给于会泳。于大人得悉情况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责备罗光达不该把影片送到总理办公室。罗光达辩解道,“是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调去的……”于会泳马上打断了他的话:“你们不会说影片拆散了,在修改,不能放映,不就完了吗?《海霞》有严重的问题,拿这部影片招待外宾不好,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中联部。” 没过多久,耿飚再次来电话催问此事,罗光达又打电话问于会泳,后者明确答复道:“我已请示了首长,这部影片有严重错误,招待外宾不好,可以改用别的影片。你要立即通知北影,把《海霞》双片追回来。” 从中南海率先刮起来的《海霞》热,引得中央领导们纷纷调看影片,无形中给文化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此事从周恩来办公室调看影片开始,邓颖超直接出面,告知叶剑英她对影片的良好印象,形成了总参谋部的“公映”局面,而后,邓颖超又极力将影片推荐给中联部,险些使《海霞》“名扬海外”,尤其是朱德看过影片之后,对文化部指控编导在“吃野菜”一场戏里“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分不以为然,老元帅毫不客气地批评文化部说:“他们懂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叫破坏?胡扯。”朱德和周恩来私交甚密,两家常有往来……这一切,邓颖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于会泳等人的眼中看来,《海霞》摄制组有关人员与中央领导调看影片,有着重大关联。尤其是钱江,因和周恩来、邓颖超的特殊关系,更属有重大嫌疑的对象。在《海霞》未获通过之后,某些主创人员凭借个人关系,通风报信,暗中捣鬼,以借中央领导之口来行否定文化部意见之实,这就是于会泳等人对于“调看《海霞》”的突发事件的基本认识。尽管谢铁骊等人再三辩白与此事无关,事实也证明了这件事纯属周恒个人的好心所致,然而文化部仍然疑神疑鬼。在稍后展开的对《海霞》的讨伐中,刘庆棠多次追问摄制组有关成员:“是不是用中央领导压文化部?”毕竟,文化部的“三位一体”平日做惯了打小报告等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此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是“自然天成”。 当此之时,文化部在《海霞》问题上,也绝对失手不得。被于会泳十分看好,还积极推荐给江青审看的彩色故事片《创业》,于1975年2月11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一)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后的第三天晚上,江青亲自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宣召到钓鱼台17号楼的寓所,恨恨地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她还电话嘱托姚文元:“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这对于文化部里的“新当家”不啻是当头一棒! 于会泳等人执掌文化部后,一周内决断了两件大事,《创业》现在已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失了眼,正忙着深刻反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好在是“亲娘训子”,“亲者严”嘛!江青最终总会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但是,《海霞》的情况与《创业》完全不同,压力来自“文艺圈外”,倘若因手软处理不当而翻了船,新部长们不但要威风扫地,也正好授人以柄,为周邓组合提供“拔楔子”的大好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这一步,文化部已是内外交困,再无退路,只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救命弦儿,在《海霞》问题上打一场大规模的政治仗,或许能变被动为主动,戴罪立功,走出困境。 文化部显然要在逐步升级的攻击中,把对《海霞》的批判从“艺术范畴”推向“政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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