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死后，诸葛亮是如何治理蜀国的？

诸葛亮感刘备知遇之恩，一篇“隆中对”为刘备谋划出三分天下的大业。数年间刘备迅速崛起建立蜀汉王朝，任诸葛亮为丞相，他尽忠刘备，重大军政皆出自他之手。刘备死后，诸葛亮尽忠竭力辅佐后主刘禅，后主时期的政事，无论巨细皆由诸葛亮专主。他治国时励精图治，任人唯贤，赏罚分明，注意发展蜀中经济，并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受到蜀中各族人民的拥戴。

蜀章武二年秋,夷陵之战惨败后,刘备归驻白帝城,不久便病倒了。第二年二月,诸葛亮应命从成都来到白帝城。四月,刘备病死。刘备临终命丞相诸葛亮轴佐太子刘禅,以尚书令李严为副。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诸葛亮送刘备灵柩回成都,办理丧事,以李严为中都护,扼守白帝城。五月,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全由诸葛亮决断。

从此,诸葛亮便担负起治理蜀汉的重任,成为实际上的蜀汉最高统治者诸葛亮治蜀,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他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方针进行的。当时,诸葛亮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夷陵之战惨败,蜀汉元气大伤,新丧元首,境内动荡不安早在刘备病重时,汉嘉太守黄元乘诸葛亮不在成都的机会,举郡反叛,烧临邛城,顺流而下,准备投降孙吴,结果在南安被捕杀。

刘备死后,南中一时俱反。益州郡大姓雍闿杀太守正昂,又执太守张裔送往孙吴。获得支持被孙吴任为水昌太守。他还让孟获诱煽南中各少数民族反叛。柯太守朱褒、越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同时俱反,响应雍闿。

诸葛亮因新遭大丧,对他们都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诸葛亮执政之初,即着手修复和巩固与孙吴的联盟关系。早在夷陵之战后,刘备死去前,蜀吴间虽恢复通好,但战争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孙吴与曹魏并未断绝关系,还支持蜀汉南中地区的叛乱。诸葛亮在执政的当年冬天,即派邓芝使吴,重申盟约。但孙权态度犹豫,耽心蜀主年幼,国力弱小,在曹魏威胁下,不能保全。

邓芝向他指出,吴蜀共有四州之地您和诸葛亮都是现时的英杰,邓芝还进一步指出,若吴归顺于魏,大则要您入朝,小则要您太子为人质,如不从命,则奉辞讨伐,蜀亦将乘机顺流而下,江南之地将非东吴所有。孙权沉思良久,经过权衡利害,终于决定与魏断绝关系,与蜀恢复联盟。从此,双方使节常相往来,互致方物,在抗魏中互相声援。

但联盟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内部些人认为孙权已“僭逆”,应断绝联盟关系。诸葛亮则从现实出发,考虑长远利益,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与孙吴断交就需要两面作战,灭吴以后才有可能北伐中原,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即使在东边屯兵相守,也不利于北伐,而使曹魏得计。

如保持联盟关系,我大军伐魏时,孙权为占领魏地,示武于内,也会向魏出兵,而不会坐视;就算他坐视不动,我也可无东顾之忧,曹魏在黄河以南的兵力,为防吴不能移向西线,对我北伐也是极为有利的。因此,他不但不谴责孙权“僭逆”,而且还派陈震为使者,对孙权称帝表示祝贺。

之后诸葛亮便全力加强安定内部的活动。他治蜀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行法治。法治主要是为了加强集权和对人民的统治，但在当时也包括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秩序，即限制豪强和整肃吏治。诸葛亮力求改变刘焉、刘璋父子时“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暗弱局面。为此，他与法正等制订了一部新律，称为《蜀科》。法制的核心内容是严明赏罚，他要求执法者必须做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历史记载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他还能以身作则，街亭之战失败，他不因马谡是自己亲信而免予处分，对有功的王平，却破格加以擢拔，并且不诱过于人，自己主动请求自贬三级。所以即使是受过诸葛亮处分的人，也对他心服口服。法治的实行多少限制了豪强的横行不法。

二、任人唯贤。诸葛亮认为“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他反对东汉那种以门第为根据去“为人择官”，要求根据职务选择称职人才的“为官择人”。把择人任贤提到国家安危的高度，所以他能够破格用人。蒋琬出身小吏，但很有才干，诸葛亮外出打仗，他能“足兵足食以相供给”，诸葛亮便培养他为自己的继承人。杨洪在汉中战役中见解不凡，便被由功曹升为蜀郡太守。诸葛亮培养的其他继承人如费袆(衣)、董允，也都曾是从下级官吏提拔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赞扬说:“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三、发展经济。诸葛亮及其部下认识到“为政以安民为本”，所以实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政策。益州“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又没有遭到战乱破坏，这都是发展经济的好条件。但蜀以一个小国又必须支撑庞大的军政开支，如果单纯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和民生的安定。对此，诸葛亮一方面用精兵利械以补国弱兵少的不足，一方面注意发展社会经济以增加国家的收入。都江堰及其灌溉区是蜀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诸葛亮“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主护之”。由于农田得到灌溉，水旱从人，成都平原出现了“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兴旺景象。

在手工业方面，蜀对当地原来就有基础的冶铁、煮盐和纺织都加强了管理。专门设置了司金中郎将督造农战之器。诸葛亮甚至直接过问兵器和钢铠的制作，蒲元曾为他造刀三千口，砍装有铁珠的竹筒，如斩刍草一般。这说明当时淬火技术有了新的提高。蜀还设置司盐校尉主持火井煮盐，发展到“家有盐泉之井”。成都的纺织业也异常发达，“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蜀高级丝织品的技术更有较大提高，蜀锦以其精美无比成为蜀与魏、吴的重要贸易商品，因之也是政府重要财政来源。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在诸葛亮治下，四川地区的经济比东汉时有所前进，史书记当时“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

四、和抚“夷戎”。蜀统治的南部地区称为南中(今云、贵及川南)，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他们的经济生活一般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其中有些族已与汉人杂居，但大部分还很闭塞，经济文化处于落后状态。

刘备死后，南中发生叛乱，建宁(今云南晋宁)大姓雍闿勾结孟获，首先煽动族人反蜀。接着牂牁(今贵州遵义)太守朱褒、越巂(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也据郡响应雍闿。诸葛亮为了解决来自后方的威胁并确保从南中获得兵源及物资，决心南征平叛。建兴三年(225年)春，他亲率大军南下，很快攻克越巂，杀死高定，雍闿已先被高定部下所杀。

同年五月，诸葛亮渡过泸水(金沙江)，追击孟获。他接受马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建议，经过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降服，不久，南中全部平定。诸葛亮从南中征调了大量金、银、盐、铁、丹、漆、耕牛和战马，又强迁青羌万余家以补充蜀的军队。这些都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损害，因此引起后来夹人的多次反抗。但诸葛亮的基本政策还是以和抚为主，他竭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合作，“即其渠帅而用之”。

结果做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他还注意当地经济的发展，在那里推广汉族先进农业技术。所以诸葛亮的南征及其南中政策，虽有民族压迫的一面，但客观上也有利于打破当地的闭塞状况，加强了夷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南中经济的发展。

吴蜀联盟的恢复和南中的平定，解除了诸葛亮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北伐。可是这时的北伐，只剩下了“将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这一比较困难的进军路线。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上《出师表》，第二年，亲率大军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离曹魏降蜀，关中大震。不料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之役因马稷违背诸葛亮节度而遭致失败，三郡得而复失。以后诸葛亮又进行了四次北伐。

当时魏用在第一线的兵力就有二十万，而蜀全国总兵力才十万，两国兵力悬殊。但因诸葛亮善于用兵，所以蜀军经常处于主动，连足智多谋的魏军统帅司马懿也“畏蜀如虎”。可是终因蜀道崎岖，粮食补给异常困难，诸葛亮使用木牛、流马也无济于事。司马懿又洞察到蜀军粮补给的致命弱点，始终凭险坚守，拒不出战，以逸待劳，终使蜀军劳师无功。在建兴十二年(234年)最后一次北伐中，诸葛亮因积劳成疾，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军中逝世。从此蜀逐渐衰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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