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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

崇祯治乱

明思宗即位后,东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占领辽东地区,袁崇焕等人于辽西宁远、锦州等抵御后金可汗皇太极的入侵。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彻底击败林丹汗,取得了传国玉玺,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即清朝。并且陆续发起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入塞。当时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明朝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本身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最后成立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明思宗在煤山自缢,明朝亡。

登上帝位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死,无子,遗诏立五弟朱由检为帝。时年十八岁的朱由检即位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朱由检一生操劳,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继日的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 ,天天生活在操劳、恐惧、痛苦、烦躁与焦虑之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崇祯帝连忙自我检讨。

天启七年十一月(1627年),明思宗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明思宗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面对困局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

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内忧外患

江南水灾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匪患猖獗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财政困难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明思宗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明思宗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明思宗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明思宗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明思宗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自缢殉国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围攻北京城。三月十八日,贼军以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守军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开彰仪门(一说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下),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思宗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明思宗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未死)、长平公主(未死)、昭仁公主。

然后思宗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明思宗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也有一说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明思宗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

明思宗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自杀,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