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阻挠少帅回归大陆：张学良终老他乡之谜

张学良终老异国之谜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逝世后，国内媒体对张学良生前为什么不能回大陆一事，曾发表多篇文章。各种观点争论激烈，莫衷一是。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笔者拟从邓颖超致张学良亲笔邀请函以及张学良的复信谈起。

大陆方面已做好迎接张学良的准备

长期以来，史学界特别是东北的张学良研究者，一直都在争论邓颖超是否真有一封信函寄给远在美国的张学良。新世纪伊始，笔者有幸见到了邓大姐这封信的影印件。

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对标志着这位著名爱国将领真正恢复自由的访美之旅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同志得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表示：“你们应该开个会呀，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相关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其中作了4项重要的安排：一是当年6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91岁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三是派人去沈阳修葺张氏大帅府和大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同志，亲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欢迎之意。前三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究竟派什么人亲赴美国迎接张学良归来?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吕正操同志。吕是张学良的故乡海城人，东北军的旧部袍泽，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与张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当时虽已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退了下来，但他是几位人选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享受副总理待遇)。在中央确定吕正操前往美国迎接张学良以后，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寓所亲自召见了他。

这是因为，此前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当时由于邓大姐尚不知赴美欢迎张学良的中共代表究竟是?-，所以，她在那封信上对赴美中共代表的人名暂空。她写给张学良的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 ×××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 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即颂春祺!邓颖超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已是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第二封亲笔函件了。第一件是一年前张氏在台北举行90岁寿庆时她致的贺电。那时邓颖超的贺电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昆仑厅祝寿的礼堂正中，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邓颖超第二次亲笔写成的邀请函，语言更加诚挚热情，充分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军的敬重之情。

吕正操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于5月23日悄悄从北京启程。他们一行5人直飞旧金山以后，才发现晚来了一步。原来张学良早在几天前即从此地飞往美国东部城市纽约访问亲友了。留在旧金山的则是赵四小姐及她的儿子张闾琳。在这里，吕正操只是出席了为赵一荻庆寿的活动，即刻率领随员飞赴纽约。

张学良致邓颖超信透出遗憾

5月29日，吕正操首次在纽约曼哈顿贝祖贻夫人的住所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将军。初次见面吕正操只是礼节性的晤谈和赠送寿礼。第二天上午，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里，避开所有外人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一小时之久的单独谈话。他首先将邓颖超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张氏当时见了邓大姐的亲笔信，感慨万千，顾不上使用放大镜，就将眼睛贴近了那封信，反复看了两遍，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吕正操向张学良表示了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意愿，张学良颇为感动。但是，由于事体重大，张学良郑重向吕正操表示了暂且不能返回大陆的矛盾心境：“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6月4日，张学良在纽约的祝寿活动结束以后，主动提出再次会晤吕正操，会面地点选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

这次张学良和吕正操的谈话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谈话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深表赞同，并希望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绵薄之力。张氏向吕正操表示：“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意保存我的这个身份，迟早有一天会用上。我虽然90多岁了，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尽管张学良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但他仍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

周夫人颖超大姐惠鉴：

×××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达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敬请×××代向中枢诸公致敬。

另转请×××转陈愚见。

肃此

敬颂夏安张××顿首 再拜六月二日

张学良在纽约出席旅美华人为他举行的寿庆活动后不久，即与夫人赵一荻于 1991年6月27日经-夏威夷飞回台湾。他并没有像刚从台北出来时在机场上对记者说的那样爽然：“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老家，我当然愿望回去”，而是原-路回到了他在台北郊区的寓所，继续过起了隐居生活。

张学良为什么已有了回国之便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对此海内外媒体议论纷纭。笔者对其中格外引人注目且迄今众说不一的理由逐一辨析：

疾病是阻碍张氏归乡的主因?

媒体认定的第一个理由是：张氏夫妇因生病而失去了回大陆探亲的机会。

根据笔者多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认定，张学良在晚年确曾染患过多种疾病。从1946年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时起直到1990年代他真正获得人身自由，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患过几次重病。如1944年抗战期间，张学良曾在贵阳得过当时极为难治的盲肠炎(即现在只需小手术的阑尾炎)，后经宋美龄过问，从重庆派医生两次对他进行手术治疗终于大难不死;第二次是1954年在台湾高雄，张学良患突发性咯血，病情危重，也是在宋美龄的支持下得以抢救脱险;第三次是1964年的肠胃综合症，入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近半年，初时怀疑肠癌，后经-验查乃一般痢疾，不久即愈;第四次是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张学良忽然头疼难忍，猝然晕倒，被家人急送到荣民总医院进行抢救，经-主治医师赖继有等人的连夜检查抢救，认定他患有急性脑血肿，起因是张氏的第四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而且由于突发，颅内已造成弥漫性血肿，病情相当危急。

当时的张学良已届九三高龄，年龄较大，病情危重，且病变出现在颅-脑的要害部位。荣民总医院感到抢救回来的希望不大，但几天紧急抢救后，张学良竟然奇迹般得以生还。这在台湾脑外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月后张氏即得以康复出院，又像常人一样在院落里散步了!显而易见这场突发疾病并非他改变回大陆探亲初衷的原因。

自然，另一种说法也难以成立。那就是日本记者野川在张学良第一次访美回台不久，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所说：“张学良有机会回大陆而不能回的原因，是他在美国纽约期间，被医生查出左脚生了数枚阻碍-他行走的骨刺。”

张学良脚生骨刺确有其事，但不是在美国查出，而是1992年1月张学良回台后到荣民总医院治理感冒，请他熟悉的骨科医生诊查脚部疾病时，发现在他的右脚(而不是野川所说的左脚)小趾骨上生出了两个小小的骨刺。医生认为这两枚骨刺虽小，但必须马上采取控制性治疗，不然会发展至影响张氏步行走路。后来张学良在台湾一边治疗，一边从北投旧宅搬到台北天母的一幢住宅楼里，以电梯上下代步，就是因为生了骨刺的原因。

至于他夫人赵一荻女士因患病而不希望回大陆，倒是实情。赵四的病情要比张学良重得多。她早在1946年由大陆入台后不久，即先后罹患了严重的肺癌、红斑狼疮等疾病。但赵四小姐的病都在宋美龄的直接过问下接连在台湾治愈了，特别是她左肺因癌变于1960年代后期进行彻底切除根治后，到晚年基本维持旧状，并没有重大病变。至于她随张学良去夏威夷定居后，身体状况日渐下降，也是不争之事实。特别到1996年后，赵一荻在檀香山因病入院更是家常便饭。

但是所有这一切，均不是张学良夫妇不能回祖国大陆探亲的真正原因。

日本天皇访华与少帅归乡有关系吗?

1992年8月26日，台湾《联合报》刊载了特派记者程川康写的一条新闻：《张学良决定近期回乡探亲》。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背负西安事变责任，在台湾幽居长达40余年的前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决定近期偕夫人由台搭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转乘中国民航返回东北辽宁老家……-张将军的确切返乡日期，将视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预料本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

这条消息发出后，不但台湾和东南亚各报刊蜂起转载，就是祖国大陆几家有影响的传媒也深信张学良必回无疑。然而，1992年的秋天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张学良非但在当年9月没有返回大陆，而且到了1993年春天，也没有回乡探亲的行动。更让人大感惊奇的是，不久后他竟然带着夫人赵一荻再次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了长期定居国外的准备。这其中内幕究竟如何?海外报界再次发出种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其中最让人吃惊的解释，则是张学良因为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而不得不放弃了他计划多时的回乡计划，事实果然如此吗?

后据一位去台湾访问过张学良的东北籍人士说，此种传闻，就连张学良本人听了也颇感奇怪。能够否定上述推测的证据，莫过于张学良本人生前的谈话记录。1990年张学良首次在台湾会见记者时，他那个《缄默五十年，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的长篇访谈，就是和日本nhk电视公司的记者一起做的。当然，他也毫不留情地当着日本记者的面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但当他谈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国就是到日本观看秋操时，随口说了下面一段话：“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么样子?想亲眼看看……-”

张学良如果当真在晚年实现了再访日本的愿望，那么到了日本本土，岂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块土地上吗?这让以上说法不攻自破。

赵四小姐起到“刹车”作用?

对赵四小姐持有微词的学者大有人在。这些学者中有些人曾在美国和台湾亲自见过赵一荻本人，他们了解赵一荻在少帅身边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红颜知己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左右张学良这位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行动。这当然都是客观事实。

毋庸讳言，赵一荻在台湾和夏威夷期间，曾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有些话甚至口无遮拦。她的心态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张学良改变主意和动摇归乡信念的消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举证说：在台湾期间，即便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台湾“新闻局”处长郭冠英、《联合报》资深记者周玉蔻等人，若想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电视采访，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赵一荻的首肯。他们认为有赵一荻中间作梗，才使张氏的回乡计划不能如期实现。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若把张学良临死前不能回东北的责任加诸赵一荻身上，未免有失公正。

赵一荻之所以多次公开表示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并非如外界非议的那样是因为她对家乡和祖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赵一荻对祖国和故乡的情结之深，决不逊于少帅。她平时偶尔流露出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只言片语，有些话确属实情，如：“他(指张学良)现在连走路都要坐轮椅，还能乘飞机长途旅行吗?”有些话则是因为她和少帅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得不那样说，特别是她在台湾时公开表示张学良不想回大陆等语，很可能是为当时政治局势所左右。只有熟悉赵一荻的亲属们，才能真正体会这位当年在天津长大的江浙才女的思乡之心。

1990年赵一荻在台北的幽居生活刚刚解除，就辗转收到了侄儿赵允辛写来的一封信。当赵一荻从家书中获悉她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子过得真是快。我离家已经60年了，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真是非常的感谢您这样孝顺姆妈，侍奉她几十年。而且给她一个温暖和快乐的家。我们姐妹都亏欠了她。她在世的时候未能尽孝。”

一个对亲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会不思念自己的故乡?

同年秋天，赵一荻又给她在北京的侄女赵允安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她的思乡之情更是溢于字里行间，又一次自叹：“我离家已经-六十年了!”并明确地写道：“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团聚。”

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可以看出，赵一荻对祖国大陆是有感情的。但由于她多年生活在台湾，受到消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难免发生一些让今天读者见异见怪的事情。她或多或少起到“刹车”作用，但决不是张学良不能回大陆的主因。

是谁在阻挠张学良回归大陆

既然上述种种说法都不能完全成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学良不能实现晚年夙愿?笔者认为，他不能回到大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人。

众所周知，自1936年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起，他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近年不断挖掘的珍贵史料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人物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从中国政治舞台淡出前后，曾与中共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便他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后，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张学良有信函往来。所以，当张学良1990年一旦恢复自由，面对海外媒体即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对周恩来的敬慕之情。邓颖超病殁时他又专电叮嘱北京友人，代他和赵四小姐为故世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环，以示哀悼。张学良这样不加掩饰地表露感情，充分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与心仪。至于他对养育他的祖国和东北故里的深情，更是从他恢复自由后的多次公开谈话中一再表现出来。

笔者对张学良恢复自由前后的诸多史料进行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张学良之所以至死不能回到他心仪多年的祖国、故乡，原因就在于当时执政台湾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特别是表面上以张学良基督教友自居实则是“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从中制造了严重障碍。

早在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在台湾病逝前，以东北大学学生张捷迁为首的一批华裔旅美学者，就已在海外策划如何敦促执政的国民党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自由的事宜了。然而，蒋经国当政时期虽然对张学良的自由已有相当大范围的松动，改变了蒋介石在世时派军统特务严加管束的局面，可张氏的人身自由在1988年以前仍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辉上台后，口头上高叫给张氏自由，事实上仍然利用国民党情治机关时时加以限制。他担心张学良一旦恢复自由身，会不会与中共取得联系，甚至舍台湾而投奔中共?张捷迁等东大旅美校友会成员很快就看破了李的政治伎俩。他们公开在美国报纸上向李登辉叫板：“如果张学良真有自由，就应该允许他到美国来。如果不让他来美国参加东大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费赴台，专为张学良祝寿。”

张学良得知此事后，特别给张捷迁写了封言词隐晦的短函，暗示了他当时在台湾的处境：

捷迁弟：

4月15日的信收悉。

捷迁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静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你们三对夫妇来台湾，把他们丢掉，似乎不太对吧?我郑重地对你讲，时非其时，你们来不会见到我的。我想起两句唐伯虎的诗，书于后：“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

愿上帝祝福!张学良于台北

种种压力下，李登辉不得不同意在圆山大饭店给张学良公开祝寿，事实上这一祝寿活动是给张氏以政治上的平反。但在张学良回祖国大陆这一问题上，李登辉等国民党右翼人士仍不肯放松分毫。这一点可从张捷迁另一封写给李登辉的求情信中略见端倪。

张捷迁是在张学良有去美国探亲自由后，再次向李登辉要求，给张学良去祖国大陆探亲的机会和条件。他的信充满了幻想：“他(指张学良)珍爱台北家园，依靠基督，自称浮云野鹤。心灵自由，怡然自得，仙人一般。不过，老年时常念念不忘故乡故园，六十多年来从没有祭扫父墓。难免凄然……--如他老不访故乡，不扫父墓，不为复校剪彩，似乎末尽道义责任，不会甘心，临终将难以瞑目。”张捷迁在这封信中，甚至向李登辉提出解决张学良去大陆访问的经-费，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细节问题。然而，台湾当局对这封信根本不予理睬。

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病逝后，较为权威的知情者、张学良1991年首次访美时与他有过3个月接触的贝祖贻夫人蒋士云，曾借台湾《中国时报》一角，首次向关心张学良的海外公众，披露了其中内幕。该报称：“贝夫人透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准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并说这是他的‘大好机会’，少帅本人亦很想回东北老家瞧瞧。然终未成行。做事一向果断、爽快的少帅，为何舍弃良机，未回睽违四十余载的故国?少帅向贝夫人解释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为难李登辉。贝夫人对少帅说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他对贝夫人说，他回到台湾以后，将请示李登辉，批准他回大陆。贝夫人答道：‘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少帅回去请示的结果，果如贝夫人所料，李劝张学良勿回大陆。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贝夫人说：‘少帅后来嘴巴虽然不说，但心里一定很后悔没回大陆。’”

1993年4月17日，张捷迁在台湾替东北大学向张学良递送“名誉校长”的聘函后飞回香港，他接受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的专访时，也透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张学良的“限制”：“张老先生于1990年秋天，确曾打算来香港。那次是因为他有位朋友的儿子结婚，很想来参加。但受到某方面的限制，以致没能成行。”潘耀明追问：“张先生来香港应该没有问题。是否受到香港政府的限制?”张捷迁否认：“不是受香港政府的限制，而是当时有人告诉他不能去香港。”潘耀明又问：“是否受台湾高层的限制?”张捷迁说：“这点，我不能说是什么人，我亦不愿意说出来。但他(指张学良)最近跟我说，那次他的确是很想来香港的。”

李登辉之所以能左右张学良的行迹，一是以他和张学良有基督教友之情，二是因为在张学良受蒋氏父子多年限制之后，李首次给予张学良赴美探亲的自由，以此作为控制张氏的感情筹码。

而张学良对李登辉等人的政治伎俩洞若观火，他在进不能顺利返回祖国大陆足偿夙愿，退不想死守台岛颐养天年的情况下，才明智而果断地选择了第三地——美国，作为他寿终正寝的地方。显而易见，他对此有过周详的考虑。死前自称是“无党无派”的张学良，在自知生前无法见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大背景下，他希望把归宿选在美国，是符合自己“一生都在为团结和统一奔忙”的政治信仰的。

张学良虽然终老海外，但在这位伟大爱国者病逝檀香山后，中共中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张氏病故异国后，亲自发去唁电，代表中共中央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这也许是为张学良将军作的盖棺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