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是康熙帝的恩人 康熙为什么要下令处死他？汤若望最后结局如何？

康熙能继位当皇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可以说功不可没，可以说汤若望是康熙的恩人，可为什么康熙即位后却下令处死汤若望？汤若望最后结局如何？

汤若望是德国贵族，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上都很有研究。不过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一个广传福音的传教士。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发展。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先生统计165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150000人。

汤若望在神学院学习时，对曾在中国宣传天主教的利玛窦极为崇拜。因此，在成为神父后，汤若望漂洋过海抵达中国，希望能成为像利玛窦一样的传教士。

当时正是明末乱世，再加上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非常激进，他们不允许中国信众祭祀祖先，拜孔子……因此导致百姓反感，发生了南京教案，天主教成为众矢之的。

汤若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北京城的。为了能打开僵局，汤若望先是向明廷进呈了天文学方面的书籍。同时，他又在住所中摆满了各种科学仪器，邀请官员们前来参观。

随后，汤若望凭着两次预算出月食，介绍望远镜和精算北京子午圈等成就，得到了明廷的赏识。崇祯继位后，汤若望因为帮助明廷修正历法，得到了在钦天监供职的机会。当时，明朝已是暮年，战事频发，明廷岌岌可危。汤若望受朝廷之命，督造大炮。汤若望不辱使命，设厂铸炮，两年间造了20门大炮。

可惜再多的大炮，也阻挡不了明朝的灭亡。很快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接着，清军入关，再次占领北京城。汤若望随即将修改的《时宪历》，呈给多尔衮和顺治帝，并向他们陈述了新历法的优点。再加上他准确地预算出了当年的日食，因此得到了清廷的优待，继续留任钦天监。而他编就的《时宪历》则由清廷下令，在全国推行。

早先，多尔衮有意在北京城外建一处府邸，想把顺治和孝庄皇后迁出宫外。汤若望以“上天警示”为由，劝阻了多尔衮，保护了顺治和孝庄太后。后来，汤若望见多尔衮专权擅政，又数次提醒顺治。

种种原因再加上汤若望博学多才，工作出色，顺治帝对他非常器重，以至于亲政的吉日，都让他决定。顺治帝还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中爷爷的意思），并批准他可随时入宫叙事，不用太监传唤，也不用行叩见大礼。不光如此，顺治帝还多次降下天子之尊，到汤若望家中看望他。汤若望的官位青云直上，不断得到升迁，最后被升为正一品官员。

1661年，感染天花的顺治帝病危。在临终前，他再次召见汤若望，希望在立太子的事情上，得到他的建议。

汤若望认为，只有立出过天花的皇子为储君，才是国祚稳固的根本。所以，他向顺治帝推荐了8岁的皇三子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

康熙继位初期，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加紧宣传天主教，将天主教捧为全世界之惟一正教，只以天主教为独尊。汤若望与当时在京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等人认真研究之后，令奉教钦天监夏官正李祖白执笔，根据明崇祯皇帝所赐“钦褒天学”匾额的“天学”二字，于康熙二年(1663年)冬撰写了《天学传概》一书，三年正月，又求国子监助教许之渐为该书作序。该书刊行之后，散发给在华天主堂的传教士及有关人员。据汤若望、李祖白等人讲，此书是针对杨光先指责天主教为邪教的论点而作，以阐明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但是，在该书中却大谈特谈许多令当时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观点。譬如，在该书中写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其后生齿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考之史册，推之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接着又说到，中国自有初人之始，即信奉天主之教，而六经四书之类，不过是天主教的“微言法语”。

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天主教也在中国失传。等等。这种将中国的社会，宗教思想甚至人种完全纳入欧洲的体系，变成为欧洲的附庸和分支的理论，充分反映了欧洲中心，欧洲至上论的傲慢与偏见，导致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和不信任。

杨光先见到《天学传概》一书后，把它当作击败汤若望的一把利剑，于1664(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先写信给该书的作序者许之渐，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学传概》是妖书，敦促许之渐举揭汤若望，反对天主教。于七月二十六日，又写《请诛邪教状》一文，再赴礼部呈递，正式控告汤若望有三大罪状：一是潜谋造反，二是邪说惑众，三是历法荒谬。又将《天学传概》一本、《邪教图说》三本、《正国体呈》稿一本、《与许之渐书》稿一本，以及金牌，绣袋，会期等物，一并递呈礼部，要求依律将汤若望正法。

清廷从三年八月初六日至四年七月，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审理此案，最后作出了禁止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决定。并拘审捕外省传教士30余人解京。判汤若望绞刑。由于当时北京接连五天发生地震，加之“太皇太后(顺治母后)力主开释”，汤若望才免于一死。清廷又恐传教士们仍然传教，收徒，建堂，也严加饬交继任各官防范。这就是康熙初年发生的有名的“教案”。

1666年(康熙五年)8月15日，汤若望逝于南堂，享年75岁。1669(康熙八年)9月，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恢复“通玄教师”之名，1669年12月8日，康熙帝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反面，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同。

这场以“历法之争”为名、实则为两种不同文化较量的历案，以当时汤若望们的失败与牺牲而结束，但杨光先们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也使中国在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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