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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为天下形胜之地 易守难攻 而开封却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 毫无地理优势可言 北宋为什么放弃有山河之险的洛阳 而选择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

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开封府。从防守的角度上讲,洛阳为天下形胜之地,易守难攻。然而,北宋为何放弃洛阳,而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国家确立统治并控制疆域的神经中枢。自古以来,都城的选择都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件大事,它影响着一个王朝统治的巩固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开封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仅只有北宋一朝。那么北宋立国之初,为何会放弃具有山河之险的洛阳,而选择无险可守的开封为都城呢?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都汴京,号东京开封府,史称北宋。我们都知道,开封虽然是六朝古都,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地位还是要次于洛阳的,毕竟洛阳曾为东汉首都以及唐朝陪都,建都历史悠久。事实上,赵匡胤在立国后也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却最终取消,而这和洛阳以及开封的建都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虽有“山河之险”,但洛阳建都优势消失

洛阳位于豫西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早在秦朝就是三川郡的治所。秦代五大直道之一的三川东海道就从洛阳经过,而三川东海道是秦汉时期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可以说是帝国的生命线。洛阳北接黄河,具有先天的水路运输优势,大量物资经过黄河内河航运以及陆路运输都经过洛阳,因此洛阳具有先天的交通优势。

此外,洛阳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西据崤山天险,南有伏牛山为屏障,东有嵩山,北临黄河,再加上四周的函谷关以及虎牢关等关隘要道,洛阳成为了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占据洛阳,西可取函谷关争夺关中之地,东可出虎牢关逐鹿中原,因此洛阳在汉唐时期不是首都便是陪都。

但是唐安史之乱后,洛阳作为都城的优势便消失了。首先便是黄河内河航运优势的不复存在,汉唐时期时期之时,中原地区的水系面貌发生了变迁,洛阳依靠的洛水已经难以通行大船,所谓“漕洛干浅,船艘不通”,自此以后,洛阳的漕运便一蹶不振。这意味着洛阳通过水运体系从全国调动物资的能力不复存在,因此也难以支撑都城所需物资的巨大消耗。

其次,安史之乱时,洛阳遭到的破坏比都城长安更为严重。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蔡州军阀秦宗权横行中原,攻下洛阳后,占据洛阳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无恶不作。此后孙儒和诸葛爽又在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到了五代时期,洛阳城已“卑薄颓缺,犬豕可逾”,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景象。

二、定都开封的地理、交通优势

自汉朝起,大多被王侯将相都将选为建邦立都之地,之所以选取中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原交通便利,与各地联系密切,便于对全国进行统治。开封地处中原中心,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之地。

中国古代交通及通信条件相对落后,北宋统治者为达到“临制四海”的目的,特将开封选定为的国都。开封成为北宋的政治中心,主要取决于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庞大的交通网,这张水系交通网向外呈放射状分布,各河流间环环相扣,四通八达。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交通漕运更需要水,由于水运方便,开封自唐以后渐成水陆交通枢纽。后周世宗柴荣着力修治以汴河为主的东京航道,疏通漕路。显德四年,“疏通汴河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

汴河水路的通畅带来了漕运的兴盛,江南大批粮食运来以养京师军民,城市工商业获得空前发展。据《长编》记载:“波流平缓,两堤平直,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汴河漕运解决京师数十万军兵及部分市民的用粮问题,至宋初已是“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水运通达,财货荟集。因此,北宋定都于洛阳,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为的是开封的漕运之便,供给京师。

北宋定都开封,除了开封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

一、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是逐渐东移

“周公大圣人,建都揽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而不可废”,这一历史认识无疑会影响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的确立。另外,中原农业文明历来受到北部边境游牧民族的骚扰,计秦汉有匈奴、晋有“五胡”、隋唐突厥,因而提高了北方各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形势,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了辽国,如此“中国北方迤东一带之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大河北岸几无屏障”。辽国的骑兵可以在大平原上驰骋,北宋承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此外,五代时期运河遭受战乱摧残,运输中断,关中日渐萧条,政治中心东移,隋唐时崛起的开封,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军阀争城掠地的角逐场。朱温以开封宣武军力量,代唐建梁,建都开封,开封初步形成全国的政治中心,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都在开封。割据势力虽各霸一方,但基本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这为北宋定都开封筑下牢固基础。

二、经济重心南移,漕运愈发重要

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时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垦田迅速扩大,水利得到大发展。人口、垦田、水利促成江南经济空前繁荣,终于使其成为中晚唐财政收入的重点地区,即韩愈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从此,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格局形成了:北方开始落后于南方。五代十国时黄河流域继续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封建小王朝政局相对安定,南方经济与北方的差距拉开。

面对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日渐分离的趋势,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修建运河扩大漕运来加强联系。晚唐以来,以黄河为主的内河航运逐渐衰落,但是政治中心对于江南地区的依赖却更强了,而开封在漕运上没有黄河天险,大大缩短了与江南的距离,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汴河之于京师,乃为立国之本。惟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由此可以看出,开封的汴河甚至成为了北宋的粮食生命线,天下大半赋税都经过这里,因此北宋为了保护漕运生命线的现实需要,定都开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北宋避免藩镇割据,强干弱枝的现实需要

北宋立国之初,如何惩五代之弊,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建立起新王朝的长久统治,就成为事关王朝生死的首要问题。赵匡胤为了确保部将不再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伎,便对唐王朝的政治以及军事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是杯酒释兵权,收夺武将兵权,以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军权,以文臣典兵权并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集政权、军权于皇帝一身。其次是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赵匡胤在收夺兵权的同时,又集天下精兵于京师,即“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调天下军之半常驻于京师,以此防止“重兵在边,京师乃单。拂躯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为躯害”的局面出现。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的推行,直接造成“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的后果。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急剧增加,这就要求京城所在地必须满足驻地军民士庶的粮食需要和奢侈用度。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状况下,漕运物资供应直接关系到国家中枢政权的生死安危。

为了这数量巨大的粮食供应,朝廷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而位于运河北段的开封便是当时最适合的地方。

但是,北宋定都开封却忽视了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一、造成了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

由于失去了长城的防卫优势,辽国骑兵可以直入中原,开封又无险势可倚,北宋只有在军事布局上煞费苦心,将重兵驻守在京城周围,企图以此来弥补军事地理条件的欠缺。宋初,禁军约22万,其中10余万便驻扎在京城内外,“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

此后,随着“养兵”政策的实施,北宋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仁宗皇佑初年,全国军队竟扩至140万。同样,在京军队也不断扩充,结果出现大量冗兵,冗兵必然造成冗费。而冗费的解决,只能靠增加财赋税额,加紧向东南人民搜刮。

年复一年的搜刮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江淮之间“谷常贵而民贫均”,这就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北宋末年,东南人民由于不堪忍受过重的赋税剥削,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的激化,又使国家财政陷于窘境,加深统治危机,北宋陷入了进退不得的两难局面。

二、使得北宋政权过早亡于外患

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属冲积平原,地势平旷,无险可守,周围既无名山为其藩篱,又无大川为其遮挡,地理形势一览无余,外族极易深入腹地,直接危胁中央政权。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以幽州为南京,骑兵一动,开封便只有黄河这道天堑作为屏障了。

北方屏障尽失,使得开封周围的形势愈加严峻。后晋将都城定在开封,对这一政权的存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晋企图摆脱契丹控制而发动北伐时,契丹击溃了晋军,迅速转入反攻,从反攻至攻陷开封,前后仅用二个月时间,可见开封门户之洞开,防守之薄弱。

北宋以开封为都城后,虽上下都希望收复幽云,但收复失地并非易事,契丹铁骑仍可随意南犯,没有任何限制。尤其在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深入宋境,十一月,直打到开封北郊之重镇澶州。急书一夕五至,朝廷上下为之震恐,此事实际上给宋都开封敲响了警钟,但是宋庭上下却没有重视。

此后,金灭辽,在一年内的时间里对北宋发动两次进攻,由金境迅速突破到开封,开封无险可守的后果最终显现出来,宋钦宗在城破时搏膺悔恨,悔恨当初没有听从种师道迁都之议。

北宋立国之初,旧有古都长安、洛阳的衰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漕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不得已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统治者出于去藩镇之弊的需要,再加上应对北方军事威胁的现实需求,将重兵屯聚于京师附近,加重了北宋的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最终北宋在金的铁蹄下覆灭,而开封也永远失去了都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