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1958年因何事蒙冤:两大元帅的一场误会
粟裕戎马一生,究竟让了多少次司令,谁也说不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1958年突然蒙冤。
诬为“饶漱石”帮凶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一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便能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1942年到1943年间,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一千余次,平均一天要打三仗。粟裕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刘炎同志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解放后的粟裕夫妇
与聂荣臻的误会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粟裕大将
与彭德怀的工作矛盾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所谓的“里通外国”
粟裕的第二大罪状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粟裕面对种种不实之词,也想解释几句。然而,越解释会场的火药味越浓,一位军委领导甚至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粟裕指挥作战
毛泽东关注粟裕
粟裕视察前线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在粟裕被迫作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陈毅很快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主动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粟裕近二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