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来自什么地方？黎族的族称族源研究

“黎”是他称，即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黎族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称呼，主要有“哈”、“杞”、“润”、“赛”和“美孚”等称呼。

黎族在海南岛的历史有三千多年，秦汉时期南方百越的一个分支“骆越”与黎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族称、方言及主要特征

见于史籍记载，与今天黎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最早名称叫作“里”。如《后汉书·南蛮传》就有“建武十二年（公元36），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的记载。当时“里”与蛮是并称的。

东汉以后，史籍中的“里”字多了人字旁，常常是“俚僚”、“夷僚”等并称。三国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载：“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这项记载表明“里”字已转化为“俚”字，并对其分布作了明确叙述。南朝时期，“俚”字作为族称，出现更加频繁，而且一直沿用到唐末宋初，才逐渐转变为“黎”。

唐末刘恂著《岭表录异》，有“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新唐书·杜佑传》中也有“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等撰，故“黎”之称应以《岭表录异》所记载为最早。该书约成于9世纪初，但普遍以“黎”代替“俚”、“僚”，作为专有族称的则是在11世纪以后。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苏轼父子谪居海南时的诗文、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等著作均以“黎”字一词称海南的土著民族。这种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在黎族当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特征的差异，还可以把黎族分为哈、杞、润、赛、美孚五种方言。每个方言内的土语往往与该方言自称或峒相适应。

哈方言。哈方言过去作“侾”。但“侾”字过于生僻，意思不明确，故2001年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等单位在编写大型画册《黎族传统文化》时，决定以“哈”字替代之。并对原周边汉族将其内部带有歧视意味的称呼“四星”、“三星”分别改成“罗活”、“抱怀”。哈方言在黎族五个方言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历史典籍中，哈方言有“遐”、“霞”、“夏”等名称。哈方言主要分布在乐东、陵水、昌江、白沙四个黎族自治县和三亚、东方二市，其内部又有许多种自称。主要有“罗活”、“抱怀”、“哈应”三种称呼。“罗活”分布在乐东盆地及盆地边沿与哈方言其他类型杂居部分，少量还分布在东方、白沙等地，有罗活、抱由、多港、抱漫、志强、南唠等自称，大多是以居住地（过去的峒）命名的。“抱怀”主要分散在望楼溪中游的千家镇永益村、福报村等地，在三亚、东方也有少量分布，人数较少，自称“抱怀”。“哈应”，又作“哈炎”，在哈方言三个土语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主要分布在黎族地区边缘地带的三亚、陵水、东方等地，与汉族相邻或杂居，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

杞方言。杞原作“岐”，人口仅次于哈方言，主要分布在保亭、琼中、五指山2县1市。五指山地区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仍保留着合亩制度。1950年前合亩制以外其他地区男子全部改穿汉装，妇女已不文面。居住在琼中东部和南北部的受汉族影响较深，不论男女，全部改穿汉装，大部分改讲汉语，习俗类似周围汉族。住在保城的也全懂汉语，并用汉语唱歌。

润方言。过去又称“本地”黎，是汉称，意思是“土著的黎族”。自称为“赛”，“润”是其他方言的黎族对其的称呼。居住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东部，鹦哥岭以北的广大地区。1950年以前，男子结髻在后，下穿“犊鼻裤”，上衣已改汉装。妇女文面文身，上衣宽阔，为“贯首式”，筒裙极短。润方言擅长造型艺术，妇女的织花与绣花，男子的骨刻与木刻，十分精致美观。居住在南渡江发源地南溪峒的润方言过去普遍保留着“上人下畜”的高架船形屋。润方言内部方言土语相当复杂，主要土语有白沙土语、元门土语。

美孚方言。“美孚”一词，是其他方言的黎族，尤其是哈方言对其称呼的汉语译音。主要分布在昌化江下游两岸。美孚方言居住地一般有较宽广的平地与肥沃的水田。过去男子结髻在后，戴耳环，下穿左右各一块相掩的黑色短裙，上穿黑色开胸对襟无钮的短衣。上衣男女无分别。妇女用黑白相间的头巾缠头，下穿长及脚踝的长筒裙。文身文面。美孚方言不懂制陶，但擅长纺织和木工。

赛方言。过去称“德透”黎，又称“加茂”黎，自称为“赛”。赛方言人口较少，主要分布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三亚市交界的地区。男子已全部改穿汉装，妇女上衣类似传统的汉装，下穿长筒裙。

尽管黎族内部在语言、习俗、服饰等方面存在着某些差异，但黎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统一性是主要的，黎族内部虽有方言土语之区别，但互相之间可以进行语言交流，其中，赛方言与其他方言差别较大。至于文身、婚姻、饮食、居住、宗教信仰等习俗则大同小异，基本相似。   黎族的来源

黎族族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史前海南岛已有人类的活动。1992～1993年在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发现了一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石制品、骨制品和角制品等大批文化遗存，把海南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一万年左右。但目前还无法证明黎族与“三亚人”有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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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材料，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越族的一支——骆越发展而来的。

第一、从历史地理学上看黎族与骆越的关系。

骆越又作雒越，《史记·南越尉赵佗列传》仅称为骆，“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以今日地理范围，赵佗所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当为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等地。《汉书》、《通志》等历史典籍也称海南等地为越地。《通志》卷五下，前汉纪五下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南越王相吕嘉反。汉武帝派兵征讨，“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可见，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越人故地开置九郡，儋耳、珠崖二郡在海南岛，海南岛自然是越地一部分。

那么，海南岛当时的居民究竟是越人之中的哪一支呢？《汉书·贾捐之传》有明确记载。汉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48～前44），珠崖反叛，朝廷议征讨之事，贾捐之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上文骆越之名，是文献中首次出现，从上下文可见，骆越是指海南岛土著居民。《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胡三省注曰：“余谓今安南地，古之骆越也。珠崖，盖亦骆越也。”又据《史记·南越尉赵佗列传·索引》引《广州记》，也说骆越在交趾。因而，从地理上判断，骆越分布约相当于越南北部及粤、桂与越南交界地区以及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

自东汉以后，骆越一带居民名称有较大变化。《后汉书·南蛮列传》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这是关于俚人或里人最早的文献记载。从里人（俚人）居于九真徼外观之，应属西汉骆越遗裔。另据万震《南州异物志》、《旧唐书·地理志》等书记载，在广东西江，广西浔江、郁江以南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其土著居民自东汉以至南北朝，皆称为俚人或俚子。这一地区，西汉以前为骆越地带，不是因居民迁徙变化，而是因为东汉以后已由骆越改称俚的缘故。黎人是由俚人演变而来，学术界没有异议，无需进一步论证。

从以上论述可知，海南岛西汉以前为骆越一部分，而东汉以后，骆越故地土著改称俚，海南岛又为俚人的一部分，后来再改称为黎。

第二、从考古学上看黎族与骆越人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海南岛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它与我国两广沿海地区发现的器物同属一个文化类型。特别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更为相似。

在石器方面，主要有斧、锛、凿、锄、铲等。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双肩石器是海南岛石器工具中一种具有特色的石器，数量大，分布广，形式多。我国的双肩石器，主要分布于两广地区。在广西东兴临海河口、南宁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流域扶绥、邕宁、横县等14处贝丘遗址都发现了与海南岛型相似的石器工具、网坠等。尽管海南岛的双肩石器有早有晚，但与两广大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无疑属于岭南百越文化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大石铲（身高20厘米以上的），多发现于雷州半岛、西江两岸、广西南部以及海南岛，这正是骆越人及先民活动的范围。

陶器则包括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3种陶系。常见于粤中地区的夔纹硬陶则少见。

在海南岛发现的有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饰绳纹、各种刻划纹和篮纹的夹圜底釜、夹砂罐等；有新石器晚期或更晚的素面、夹砂陶器，口沿外翻成圆条或半圆条状的盆钵类，有些陶器腹部饰鼻耳等各式耳板，还有周秦时期的云雷纹陶器等。这些陶器一方面具有鲜明地方特点，另一方面又与两广大陆有着关联和一致性。

此外，铜鼓也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后，在黎族地区发现的许多铜鼓，也说明黎族与百越诸族的渊源关系。

总之，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黎族先民与古越族的一支骆越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从语言学上看黎族与骆越的关系。

黎语与古越语在语法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修饰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的结构方式。东汉袁康《越绝书》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由两个名词结合而成的合成词，后者修饰前者，这正是黎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清代道光《琼州府志·舆地志》说：黎语“虚上而实下，如鸡肉曰肉鸡，县前曰前县。”

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特征。在语音方面，声母比较简单，韵母比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现在壮侗语族分四个调类，八个声调，并与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在语法方面，语序基本与汉语相同，但定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后，如“白马”说成“马白”，“桃树”说成“树桃”等。在壮傣、侗水、黎3个语支的基本词汇中有不少是同源词，如水、火、子女、鸡、臂、来、狗、猪等，都是同源词，其声母、元音、韵尾都对应，调类除个别例外基本相同。不过黎语从“原始壮侗语”分出来要早些。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黎语既然与壮侗语族的各民族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从此方面可以推定黎族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而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都认为这些民族起源于古代的越族，那么黎族源于古越族的一支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四、从地名学上看黎族与骆越的关系。

地名在最初命名时跟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而且地名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还要久远。因此通过华南某些地名分析研究，也可以帮助阐明古代黎族的分布情况以及黎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1《文语》载：“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在同一条目中又提到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以近代学者研究，这些地名都是根据壮侗语族读音，用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或作“湳）。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等。语言的相近，反映了民族的亲缘关系。据统计，这些地名以“那”字最多，分布集中，广西有1200多处，越南有60多处，云南有170多处，广东有150多处。可见，海南岛许多黎语地名与广西、广东高雷等地不少地名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非常接近或者相同，完全属于壮侗语言系统。

第五、从民族学上看黎族与骆越人的关系。

古越人在生活上、习俗上的主要特点是：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居干栏，多食海产，善使舟船及水战，善铸铜器等习俗黎族基本上都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有些还完整地保留着这种习俗。《水经注》转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就曾提到当时海南岛上的土著居民就有“披发文身”的习俗。宋代《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对黎族妇女文身有更详细的记载。巢居，是指干栏式建筑，宋代《太平寰宇记》中就有黎人“巢居”的记载。这类房子在白沙南开一带还有保存。在壮、傣等民族中干栏式建筑也很普遍。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在历史上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活动和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的地方。此外，《汉书》等都有关于越人“鸡卜”的记载。可见，黎族与壮侗语族各民族在族源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先民与古代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古越人，以至后来的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