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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鼎:擅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尤精肖像

禹之鼎是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画家,擅长人物,尤以肖像著称。入京供奉内廷后,誉满京师,“一时名人小像皆出其手”(清·秦祖永《桐阴论画》)。然而,关于他的生平,画史记载却极简略,可能基于他是宫廷画家而非文人士大夫之故。所幸他结识的许多王公大臣在所著诗文或所题画跋中,披露了他的一些行迹。禹之鼎的一生大致可分成4个时期:33岁以前为早年,居乡习画,主攻肖像;34岁至39岁为壮年,入京供奉,出使琉球;40岁至50岁为中年,名誉京师,创作鼎盛:50岁至70岁为晚年,功成名就,孜求拓展。

禹之鼎生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字尚吉,亦作上吉、尚基、尚稽,号慎斋。本籍扬州府兴化县人,后寄籍江都。因扬州、江都古称广陵,故自署常称“广陵”人。

禹之鼎出身比较贫寒,咸丰《兴化县志·禹之鼎传》记:“幼微贱,落拓不偶。”十余岁时曾为李氏“青衣”,即童仆。据《清稗类钞》载:“初为李氏青衣,公事毕,窃弄笔墨,主人教其专习绘事。”李氏为兴化四大姓之一,是明末吏部尚书李春芳后裔,族人多善绘画。禹之鼎在李家当童仆,主人教其习画,这当是他最早的画业启蒙。画史还记他“幼师蓝瑛”,其时蓝瑛已72岁,不可能收十余岁的小孩为弟子。禹之鼎习蓝瑛笔墨,很可能就由主人传授。禹之鼎20余岁时,在家乡已小有名气,并以肖像画著称。他结识了不少当地的名人和画家,并为他们画像。如23岁左右时曾为吴伟业写照。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画家,“画中九友”之一,与董其昌、王时敏友善,其时已60余岁,请后生禹氏写照,可见他对禹氏的器重。康熙十三年时,著名学者徐乾学翰林来扬州,与书法家姜宸英、诗人汪懋麟集饮于汪氏“爱园”,禹之鼎也应邀出席,为记录此次聚会,即命禹氏貌三人像作《三子联句图》卷。时年28岁的禹之鼎得以参加这样的名公朝臣聚会,并为之作图以记,可见其在扬州画名之显。

据画史记载,禹之鼎是在康熙中入京任鸿胪寺序班的。鸿胪寺是专司朝贺庆典礼宾的机构,“序班”是掌管百官班次的官员,负责侍班、齐班、纠仪与传赞等仪节,官秩为从九品。禹之鼎任此职,官位甚低,但他似乎专司绘肖像的工作,与一般序班不太一样。当时清朝国力强盛,藩属、外邦不断来人朝贡,他们均由鸿胪寺接待,每次来朝觐见的主要官员,都要由画家绘肖像留底,禹之鼎即任此职。对此,文献曾有具体记载,吴暻《西斋集》卷二《广陵禹生王会图歌》序曰:“康熙丙寅、丁卯间,朝鲜、安南、琉球、贺兰、西洋、土鲁番、暹罗、喇嘛、阿罗斯、喀尔凯凡十国,其国王李琮等各遣使入贡,故事大鸿胪引使臣见朝毕,赐宴礼部,时东海公官礼部侍郎。公之客广陵禹生之鼎,善人物。公陪宴日,辄命生囊笔以随,生从旁端视,叠小方纸,粗写大概,退而图之绢素。凡其衣冠剑履,毛发神骨之属,无不毕肖,图成,公取汲冢周书王会篇之义,命曰《王会图》。”禹之鼎为丙寅、丁卯年入贡使者画肖像,只是其中一例,他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随汪楫等出使琉球,也当肩负绘像的使命。

禹之鼎出使琉球,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事迹,他的肖像画誉满京城,也与此次出使有密切关系。康熙二十年冬,琉球来使请封,二十一年四月,朝廷择定汪楫和林麟娼为正副使,八月册使离京至闽出海,到琉球册封其世子尚贞为琉球国中山王,二十三年春还朝。据文献记载,禹之鼎亦随册使至琉球,《王会图》序中即记:“禹生天才隽妙,无愧古人。今官鸿胪序班,方充琉球伴使,衔命入闽。”《王会图》作于康熙二十七年,是年前惟二十一年有汪楫出使琉球之举,故禹氏亦当是此次伴使。同时,此年七月禹氏还在京为王士祯、陈廷敬、徐乾学、王又旦、汪懋麟等人作《城南雅集图》卷,八月后至康熙二十三年春二三年内,则再无禹氏在京活动的记载,可旁证禹氏已出使琉球。

禹之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随同汪楫返京,其时声誉已远播中外。如咸丰《兴化县志·禹之鼎传》载:“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随册使至琉球,名播中外。”此后他的创作即步入鼎盛时期,京城名人都纷纷请他画肖像。《江都县续志》记:“都下名公通人描画殆遍。”此时,他结识了更多的王公大臣和文人名士,修养和画艺都有进一步提高,其创作既留下了当时许多著名人士的珍贵图像,也显示了他成熟精湛的艺术风貌。

此时期禹之鼎创作的肖像画数量甚多,且多为当代名人。如康熙二十三年返京不久,即为曹寅画《栋亭图》,曹寅即曹雪芹先人,官两淮监政,为康熙宠臣;二十四年为陈廷敬画《燕居课儿图》,陈廷敬官大学士,工诗文,与王士祯、汪琬并称当世;二十七年为朱昆田画《胡波吹笛图像》卷,朱昆田即朱彝尊之子,工诗文书法;二十八年为朱彝尊画《小长芦钓鱼师图》,朱彝尊为著名学者,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官检讨,入直南书房;同年为高士奇画《江村南归图》卷,高士奇为著名鉴藏家,工书善画,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这些名人肖像均刻画精细,形神毕肖。

禹之鼎在京城虽然声誉为起,但络绎不绝的求画和限时急索的逼画,使他不堪重负,心绪烦乱,40余岁时遂有南下之行。清·张庚《国朝画徵录》记载:“有戚畹策骑来召,急甚,之鼎南人,既不善骑,加以奔促,固以委顿矣。至府拜谒未起,即传命写小照,蒲伏运笔,殊有煎茶博士之辱,遂决归计。”康熙二十九年春,徐乾学休致回籍,僦居洞庭东山,编纂《一统志》,邀请禹之鼎随行,为志配图。这是一次很好的脱身机会,禹氏欣然应允,随即同往。禹氏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44岁时南下,至三十四年(1695年)49岁时才北归。在南方5年期间,主要随徐乾学居洞庭,其间与文人酬往,无贵官相逼,创作比较自由,所画除肖像、雅集,还有其他人物画及花卉、山水等,传达的情思也闲适高雅或真挚亲切。如康熙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徐乾学招邀钱陆灿、盛符升、尤侗、黄与坚、王日藻、何棒、孙旸、许缵曾、周金然、秦松龄,徐秉义等12人,修禊于遂园,请禹之鼎画《遂园修禊图》卷。此图描绘这些德高望重的宿儒,仿兰亭故实,修禊遂园、饮宴三日、赋诗雅集的景象,著意传达文人的高蹈情致。

禹之鼎因徐乾学在三十四年逝世,遂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50岁时回到北京,以后一直寓居京城,直到去世。在这20年小他继续为名人画肖像,许多著名书画家也纷纷与他合作,或补景,或题咏,留下了许多精心杰作。还为通政宫定庵画生平经历,此作已属于宦绩图一类。

禹氏晚年与一些著名书画家的往来更加密切,经常相互作画题诗,或合作画幅。不少名士也欣然为其画题诗,如扎尚任为《江乡钓叟图》题诗;王士祯、宋荦、宋至为《洗竹图》题诗;查慎行为《八瞽图》题诗等。禹之鼎以鸿胪寺序班的卑职而跻身于文人书画家之列,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地位和声誉。禹之鼎晚年声誉卓著,功成名就,但仍孜孜不倦地拓展画路,试创新格。他重新认真临摹前人名迹,从中探索新画法;在肖像画领域辛勤耕耘同时,还广泛涉足仕女、花卉、山水等,力求开拓新题材。如57岁时为红兰主人画《芭蕉仕女图》,仿徐渭笔法,62岁仿赵大年《江乡清晓图》轴;63岁仿马和之《西郊寻梅图》等。虽然这些题材并未成为禹氏的特长,晚年变法也未显成效,但可看出他对艺术的不断追求和进取精神。

禹之鼎的肖像画虽独步画坛,但从学者并不多。在当时文人山水画盛行的社会风气下,需经过长期艰苦基本功训练的肖像画,为文人画家所不屑为和不敢为,故求画人虽多,宗学者甚少,使名重一时的禹之鼎并未创立新的肖像画流派。惟有一位禹秉彝所作的《把钓图》卷(现藏广东省博物馆),画风与他十分接近,其姓氏、籍贯亦相同,抑或是禹之鼎的后人或族亲。

清初画坛,以山水画最为流行,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著名的有号称“清初四王”的文人画派占居正统地位,四僧中由弘仁创立的“新安画派”和石涛、石豁的山水画也各占一席之地。花鸟画亦风格多样,并形成新的流派,如恽寿平的“常州派”。相对而言,人物画比较寥寂,虽也涌现出一些名家,如焦秉贞、禹之鼎、王树榖等人,但均未自成一派。惟肖像画获一定发展,这就是明末清初由曾鲸创立新格而出现的“波臣派”。曾鲸在传统的“写真”技法基础上融合西洋画法,创立了以水墨晕染为主的“墨骨法”,追随者甚众,谢彬、郭巩,徐易、沈韶、刘祥生、张琦、张远、沈纪、廖大受、金名山、顾云乃、顾宗汉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逐形成“波臣派”。当时一些画肖像的画家,也都受其影响,如禹之鼎、徐璋、丁泉、顾铭等,其中以禹之鼎最负盛名。

禹之鼎虽以肖像画著称,但艺术根底比较深厚,他广泛涉猎绘画领域,兼长人物、仕女、山水、花鸟各科;先后出入蓝瑛及宋元诸家,转益多师:擅长工笔重彩、水墨写意、白描、淡彩、没骨等多种画法;肖像画也兼取墨骨法、白描法和江南画法等诸多技艺。通过广采博取和融会贯通,不仅使其肖像画达到得心应手、形神兼备的程度,而且形成多种风格面貌,与专宗一科一派的肖像画家相比,自然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