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秦朝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统一大业。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称帝，史称“秦始皇”。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风卷残云之势收拾天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国土，秦始皇不愧为一代帝王，雷厉风行地废除实行达二千年之久的诸侯分封制，改为实行郡县制。在这里，廷尉李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斯的理由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候不便。”

李斯的理论似是而非，秦帝国并不能实现万世而安，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暂的一个王朝，这就是明证，而后世所尚用秦帝国的制度，终于使中国一步一步走向衰微。历史事实是衡量政治理论的最好注脚。秦之前实行诸侯制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其共延续达1800年之久，而之后210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都沿用秦帝国的郡县制，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王朝，“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就是这2000余年政治之真实写照。以此分析，中国政治由盛而衰之分水岭，以秦一统中国为分水岭，之前中国文明是上升之势，之后中国文明是下降之势。

中国洋洋五千年文化，奠基于夏、商，而大成于春秋战国，自秦帝国后，中国文化只是集中在注解先秦经典和引进印度文化、并融合印度文化上，罕有开拓者，这种文化的退步，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分封诸侯制与郡县制区别，实际上是分权制与集权制的分野。虽然在诸侯制中，天子仍然是名誉上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但实际上其政治权力并不能渗入到各诸侯国的内政中，诸侯国不仅有一套领域中的政治权力机构，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各诸侯国并不是对君王绝对、无条件的效忠。

《史记·夏本纪》：“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史记·殷本纪》：“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不可否认的是，在夏商周三朝的大多时间里，贵为天子的君王有着比诸侯更大的权力与实力，但是各诸侯纷纷选择叛离而联合对付君王时，则能完全占据上风。诸侯制本身并不是民主的政体，但与民主政体相似点在于诸侯制实现了权力的分割，权力的相互制约是维系一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使得国家的政治不会长期陷入腐败和糜烂中，因为君王的胡作非为必将引起诸侯的恐惧与反叛。

夏、商、周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政治的清明时期，这种清明从现在传下的史料《尚书》中也可见一斑，即使臭名昭著的夏桀、商纣，同后代的暴君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诸侯制发展到登峰造极，是春秋战国时代，君王的至高无上地位被架空，仅是偶尔在诸侯诸雄的竞争而，被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此时的国家权力已全然转移到诸侯各国的手中，此时的中国略似于近代欧洲各强之竞争，观春秋战国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上进步最快之时期，也是文化最昌明之时期，同期之政治除各国之争斗外，诸侯各国内政清明，罕有暴君的出现，此为我所谓的“黄金时代”。

或反驳曰：春秋战国战事绵绵不断，何能称为黄金时代。答曰：自有人类社会，战事本来就从未停止，这是各国各时代均不能避免之事，奈何独举春秋战国？据我研究，夏、商、西周因史料奇缺勿论，春秋以降，敢问几时中国战事曾停止过？诸候割据之时代，战事为诸候国与诸候国之战争，因政治清明，绝少人民起义，而往后各朝，莫不是以人民起义为王朝更替之先兆。

人民起义之破坏力与惨重之伤亡，是诸候争霸战中所未有的,秦末之陈涉，西汉末之绿林，东汉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清末之洪杨，举难胜举。中国以儒学治国两千年，却未能得儒学之醇。儒学之核心，在于仁政，然于秦之后郡县制度下，仁政其实只是空话。郡县制取消了分封诸侯，帝王大权独揽，君临天下，是为集权制。

孟子在宋代成为亚圣，其著作堂而皇之位列儒家《四书》，对于孟子所鼓吹的推翻暴君的言论，似乎并未遭皇帝们的封杀，或许皇帝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能撼动其坚不可破的权力。的确，宋、元、明、清各朝，皇帝之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本就没有任何遭遇多大的挑战。在汤武革命时，革命的主力军是各诸侯，而后世集权制下，最终只能由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为了生存的权利，起而反抗暴政。

所以每次的王朝更替，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血腥的杀戮。高度的集权制导致中国近2000年历史跳不出一个标准的模式：王朝的建立者都是一世雄才，其子辈孙辈尚能兢兢业业地守业，过三、四代后，皇家的温室终究培育不出推倒一世的君王，直到被推翻为止。

汉、唐、宋、明、清等，都在这个历史循环中打转，即使有识之士力图挽救历史之宿命，也只能是徒然无功。其实不是历史的宿命，而是集权制的宿命。笙歌与美女，加上无止尽的权力，最终国家的机器由高速运转而渐趋瘫痪，当锈纹与腐败俱生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奏响王朝的挽歌。先秦学子有着后世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在诸候国林立的国度里，“能用则留，不能用则去。”在深邃的思想背后，多了几分从容与潇洒。孔子的周游列国，老子的西去函谷，墨子、孟子游说于各君主，进一步则施展平生抱负，利天下万民，退一步则自在从容，著书以传千秋万代。

自秦后，中国再也无法重现春秋的风采，这也是环境所逼，学子们的政治抱负不免带上悲剧的色彩，因为这是一君号令天下的漫长的历史，儒家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人生态度，在明儒中尽现无遗。论起刚直与勇气，明儒可能还要超过其先秦之先师，但从方孝孺到杨链到黄道周，却都被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悲情色调，透过这种色调，是高耸、冷酷、窒息的专制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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