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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穆陷害唐伯虎”考:一口背了五百年的大黑锅

一、疑案缘起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的春闱舞弊案,震惊朝野,影响深远,它不仅彻底断送了唐寅的仕途,也改变了唐寅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心如死灰、贫困潦倒、孤苦落魄,最后含恨而终。

据前文剖析,“弘治春闱案”的导火索是举子们对唐寅、徐经不满和怀疑,其发端是华昶上疏举报程敏政卖题,这二者,一个在民间,一个朝堂,信息是如何传递的呢?大明王朝那时可没有微博、,一个小道消息传到一个朝廷命官的耳朵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会不会有人告密呢?

唐寅《与文徵明书》自述:

“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繁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

此处唐寅明言自己是受了谗言陷害,“侧目在旁”四字似乎暗示身边有个奸邪小人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并最终将自己推向了火坑。

唐寅《又与徵仲书》亦自述:

“北至京师,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

此处明言被朋友陷害。

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曰:

“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

此处直言是有一个人向朝廷告的密,并称他为“仇富子”。徐经有的是钱,被仇视的当然是他。

祝允明又在悼念唐寅的《哭子畏》中写道:

“高才剩买红尘妒,身尤闻乐祸人。”

这几种言论结合起来思考,似乎坐实了有那么一个人,仇视徐经的富有,嫉妒唐寅的高才,他就在唐、徐二人的身边,在会试结束之后,群情激愤之时,向朝廷命官进馋诬告唐、徐买题作弊,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明朝的史料笔记一致认为这个人就是都穆。

《明文海》卷四二八,蒋鐄《唐伯虎寅》载:

“玄敬(都穆)闻之,以语其友给事华昶,昶遂疏程鬻题。”

蒋鐄是明朝万历年间人,苏州人,是唐寅的同乡。这段话言简意赅,即都穆向华昶打的小报告,然后华昶才上疏弹劾程敏政的。

明人秦酉岩的《游石湖纪事》对此事的记载就比较详细了,其曰:

“戊寅春初,看梅于吴中诸山,于楞伽山会雅宜先生子龙冈,龙冈固六如唐先生子婿,为说唐先生事,漫识如左。”

雅宜先生即王宠,苏州人,明代书画家,龙冈是他的儿子王阳,而王阳又是唐寅的女婿。秦酉岩声称亲耳听到王阳口述。王阳大致是这么说的:弘治十一年(1488)乡试时,徐经花钱买通考官,得到试题,然而告诉唐寅,唐寅又告诉都穆,因此三人都中了举人,唐寅为第一。次年会试,徐经故技重施,从主考官程敏政家僮那儿买到试题,然后又告诉唐寅,唐寅又告诉了都穆。

未揭榜钱,都穆参加了一位马侍郎的宴会,给事中华昶也在席。期间突然有要臣拜访马侍郎,马侍郎离席接待,原来是有关会试之事。来人说:“唐寅又得第一了!”都穆从隔壁听到这话,顿生妒心,就把自己和徐经、唐寅作弊的事告诉了马侍郎,华昶也听到了。于是华昶上疏弹劾,才有了后面的事。

多年后某日,唐寅在一酒楼上饮酒,听闻都穆将至,立刻神色俱变。都穆通过友人说情,想跟唐寅重归于好,于是快步登上酒楼见唐寅。唐寅瞥见都穆的身影,竟然从楼上窗户跳下,遂终身不相见。

此段记载的最后,秦酉岩生怕读者不信,又言之凿凿地说:

“按此时绝无知者,少尝闻之陆蕙田先生,先生陆海观南之子,性迂怪,好谈吴中故实,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长者,口不谈人过,云‘方语此时,词色俱厉。’且云:‘人但知穆为文人,不知媢嫉若此。’此事盖实录云。”

秦酉岩说,都穆诬告唐寅这件事他小时候就听陆蕙田先生说过了,而陆蕙田又声称他是听文徵明说的。文徵明什么人?唐寅的好友。而且文徵明向来为人宽厚,对陆蕙田说起这件事时,“词色俱厉”,显然是非常生气。秦酉岩又发了一段感慨:人们只知道都穆是个文人,却不知道他的真面目啊!最后还声明,此事是“实录”,不可能有假!

秦酉岩此论一说,都穆的罪名似乎是板上钉钉了,后来者纷纷采纳此观点,并不断添油加醋。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弘治中,唐解元伯虎以诖误问革,困厄终身,闻其事发于同理都冏卿元敬(都穆),亦负博洽名,素与唐善,以唐意轻之,每怀报复,会有程篁墩预泄场题事,因而中之。

唐既罢归,誓不复与都接,一日都瞰其楼上独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顾见面,即从檐跃下,坠地几死,自是遂绝,以至终身。闻都子孙甚微,或是修郄之报,然唐后亦不闻贤者。此说得之吴中故老云。

此记载没说都穆参与徐经、唐寅的作弊,声称是唐寅轻视都穆,都穆才伺机报复的。并且沈德符还发了一段因果论:听说都穆子孙凋零,恐怕这是报应啊!

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都少卿穆》曰:

“余闻之故老,玄敬与唐伯虎交,最莫逆,伯虎锁院得祸,玄敬实发其事,伯虎誓不与相见,而吴中诸公皆薄之。玄敬晚年深自悔恨,其殁也,不请铭于吴人,而远求胡孝思,盖亦其遗意云。”

钱谦益称都穆和唐伯虎本是莫逆之交,后陷害唐伯虎遭祸,吴中名士因此瞧不起都穆。都穆晚年很是悔恨,死前遗言,不向吴中名士请书墓志铭,大概是怕人揭发他的“丑行”吧!

清代王鸿绪《明史稿》亦称“友人都穆构其事”,又称“以陷寅,为世所薄。”直到今日,苏州横塘唐寅墓园的坊柱上,仍刻有一副对联:人间何物都元敬,海内知音祝允明。

二、都穆其人

前面说了这么多,那这都穆到底是何方人物呢?

都穆,字元敬,又作玄敬,因家居吴县南濠里,人称南濠先生,自号虎丘山人。其父都卬,字维明,九岁能诗,十二岁随其父都彦容至杭州参加文人集会,席间分韵赋诗,都卬作出的诗格律工整,气象阔大,满座为之惊叹,称他为“奇童”。父亲才学如此,都穆的文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七岁就能作诗文,成年时博览群书,二十五岁便以博学多识为乡人所敬。

都穆居家数十年,授馆教徒,是名副其实的“都教授”。他一边教学,一边做学问,三十岁时就有著作数十卷。

都穆的父亲都卬,为人不慕名利,寄心山水,无意功名仕进,都穆受其影响,也没有从事科举,只是埋头乡间苦作学问,即使生活贫困也不改此志向。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了一个故事:都穆为人侠义,好救人危急,尤其喜欢请客吃饭,身上钱花完了,就脱下衣服到当铺换钱,然后继续请人吃饭。某年除夕,家中绝粮,都穆作诗给友人朱尧民,曰:“岁云暮矣室潇然,牢落生涯只旧毡。君肯太仓分一半,免教人笑灶无烟。”意思是说,到年关了,我家室内空空,只有一条破毡子。兄弟你家仓里粮食多,不如分一半给我吧,免得让人家笑话我灶台不冒烟啊。开口就让人分一半给自己,要说这都穆还真好意思。朱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也蛮大方,真就分了一半给都穆送去了。

清贫的生活看似过得很有诗意,但都穆毕竟不是都卬,他虽不贪财,但却好名。知子莫若父,都卬曾笑说:“别人著书别人开,我家都穆著书自开。”言下之意,都穆有自我标榜之心。

《尧山堂外纪》、《异林》、《山樵暇语》等明代笔记都记载了“占梦”一事。说都卬曾到九仙祠祈祷儿子都穆的前程,梦到一个老头对他说:“汝子功名在何处?”都卬一觉醒来,仔细思索,觉得这预示着儿子这辈子都得不到功名了,于是就绝望了。都穆四十岁时,在吴宽家做老师,他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悬挂到吴家堂上,正巧有位姓何的巡抚来拜见吴宽,看见了都穆的文章,大为赞赏。找出都穆交谈,得知他还是一介布衣,于是推荐他参见乡试,从事科举。

都卬自己无心仕途,怎会在意儿子仕途无望呢,“占梦”一事当是虚构,但都穆受巡抚江南的何鑑赏识,并在何鑑的强行要求下参加科举,确是事实。弘治十一年(1498)年,都穆乡试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弘治十七年(1504),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官改南京兵部武库司。正德三年(1508)六月,都穆的父亲都卬去世,都穆回乡守制。正德六年(1511),官工部虞衡司署员外郎。正德七年(1512),升任礼部主客司。正德八年(1513),都穆以礼部郎中受命册封庆府寿阳王妃,出使秦川。此行历时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来回途中,都穆实地考察西北的地理、人文环境,并记诸文字,为《西使记》。因身体多病,又思乡情切,都穆于次年上疏请求致使,朝廷同意,加太仆寺少卿。

都穆为官十年,所任官职都不是什么显位,他为人低调,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史载都穆为人耿介,不结党,不谄附,有人向他送礼,他也拒绝不收,似乎未有污点。

退休后的都穆回到苏州老家,依旧苦学不辍,潜心学问。当时富豪仰慕他的名声,竟然邀请,全被他拒绝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都少卿穆》记载了一则都穆好学的故事:

吴门有娶妇者,夜大风雨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濠都少卿家,当有读书灯在。”扣其门,果得火。

由此可见,都穆读书之用功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都穆一生著述二十多种,晚年退休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无官一身轻,除了埋头著书外,还整理了以前的著述,并参与了多部地方志录的修撰。其代表作有《金薤琳琅录》、《南濠诗话》。

晚年都穆生活不太宽裕,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卖文,说起来比唐寅好不了多少。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载:

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亦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

“不苟取”可见都穆为人正派清廉,得病仍不休息,其生活之寒酸,令人唏嘘。都穆晚年经常断粮,他自嘲说:“天壤间,当不令都生饿死!”这种豪气和达观,亦令人叹服。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都穆去世,死时家中一贫如洗,只有藏书数十卷,苏州知府胡缵宗敬重他的学问德行,为他置办后世,葬于吴郡花园山。

综上可知,都穆是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大学者,可为什么当时人会将唐寅之祸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呢?究其原因,无非是都穆与唐寅、徐经一同北上参加会试,而都穆的才学又是公认的稍逊于唐寅的。结果是唐寅遭祸被削籍,都穆却中了进士。正如落第的举子们需要发泄,故将怒火喷唐寅、徐经一般,为唐寅不平的“正义之士”也将矛头对向了都穆,一人起疑,后者编造故事,再后者相传,于是埋头读书的都穆身上无缘无故就多了一口大黑锅。

三、具体分析

都穆有没有陷害唐寅,空口无凭,下面就来仔细分析。

首先,假使华昶是得了都穆的报告才弹劾程敏政,那为什么华昶下狱时,不将都穆拉出来为自己作证呢?,《明史》、《明实录》等官方正史关于“弘治春闱案”的记载中,没有只字提及都穆。据此,明孙麟芳《矶园稗史》载:

弘治己未,程篁墩敏政鬻试目,给事中华昶发其事,始于举子都玄敬,为昶西宾,言之昶,因举劾。昶与穆誓死不相累,故昶虽被掠笞,终不及穆。至今人咸弗知之。嘉靖初,昶侄孙钥,职方主事,语予云。时昶历方伯,都为郎中,俱归休矣。

孙麟芳说,都穆与华昶在事前签了保密协议,发誓不相连累。这就有意思了,都穆是怕华昶供出自己影响仕途,那华昶怕什么呢?他冒着诬告的危险,弹劾程敏政,却又在关键时刻有证人不说?是个傻子都知道,你既然出来告状了,必然要拿出证据,华昶竟然发誓隐藏证人,眼睁睁看着案子以“查无实据”结案?他这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送吗?这不是典型的傻缺吗?

据明人陆粲《庚已编》记载,华昶不是硬骨头,他是举证人的,不过不是都穆,而是他的同乡孙学,其文曰:

时江阴士人徐经于主文者有汇缘,为华给事中昶所奏,下制狱验问。华以学同乡且素厚,授以为证。

其实此事有没有证人也并不是很关键。民间风闻传到朝堂虽然不易,但是明朝的言官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捕风捉影,听到风言风语就上疏言事,弹劾起同僚来毫不留情,而且专挑官位高的弹劾。他们是大明王朝最会刷存在感的一个团体,往往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实则为自己沽名钓誉。

再者,孙麟芳也是听华昶侄孙转述,道听途说,真假实在难辨。

再来分析《游石湖纪事》的大段记载。

其一,说唐寅、徐经、都穆三人同在南京参加会试,徐经买了考题,告诉了唐寅,唐寅又告诉了都穆。可明薛章宪《记沧螺集后》载,徐经、都穆二人同在弘治八年(1495)年乡试中举,而唐寅则在弘治十一年中举(1498),三人不在一年参加乡试,如何一起作弊?唐寅的挚友文徵明也于弘治十一年参加乡试,结果却落败而回。假如唐寅得到了试题,告诉了都穆,却不告诉文徵明?

其二,说徐经向程敏政的家僮买得试题,告诉了唐寅,唐寅又告诉了都穆。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啊,后来都穆居然会因为嫉妒唐寅而举报。这就好比一帮劫匪抢了银行,后来由于分赃不均,其中一个劫匪就报警了。就算都穆和华昶签了保密协议,他都穆就这么相信华昶的人品吗?就算华昶不说,在牢里被打的那么惨的徐经会不把都穆供出来?都穆这是拿自己的前程和性命开玩笑啊!

其三,又说当年会试,凡是先前录取的人全部除名,都穆因为名次在后,反而中举。这就纯属扯淡了。此案事发的时,阅卷工作才刚刚开始而已,而且试卷都是密封的,阅卷官都没资格拆封,谁被录取,谁在前,谁在后,根本无从知晓。都穆难道是神仙,料定自己的试卷没有被批阅,还预知自己的名次在后?如果他的试卷不幸已被批阅,还被录取了,那他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这么傻的人吗?因为嫉妒就拿自己的前程豪赌?

钱谦益说都穆因为自己在吴中名声不好,才遗言让胡孝思为自己撰墓志铭。这根本就说不通。胡孝思,即胡缵宗,当时是苏州知府,与吴中名士多有交游,他给都穆撰墓志铭有何不可呢?而且据《苏州府志》记载,连唐寅的墓碑也是胡缵宗撰写的!

从秦酉岩到沈德符,再到钱谦益,再到王鸿绪,他们的记载无一不是道听途说,秦酉岩是听陆蕙田说,陆蕙田听文徵明说,沈德符、钱谦益都是听“吴中故老”说,他们的论点,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毫无实据。谣言十人传,便能变幻中上百个版本。唐寅是吴中名士,会试之前的仰慕者尤其多,这些仰慕者在唐寅遭祸之后,很难客观地看待问题,一旦听到风言风语,便会立即口口相传,义愤填膺,恨不得把肇事者大卸八块。到了这地步,肇事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当时需要一个“肇事者”来接受口诛笔伐。这方面,古今皆如此。

四、时人态度

都穆陷害唐寅一案,道听途说不可信,明人笔记记载亦不可信,就算同时代的苏州人的观点,也不能尽信。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如何求索也不能得知,但我们可以通过当事数人对都穆的态度可窥知一二。

都说祝允明诗中的“乐祸人”指的是都穆。台湾学者江兆申在《关于唐寅的研究》一书中说,由于祝允明、唐寅、都穆曾交好,所谓“君子之交,不出恶声”,所以祝允明在撰写《唐子畏墓志铭》时,明明知道陷害唐寅的人就是都穆,但没有写出都穆的名字,这是古人的忠厚之处。按此说,祝允明内心一定是很瞧不起都穆的,但是事实如何呢?

根据现有资料,祝允明与都穆关系不错。都穆晚年身体不好时,不肯吃饭,祝允明一开始以为都穆是忙于学问而废寝忘食,后来知道原委,便作《与都穆论却饭书》,劝都穆要多吃饭,并称“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贤亚圣、而圣人未尝却饭也”、“却饭者独有神仙家者也”,“今姑问之,足下从圣人乎?从神仙家乎?则必应曰从圣人”。其文如话家常,苦口婆心,实在是用心良苦。不是一般的朋友,不会有这样的交流。正德二年(1507)文徵明绘《温兰图》卷,卷尾有都穆跋,祝允明题,二人合作,可见一斑。

都穆与文徵明的交情更是非同一般,他俩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文徵明曾为都穆的《南濠诗话》作序,当时是嘉靖十一年(1532),“弘治春闱案”已过去三十多年,都穆、唐寅都已去世,其文曰:“余十七岁时喜为诗,吾友都君元敬实授之法。”言语间对都穆为人多有褒扬,亦“吾友”称之。此后一年,文徵明编诗集,收录了都穆的诗,为此都穆的学生陆采作《谢衡山先生选濠翁诗》。如果文徵明知道都穆陷害唐寅,提到都穆就要“词色俱厉”,还会为他作序,收录他的诗?

那么都穆与唐寅的关系如何呢?是否是誓死不相见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出土了一方《故怡庵处士施公悦墓志铭》碑,右侧为碑铭“都穆撰文”、“唐寅书丹”,左侧为安葬时间,为“弘治春闱案”后一年,即弘治十三年(1500),当时唐寅刚刚出狱南归。假如是都穆陷害的唐寅,唐寅还会跟都穆合作。

唐寅被贬后的画作中也常见都穆的题记。《风木图》卷上有都穆的题跋,《观梅图》轴上有都穆的题诗,《双鉴行窝图》册上又有都穆的题记,诸家续题中也有唐寅亲笔再题。如此的话,唐寅跟都穆见面可就不只一次两次了,何谈誓死不相见呢?

钱谦益说“吴中诸公皆薄之”,那么吴中名士到底有没有鄙视都穆呢?

都穆幼年跟从沈周学诗,与沈周有师生之谊。沈周诗画双绝,都穆对他尤为叹服。沈周的人生态度和诗歌理论对都穆产生了重大影响。沈周的《石田诗选》中有多首赠都穆诗,如《送都元敬赴史西村家塾》《送都元敬赴试》,可见二人之深情厚谊。

吴宽,苏州人,成化八年会试(147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都穆曾在吴宽府上私塾为教师。都穆出仕,虽然巡抚何鑑有启用之功,但吴宽亦有荐举之劳,吴宽对都穆的才华也是很赏识的。都穆收录的《吴下冢墓遗文》,便是吴宽作的序。

沈周、吴宽等皆是前辈,都穆与吴中与之年龄相近的青年才俊亦颇多交游。明代苏州文风极盛,名士如云,如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朱凯、朱存理等,都穆与他们志趣相投,互为标榜,其情甚笃。文徵明《大川遗稿序》曰:“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玄敬、祝京兆、唐子畏俱为古文辞,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朽。”

这场古文辞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唐寅和都穆俱为代表人物,唐寅还因为好“古文辞”而在录科考试中被罢黜。有着相同文学追求的唐寅和都穆关系非同一般。

文徵明六十岁时所作《题希哲手稿》中说:

“于时公年甫二十有四,同时有都君玄敬者,与君并亦古文名吴中,其年相若,声名亦粗略相上下……某与唐君伯虎亦追逐期间,文酒相酬,不间时日……既久困场屋,而忧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进士,仕为徒官。君与唐虽举于乡,亦皆不第……三君已矣!其风流文雅,照应东南,至今犹为人歆羡。”

希哲即祝允明。此段文章是文徵明晚年追忆所作,当时祝允明、唐寅、都穆都已经去世。他怀念往日诗酒唱和的乐事,感慨往事不可追,其言饱含深情。在文中,文徵明又提及了三人的仕途,祝允明和唐寅虽乡试中举,但皆进士不第,只有都穆中了进士,出外为官。假如是都穆陷害的唐寅,文徵明还能这般平静地叙述吗?文徵明在一干好友中享年最长,他晚年的诗文多有追忆之作,在他的心中,祝允明、唐寅、都穆三人地位等同,“风流文雅,照应东南”。终其一生,都没有说过都穆一句坏话。

都穆人品文品,认识他的人都推重赞赏,唐寅遭祸初,并没有人将矛头指向都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人对唐寅的同情日益加深,便寻根究底,欲为唐寅鸣不平。事情的关键,都穆是一众好友中惟一中进士的,这样的“异类”之举便成了造谣者的缘起,于是在后世的舆论中,史料笔记间,都穆便成了一个卖友求荣的无耻之徒。

至此,如题所述,都穆背了一口大黑锅,而且一背就是五百年。即使是今天的文坛议论,为都穆正名的也不多。笔者卑微,惟愿以寸笔千字效微功。

唐寅有《警世》诗曰:

万事由天莫苦求,子孙绵远福悠悠。

饮三杯酒休胡乱,得一帆风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

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泉下有知,唐寅与都穆定能携伴交游如常,活着的人又何须愤慨嘶吼,满腔不平呢?莫说都穆并未陷害唐寅,纵是真有其事,再去计较又有何益?人生匆匆数十年,一切随缘,行事随心,等到老死时,问心无愧,即为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