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三次试探秦孝公后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霸道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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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秦国在战国之初仅为西部小国，却用不足百年时间，励精图治后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什么力量使其能在短短的数十年便取的飞跃呢?秦国所倡导的“霸道”是从传统的帝道、王道中脱颖而出的，如何成为治国理论?

　　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历经多次兼并战争后，东周列国中极大一部分小国或被直接灭亡，或被兼并，纵有如鲁国、宋国之流仍在存续，但已属苟延残喘、强弩之末;天下的财力、物力、兵力均已如海纳百川般归流于后来所谓的“战国七雄”手中。令人惊异的是，战国七雄当中有个屌丝逆袭，那就是秦国;战国初期，秦国仅是华夏西部边陲一介小国，在其余六国之人的观念里，秦人只是衣不蔽体、茹毛饮血的形象，乃是与戎狄无异的野蛮之徒。

　　而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其成果则是为山东六国所继承，所保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入流的国家，却在经过数十年的变革发展后，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并且最终横扫六合，睥睨天下，率土之滨乃尽入秦国之彀中，虎视何雄哉!那么，秦国所倚仗的发展方略和治国原则是怎样呢?

　　秦国强大于商鞅变法

　　谈到秦国的强盛，我们便不得不提起彪炳史册的“商鞅变法”;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意即商鞅乃是卫国的一名庶出公子，他首先在魏国为官，但久不受重用，听闻秦国国君秦孝公在天下寻访有才之士，这正也是怀才不遇的商鞅所要寻求的进身之阶，于是他西去秦国，依托国君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

　　商鞅分别用帝道、王道、霸道三次试探秦孝公

　　据《史记》载，商鞅多次拜见孝公;第一次拜会时，商鞅为秦孝公介绍了三皇五帝之中尧、舜的治国方法，乃是帝道;然而孝公听得了无兴趣，瞌睡连连;纵使商君说的口若悬河、唾沫横飞，秦国国君依然波澜不惊、不为所动。

　　不久，重臣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商鞅，这一次商鞅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孝公大肆推荐夏禹、商汤、周文武的国家治理的法门，是为“王道”;这一次秦孝公虽然不像首次会面时一般不礼貌，却也只是浅尝辄止，顾左右而言他;尽管商鞅将心中郁结的才华谋略说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秦孝公依然是心中岿然不动;商鞅知道圣王所倡的“王道”也不是秦孝公心中所愿。

　　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便以他所擅长的法术之学与之交流，将他总结的春秋五霸成功经验和盘托出;这一次，“霸道”的治国理政理论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和高度赞同;孝公听商鞅所言，情不自禁地“虚前席”;君上心中大悦，与商鞅探讨了几天几夜也不觉厌倦。

　　商鞅用法家霸道征服秦孝公

　　商鞅征服秦孝公所用“霸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首先，便是树立起国家“法制”尊严，并提出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而因适时而变，兵无常势，法无常形;商鞅的诸多举措，首当其冲的便是为国民重立身份与变革社会关系。

　　从过往简单依靠血缘订立百姓身份的方式，转换为依靠地缘划分人际关系，也就是什伍连坐制，将相邻的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此后无论是征收赋税徭役，抑或是征集军队壮丁息由此出。而在什伍之中，但凡有一人有罪，其余各家各户均受其牵连，判为同罪。

　　严苛的法制，使得百姓只得服从国家的调遣而失去了从事自主生产的自由，整个国家如同一台缜密的机器一般，每一步都因循国家法律步骤而无出其右;国家机器的架构只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塑造其胚胎，而如何使得国家机器运转使用并且脱胎换骨，商鞅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对早已形成的固有社会阶层的破除上。

　　其次，商鞅首创军功爵制，但凡秦国境内居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庶百姓均可获得进身途径，而打开这一途径的钥匙便是军功，也就是战场上的战绩;于是，如何飞黄腾达便不再是简单的依靠前辈先人的恩荫，而转化为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只有在战场上横刀立马，斩敌当先的战士方能位列他人之上。

　　商鞅的做法，不仅将秦国的尚武之风和严肃骁勇的国家氛围塑造起来，更将秦国的军队逐渐磨练打造成了无往不胜的虎狼之师，成为了一统六国的决定性力量。

　　再次，商鞅将法治理念融入到国策当中，秦国的内政方针和对外策略，我们都能透视到其成功所赖的法治原则和基本理念，也正是在这般先进的创新的治国之策推动下，秦国的政治实践呈现出了一往无前的气势;如同一道锋芒毕露的剑刃，挥斥方遒，直指中原大地和茫茫荆楚，秦军剑芒到处，所向披靡。

　　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商鞅所言的“帝道”、“王道”和“霸道”三者的异同和效力。管仲所著《管子》有言：“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这一言深刻揭示了三者的区别。

　　帝道不适合大争之世

　　“帝道”首先是春秋诸子中道家所追求的境界，那便是君主无所施为，而单纯以自身的涵养以及道德润泽生民，使得万物生灵归于同一正道，黎民百姓不必苟于自我私利，政通人和，苍生平等，民心归依。不得不说，“帝道”所呈现的国家状态极为理想，而正因为其存在鲜明的理想性而始终难以施为，并且在“帝道”所描绘的政治体系中，施政者的权力与地位是需要通过类似三皇五帝的“禅让”的经典模式达到平稳过渡。

　　例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便自出为将，而让位于其子惠文王，燕王哙禅让让国于其国相等。然而“帝道”所追求的依然只是文明早期的政治模式，对民风淳朴自然的大环境无比依赖，这在战国这一讲求发展效率的喋血时代是难以有所成就的。

　　王道反对武力，不适合争霸时代

　　“王道”则是肇始于周朝之初，周公所建立的宗法制，从历史角度上看，“王道”是这一时期的正道，七雄之中的其余六国便是遵循这一方向，虽然多有发展或变迁，但均恪守游戏规则，不敢越雷池一步;究其原因，便是早已形成的国内等级结构和周朝的政治大环境。君主的权力处在贵族的制约下，专注于国内政局而少有对外方略，重视传统的土地生产模式。

　　“王道”在思想上就是孔孟所倡导的“仁政”和“德治”，尤其以孟子为代表，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言下之意乃是孟子反对武力称霸;然而在“窃钩者诸，窃国者诸侯”的时代，礼崩乐坏，生灵涂炭的战国，行王道，称礼仪往往成为了弱势的一方，正如孟子自己也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于是，严苛而又高效“霸道”便成为了秦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宝，这其中体现的也是在纷乱的时代，通用法则和权力体系的新阐释;文明的传统在分裂之时很难起到有力的聚合作用，反之只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方能掌握时代话语权，才能使得天下归一。

　　综述

　　笔者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个国家的富强发展，除了凭靠其本身的施策方略外，还需要对时代大环境加以分析和思索;盛世、治世时施以德政，体察民情;乱世时凝聚国力，生存保种;历数过往的诸多朝代，本应为太平之世却多亡于难以体察民意，上下分离;如秦帝国灭亡于横征暴敛，东汉分裂于骄奢淫逸，盛唐衰落于难顾地方。

　　而本为纷乱之时，君主又不知励精图治，扬鞭奋进者亦有之;如后唐毁于优伶戏子，南唐毁于声色犬马，北宋灭于不思武力;无论处于哪一个时代，国家都应该有适时而变的政策原则，一旦脱离了这一物质的基本条件，便会被无情地斩于马下。

　　参考文献《史记》、《左氏春秋传》、《商君书》、《管子》、《孟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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