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八王乱晋的悲剧因何而起？
秦汉以来，中华大地上崛起又覆灭过十个一大统王朝，西晋厕身其列，不过它是最不讨后人喜欢的一个。
西晋承接三国乱世，但是人们还没来得及从消弥战乱的喜悦中回过神来，随即又落入另一个更大的乱世深渊。西晋覆灭得如此之快，兴衰转换如此之剧烈，让后人觉得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过渡乱世，设下镜花水月般繁华安逸的骗局，然后把人们引向灾难与死亡。
西晋皇帝谱系上传了四任，实质上是二世而亡。西晋从第二任皇帝开始就大权旁落，第三、第四任皇帝都是在天下大乱、国土沦丧的大背景之下仓皇登基，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自已的帝王生涯，然后又都在强敌围城、粮尽无援的绝境之下黯然出降，最后以俘虏的身份饱受侮辱，凄惨死去。
本来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些乱世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不可仰视的巨人。
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而且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而且还亡了天下。西晋末年，胡人的铁骑在中原大地上往来践踏，世居于此的华夏子孙在屠刀下呻吟号哭。西晋的都城，也就是东汉的都城洛阳，被匈奴人占领;不久之后，西汉的都城，那个号称有“百二雄关、金城千里”的天朝上都长安，也落入匈奴人的手中。胡人军队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径穿黄河流域，踏过淮河，史上第一次染指长江流域。
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了，世无陈汤霍去病，“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宗王公心惊胆裂，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罔顾江北生灵涂炭家园尽毁。
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这已经无法计量，但是肯定数不胜数。
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导致新兴的西晋王朝满目疮痍，持续的杀戮严重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匈奴人刘渊在并州建立政权，羯人石勒往来纵横于兖、冀、豫、青、徐诸州，巴氐李氏割据了蜀中，流民充斥荆州、司州，叛臣陈敏在扬州发动叛乱......
天下无处不起硝烟，国家濒临土崩瓦解，紧随“八王之乱”而来的是永嘉乱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之一，它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
“八王之乱”的悲剧因何而起，如何激化，最终又如何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晋皇室诸王争夺中央朝权的作战。战乱参与者主要有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
西晋初建，晋武帝司马炎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此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次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同专权辅政。永宁二年(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借口其“论功不平”，联军进攻洛阳。司马颙任张方为都督，率精兵7万东进;司马颖也发兵20余万南下;司马乂麾下也不下数万人。交战各方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号称百万，为“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双方大战数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十一月，司马越毒死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
点评：八王之乱，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导致北方各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各地流民起事，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八王之乱
——病态社会的典型发作
西晋原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灭了蜀，它自身灭了吴，三国一统，何其雄哉。谁知开国之君刚死，就爆发了宫廷政变，没几个月，又来了一次。此后虽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八年后，动乱不可遏止的爆发了。宫廷政变升级为大规模内战，今天这个王人头落地，明天那个王人头落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八王之乱”。八王酣战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著名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从此覆亡。距晋武帝死时仅二十年。
西晋亡于最高权力的争夺。这种争夺是历史上最极端的典型事例。历代王朝都有最高权力的争夺，但像西晋这样没完没了，不死不休，却是绝无仅有的。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了秩序的崩溃，把所有的人推向动乱的深渊，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
诚然，这一历史事件有众多的原因，诸如皇位继承人选择不当，辅政大臣不得人，分封制造成了王国过于强大，诸王执掌过大的军政权力，等等。这些原因也确与八王之乱相因果。但都不能说明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战乱。晋惠帝智商太低，如果有曹操司马懿那样的能力，就不会有八王之乱了。可是历史上确有不少白痴皇帝、婴幼儿皇帝，大都平安无事，即使有的被篡了权，也不至于爆发大规模战乱。西汉的王国封疆比西晋大得多，虽然爆发过七国之乱，但也仅此一次。南北朝时宋齐梁各王朝，诸王军政权力也很大，都没有闹到八王之乱的地步。显然，八王之乱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的因果链条，它是一个病态社会的症状，正因为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所以八王之乱这种动乱祸端就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社会难免纠纷和冲突，一个健康或正常的社会可以将纠纷和冲突控制在不使秩序崩溃的限度内，许多祸端就此消弭于无形。病态的社会则常把琐碎的细务操作成严重的事件，把微小的纠纷放大为滔天的巨祸。劝酒本是一件小事，就因为客人不喝酒，石崇就要杀劝酒的人，而王敦故意不喝酒，看他杀人，已经连杀三人了，就是不喝，王导埋怨，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世说新语》)。莫非古人以为杀人只是象摔杯子一样的一件小事吗?否，从古到今任何时候，杀人都是一种严重事件。因为人性的本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刘邦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首章便是杀人者死。可见古人也认为生命权是第一重要的。一个社会包容这种泯灭人性的事例，一个社会中的人，面不改色地制造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难道是正常的吗?翊军校尉李含原是河间王司马颙长史，与执政的齐王司马冏的参军皇甫商、赵骧有隙，就偷偷地跑到司马颙那里，诈称受密诏使颙诛冏，结果造成一场是非不分、善恶莫辨的混战,至此政局一发不可收拾。一个中级官员，因个人争端假传圣旨，使全国烽烟四起，动乱不已，真是少见。
病态社会的特征是太多的人的行为严重失当。杀人劝酒一事，杀人者残忍，被劝者也残忍，而且所有见到听到此事的人，都有行为失当之处，特别是负有纠察不法责任的人，更是严重的失职。社会成员的行为严重失当，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西晋社会是正常的，李含怎么会想到以假传圣旨挑起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官场纠纷呢?如果西晋社会是正常的，这种挑动战端的行为还有人响应吗?
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是关系到社会秩序的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做事都要经受一个道德的天平的称量，当与不当、是与非、善与恶、功与罪，就是这个天平给我们的指示。这个天平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中。造物何以要为我们植入这个天平呢?其目的就在于形成人类群体的秩序。在漫长的史前时期，人以集体捕猎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必须像其他集体捕猎的哺乳动物一样，以个体间的行为契合来组织整体行为。因而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本能，这种本能使得每个人能感知自己的行为对整体行为来说是否适当。这就是伦理道德中“应当”的根源，就其源头而言，是为井然有序的整体秩序和统一和谐的群体行动服务的。国家将人的自然群体无限度地扩张了，一个人很难感知在国家那样大的整体中，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因而通常借助于惯例及专门的司职人员来维护国家的整体秩序。显然人能够适应国家这样大的群体生活，可是国家的秩序远不如自然群体那样稳定，始终存在着战争与和平、动乱与安定的交替。主要原因就是国家中的人对自己行为是否应当的感受，远不如自然群体。所以惯例和维护必要惯例的司职人员对于支撑国家秩序是极为重要的。
必要的惯例通常由国家颁布为法律，但法律仅是惯例的极小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惯例，其重要性不及法律，却与国家秩序相关，这部分惯例通常称之为社会风气。西晋的社会风气极其不良，显示出社会潜伏着纷争和冲突的高危因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三大特征，奢侈，异类和清谈。
西晋奢侈之风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事，可谓空前绝后，王恺以饴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女眷出门时用以遮挡行人的视线)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碎之，恺怒，以为嫉己之宝。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资治通鉴》)如此手笔，难怪石崇这个名字被后人视为豪富的代称。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万钱。
奢侈的背面其实就是逐利。试想，没有钱，如何奢侈得起来。西晋社会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鲁褒的《钱神论》刻画了当时的逐利行为，真是入木三分：“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资治通鉴》)
惟钱而已，啧啧，凡今之人，就像钱上的寄生物。
异类就是与传统道德赞赏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竹林七贤可为其代表。这些人以惊世骇俗的行为博得重名，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资治通鉴》)。步兵校尉阮籍与人下棋，报丧人说他妈死了，对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赌个胜负，接着又饮酒二斗;居丧时公然于公开场合大吃酒肉(《资治通鉴》);喜欢喝醉酒驾车出游，却不按路标走，因而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阮咸与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带着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当即借客人的驴就追，然后二人共驴而回(《世说新语》)。刘伶嗜酒，常携一壶酒，使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说新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强词夺理，可惜。至于王戎，财迷心窍，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谈起于汉末，到魏末时渐成风气。当时清谈，惩两汉儒学寻章摘句、谶纬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转向了道家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谈思想上虽有建树，但已明显地妨害政事。延至西晋王戎、王衍辈，清谈进一步热门化、官僚化、无聊化了。这时的清谈已经谈不上什么思想了，纯粹是为清谈而清谈，实际上是为名声和实利而清谈。王戎名列竹林七贤，但与嵇康、阮籍、刘伶等不同。前者有愤世嫉俗的色彩，以隐居不仕为荣;王戎则纯属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发财。王戎位居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属，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将无为助词，无义)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资治通鉴》)。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长得极为标致，又聪明伶俐，名声极大，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王衍清谈并不在乎思想性，他只注重个人形象和在口头上压倒对方，耍弄的仅仅是顺眼的动作、漂亮的词句及口锋而已。谈玄论道时，总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与白玉同色，相得益彰，号为一绝。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资治通鉴》)。
这真是一个浅薄的时代，连素以深沉见长的思想领域都被如此地浅薄化了，还有什么能保持庄严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谈姿态，迎合了当时浮躁、空虚的社会心理，使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因而累居显职。遂使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衍传》)。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为俗务，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谈玄论无，并“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资治通鉴》)。名士精英大都由狂逐醉，因醉而狂，溺酒难拔。如《世说新语》载“毕茂世(毕卓，晋惠帝大兴年间为吏部郎)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西晋的史实表明：在国家盛衰、治乱的转换中，楷模的作用举足轻重。社会偶像如果是金钱堆积起来的，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追逐金钱的社会;社会偶像如果是酒精浸泡出来的，这个社会将是一个盛产酒囊饭袋的社会。
名是支配人们行动的动机之一。所谓名，从心理感受上说就是一种注意、羡慕、尊重的情感。每个人都会给予某些人特别的注意、羡慕和尊重，也希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羡慕和尊重。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人具备的情感。物种为我们配备产生这种情感的复杂装置，并非为了丰富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是为了实现我们这个物种独特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方式。其实，这种情感的生物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种个体之间指挥与服从的关系，从而实现群体协作的生存方式。因为我们这个物种生存策略的最大特点在于个体间行为的契合，以形成群体对生存相关事件的高效控制力。所以，物种必须在生理上设置一种指挥与服从的行为机制。名，就是一种本能的指挥与服从的机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服从我们尊重的人，被人轻视的人，就不能为人信服。自然的服从，铭刻着物种生存策略的印记，即这种服从有利于群体对生存相关事件的高效控制力,这本是我们这个物种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绝技。因而对事件进程的支配控制力，是被人尊重的重要行为特征。楷模的作用乃是强化这种控制力，始终坚持既定的生存策略，以便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国家兴起后，支配控制事件进程的能力物象化了，对人的支配控制物象化为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家政权，对物的支配控制物象化为一种特殊物品。于是，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往那机构里挤，又费尽心思捞取那物品。物象偷换了真正的支配力，从而成为群体生存的隐忧，一旦物象代表的能力过分偏离了真的，灾难就降临了。
物象化的支配力即为通常所说的利，也是支配人们行动的动机之一，它与另一动机--名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一般说来，名多少具有制约利的作用。因为名至少还需别人认可，而利则不需要这一程序，以名约束利，可以增强社会的和谐度。但是，病态社会不在此例，西晋的历史就是如此。高官可以在朝讲礼法，退朝论清谈，礼法以获实利，清谈以获名声。名不再是隐士自诩清高的专利，而成为高官标榜清高的工具，成为追逐实利的工具，二者实际上已合二而一了。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有赖于名对利的制约力度。如果像西晋那样名混同于利，利等价于名，社会必在争夺与角逐中走向战乱。
西晋如何走上这条动乱之路?一个是历史的原因。两汉尊儒，但是因董仲舒的短见，把所谓不可怀疑的天命、感应之类东西，塞进了儒家学说中。随着汉廷统治力的衰落，以天命为根据的儒家礼法--名教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学说一落千丈，社会丧失了精神支柱。
另一原因是司马懿祖孙三代图谋篡位，不可能秉公执政。他们对政敌残酷无情，对士族宽容放纵，社会丧失了公正感，陷入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境地。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谁敢不正。”大哉，斯言。政治的目的就是寻求普遍的公正感，最高首领的行为，对于社会行为惯例的形成和改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司马一家对西晋政局的影响是负面的，西晋就这样顺着道德的斜坡，滑向战乱的深渊。
八王之乱是一次深重的灾难，它引起的永嘉之祸，使经济发达的北中国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深层原因是社会道德败坏。魏晋是一个多事的时代，我们这个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汉末动乱的深重灾难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司马懿全不顾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祖孙三代一门心思图谋篡位，遂使整个社会陷于卑鄙龌龊，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真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