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竟是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是一个让今天的中国人都感到屈辱的名词。两位皇帝被抓住“北狩”，许多帝姬（公主）和大量民女被掳走成为今天言情小说的题材。很多人将这个责任归咎于宋朝“积弱”上，毕竟“弱宋”是历史书给这个朝代的名词。而宋朝之所以“积弱”盖因开国之君“重文轻武”导致“将不知兵”，从而在面对北方蛮夷的时候一败再败。如果你放下偏见，会发现宋朝的问题其实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不一样，导致北宋末年宋军战力孱弱的根源，反而是被很多人称颂的王安石，及其变法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操作。
宋初禁军的战斗力远比后世强大
在宋金开战之前，宋朝最大的敌人无疑是辽国。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宋辽之间就打打停停，最后以檀渊之盟，订立了百年的和平。在很多人看来雍熙北伐的失败，意味着宋朝积弱是从开国开始就伴随着宋朝的弊病。但是要考虑到此时的辽国也是草创，作为武德充沛的北方民族，他们有着当时世界范围都首屈一指的骑兵部队，仅仅是披挂全身重甲的禁卫军就有五万人直接隶属于辽国皇帝和皇后，而宋太祖估计其精锐的骑兵足足有十万人。骑射是所有契丹人的看家本领，当他们人马都披上重甲拿着战锤和弓箭的时候，整个东亚地区再无敌手。在主要为平原的河北地区，宋人面对精通骑射又长于肉搏的辽军无疑非常吃力。但就算如此，宋军早年依旧敢于和辽人在野外交战，高粱河战役中，殿前禁军甚至在面对面战斗中打伤了辽军统帅耶律休哥。如果不是宋太宗过于急躁，将士兵折腾得疲惫交加，幽州城说不定早已拿下。所以在这个阶段宋禁军的战斗力还是有保障的。如果金人面对的是这时候的宋军的话，我们可以说野战或许不敌，但是不至于一触即溃，甚至连守城都做不好。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禁军的战斗力退化如此严重呢？
中央调控让河北禁军战斗力大减
众所周知，一支军队见没见过血是其战斗力的重要评判标准，所谓“百战精锐”，“百战”还得在“精锐”前。因此宋太祖创立了“更戍法”，规定禁军都需要在前线待上一到三年时间。这样一来中央能打的部队就越来越多，所有的禁军或多或少都能得到战火的淬炼，这也是宋初禁军可用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么做耗费无疑是巨大的，那时道路远比今天难走，大部分道路都是泥土路。相信出生在乡村地区的读者一定会对这种路况摇头苦笑。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在这种道路上频繁调动对后勤运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也是宋代军费开支的一大来源。再加上这种调动对人员统计的要求太高，导致逃兵不断。于是王安石本着“为国敛财”的精神将这套制度给废除了，换成了“置将法”。“置将法”顾名思义就是各地的部队不再流动，而是由中央派专门的将领前去管理和训练。如此一来宋朝的军费开支大大降低，逃兵现象也减少了。但是这样一来除了和西夏作战的西军之外，其他部队都得不到战斗经验了。河北地区随着和辽国战事的平息已经太平百年了，士兵长期待在这里无法切身体会任何战争。更为可怕的是没了战争这个需求之后，训练也就日渐懈怠，等到了靖康的时候，河北地区再不复开国的骁勇，只有一群偶尔训练的老百姓。
高强度的集权控制让财政非常困难
按理来说，地方之间不轮换部队和将领固定下来也有他的好处，就是将军长期指挥固定的军队，形成类似欧洲边境伯爵的军事贵族，只是相比欧洲权利要小得多只有军事权。有宋一代的曲家、刘家、吴家、折家、种家，明代的戚家、李家、俞家都是这类，也就是俗称的“将门”。这种中国特色的军事贵族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自有他的道理。然而相比欧洲，中国的军事贵族们只有军事权但是没有行政权和监察权。所有的物资调配都要经过中央的批准，所有的物资需要中央的层层审批和步步把关，这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和军事效率，任折、种等将门如何天纵奇才也没有半分胜算。就像两个拳击手原本一方的体重就较轻，还被绑住了一只手，这如何能胜？王安石的变法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这套体制无比依赖一位贤明能干的君王，能够将各个地区错综复杂的情况理清，并且尽可能按照设计思路去调拨、分配物资。偏偏风起云涌的时刻上台的是宋徽宗，这位皇帝陛下作为书法家是个内行，作为行政指挥是个外行。在他的治下，汴京以惊人的速度吸食着地方的财富，使得这座城市快速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地区。而作为代价，地方上的反抗此起彼伏，连一向“顺民”的江南地区都爆发了方腊起义，还有著名的水泊梁山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宋徽宗最后调遣了和西夏作战的西军--这支最后的能战之师才算把南方的起义搞定。而这一切都只是宋徽宗和他治下汴梁“吸血”的一个缩影。
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
作为北宋最后一支能战的禁军，西军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呢？由于宋辽已经签订条约，宋人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就是西夏了。作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却能够生存到蒙古入侵，其生存能力之强。西夏的武器主要有两个一是接壤中亚，作为具装骑兵的故乡，中亚有着优良的重骑兵传统和良好的冶金技术。西夏在中亚畜牧技术和冶金技术的输入下在武备上对宋朝有着巨大的优势。无论是梦溪笔谈中冷锻的盔甲，还是让范仲淹等士大夫流口水的锋利刀具都是当时世界顶级的，宋人的武备相比之下就是一字“粗”。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西夏无法像隔壁辽国那样组建起数万人的具装骑兵，作为西夏重骑兵代表的铁鹞子只有三千人--只有隔壁辽国的十分之一。既然无法做到那种野战中的摧枯拉朽，那么西夏人就要另想办法自保了。其方法也很简单三个字--极限战。每次宋人来打就躲入城寨之中，依仗着主场优势和西军逐城逐寨地争夺控制权。这种战争的规模往往很小，千八百人都算大的，非常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陪着西夏人打了百年这种战争对西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等到和金人结盟攻取燕云的时候，西军发现自己已经不大会打数万人规模的战斗了，毕竟当太久武警了。童贯在燕云遭遇百年来最惨痛的失败，让原定由宋军完成的任务不得不交给金军完成，这让金人看穿了宋朝的虚实，毕竟最强的西军也不过如此，其他部队可想而知。而宋朝的未来在这一刻已经注定了。
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在短时间内强化了这个王朝，但是过度集权的代价就是地方的潜力被压榨干净。根据“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如此巨大的权力给了皇帝，皇帝必须个个都有秦皇汉武的才能。更可惜上天给了一个宋徽宗，只知道压榨地方不知道如何治国，民心尽失不说，还把地方军队也给拖累了。而看似能节约财政的方法也断送了宋军的未来，让禁军的可战部分只剩下了西北的几万人。要命的是就是这几万人也在和臭棋篓子的对手戏中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最后被老对手击败。更糟糕的是让金人看穿了自己的虚实，从而为未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熙宁变法，虽然一开始确实是做到了“为国敛财”，但是其长远的影响恐怕是当事人也始料不及的，如果王安石知道自己的政策导致这一切，不知道是否会懊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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