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定帝在位期间，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即泰定帝，元朝第六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位大汗。。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裕宗真金之孙，元显宗甘麻剌之子。接下来历史资料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早年承袭父亲的晋王爵位，镇守漠北，1323年发生南坡之变，元英宗被弑，晋王也孙铁木儿被拥立为皇帝，改元“泰定”。他在位时政治上未有太大变动，国家大体稳定，但元朝已进入多事之秋。1328年，也孙铁木儿去世，死后发生皇位之争，他的从侄图帖睦尔(元文宗)夺取了他的儿子阿速吉八的皇位，他也被视为“自立”的非法君主，没有得到汉文庙号、谥号与蒙古汗号，一般以其第一个年号而通称为“泰定帝”。

　　主要成就

　　人事政策

　　泰定帝即位后，在人事上采取宥和政策，尽可能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所重用的是他在漠北晋邸的从龙之臣，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权臣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其中回回人倒剌沙是泰定一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他的主导下，不少回回人入朝担任要职，回回人在泰定朝取得了空前绝后的高贵地位，倒沙剌“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家有金窖宝海以藏所得金帛珍异”，朝政也十分腐败。

　　泰定帝的宥和政策表现为：没有对铁失一党斩草除根，而是还给籍没的家产、停止追捕余党。他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后来的元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流放地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周王和世㻋(后来的元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御史台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泰定帝大封诸王，他在位时期封了24个王，而英宗只封了7个王。英宗时停止的诸王岁赐，也被泰定帝恢复。

　　泰定年间的汉人大臣从仁、英时代的意气风发降至较低地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唯一高官和唯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但是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廷玉、许师敬(许衡之子)、史惟良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但泰定帝在表面上仍对汉人大臣给予充分的尊重，张珪有病，泰定帝命其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年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经济政策

　　泰定年间起用回回人理财，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大都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1326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

　　自延祐三年(1316年)以来，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元政府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末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1325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

　　开设经筵

　　泰定帝生长于漠北，带有浓厚的草原背景，对汉文化隔膜很深，他从漠北带来的那班人马也都是“椎埋无知、犷悍豪横”，可以说他是忽必烈以来元朝诸帝(除了阿速吉八与懿璘质班两个幼帝)中汉化最浅的一位。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他不得不尊崇并学习儒家文化。他刚即位就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英宗朝采用古制，将太庙一年一祀改为一年四祀，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当时主政的回回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汉儒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不过，汉儒实在是高估了经筵的作用，泰定帝开经筵只是出于笼络汉人、虚尊儒学的政治目的，不可能达到儒生们所期待的“致主尧舜政不惭”之效果。泰定帝显然不是一个好学生，首倡经筵的赵简就抱怨说“于是四年矣，未闻有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但是泰定帝并非一点长进都没有，他也通过经筵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曾书“雪蓬”二大字赐给大臣陈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