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解体后，留在亚洲的蒙古人后裔都去哪儿了？

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最为辽阔的帝国，它几乎统一了欧洲和亚洲，尚武且嗜杀的蒙古人也对传统的亚洲、欧洲文化造成了严重打击，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庞大帝国的兴衰。

第一批蒙古帝国资料图

遗存于亚洲的四大帝国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漫长的蒙古解体及其后续发展时可以发现，虽然各个地区的强弱色彩不同，但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蒙古时期留下的痕迹还在延续。简单来说，之后的世界开始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时代”和“地球世界化”时代，巨大的转变正在慢慢发生。

但仔细来看，蒙古的种种影响还笼罩着欧亚地区的大陆和海洋，蒙古时期的经历和记忆将世界带到了一个与蒙古出现之前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来。欧亚地区的许多区域都以蒙古时期为界，形成了明显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也可以将其设定为蒙古时期与后蒙古时期。

作为后蒙古时期的突出特点，虽然规模不及蒙古帝国，但在其之前未曾实现的“大帝国”们同时出现了。在亚洲，以及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东、西、南、北四大帝国进入了长期并存的状态。

东方为大明帝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变为大清帝国；西方为奥斯曼帝国；在南方，16世纪，以中亚为根据地平定四周的帖木儿帝国南下至印度，建立了被人们称作“莫卧儿王朝”的帝国；在北方，三百余年的蒙古统治过后，在16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出现了（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向东方的西伯利亚和亚洲发动了“进军大陆”行动，随后俄罗斯也一直将着力点放在亚洲上，而向西方的欧洲进军则是其晚期的行动）。

这四大帝国不仅规模宏大，更是历时弥久。即便是最早解体的被称作“莫卧儿王朝”的“第二次帖木儿王朝”，也存续到了18世纪后叶。若是从帖木儿时期开始算起的话，也有四百年了；仅作为印度帝国，也存续了二百五十余年。而剩下三大帝国全部成为20世纪的“老大帝国”。最后，大清帝国于1911年、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俄罗斯帝国于1917年相继被不同的“革命”推翻。

19世纪，在西欧列强推行“帝国主义”之前，实际上亚洲经历了漫长的大帝国时代。随后，起步较晚的西欧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侵略蚕食传统的亚洲大帝国，而俄罗斯帝国虽然作为一个分饰两角的奇妙存在，但考虑到“西欧化”程度很深的“欧洲俄罗斯”部分统治着东部巨大的“内部殖民地”，也完全可以将其纳入这一形式中来。

另外，当亚洲及其周边的欧洲、非洲部分地区分为四大帝国之时，剩下的欧洲地区里，中欧出现了哈布斯堡王朝，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荷兰、英国也开始走上了“海上帝国”之路。

在将目光投向海洋的同时，西欧渐渐踏上了通商立国之路。在蒙古时期之前，这种情况是不被认可的，或许是由于蒙古时代后期形成了横跨欧亚全境的大贸易通商圈，使得不可能成为可能。

同时，在西欧国家纷纷选择出海之时（即近年来日本所说的“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帝国还在继续向东部大陆拓进，并与大清帝国产生了“国界争端”。大清帝国在争夺阿尔泰——天山地区由“漠西蒙古”组成的准噶尔王国、蒙古高原以及中亚地区东半部分领土的同时，作为内陆大帝国，还在逐渐扩大着势力范围。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围绕黑海、克里米亚地区，先后展开了十一次激烈的“俄土战争”。

世界史上由大陆向海洋的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一次单纯的交替，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交错之中发展起来的。若是大胆地将这一变化予以总结，那么后蒙古时期的种种现状便直接成为连接近现代的一座桥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蒙古的解体为很久以后的近现代打开了一扇大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及其周边的四大帝国集团都以各自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蒙古帝国有所关联。当然其中包含的意义各不相同。但共通的一点是，若是没有蒙古帝国，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四大帝国。广义上来看，他们或许均是蒙古为世界留下的“遗产”。

黑暗的继承者大明帝国

当我们进一步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上观察当时的形势时就不难发现，大元帝国曾将蒙古帝国与欧亚世界带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那么继承了大半个大元帝国的大明帝国在当时四大帝国当中也一定具有突出的意义。

实话说，对于大元帝国来说，明朝是极不合格的继承者。蒙古时期，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之后的许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而且，大明帝国还最终无意识地导致了世界史和人类史上两大重大转变——东西力量的逆转，以及西欧对东方世界的侵略。明朝这一政权，可谓是“倒退”的存在。

例如，尤其值得注目的是，蒙古时期的经济、货币系统以白银为基础，配合盐引、纸币等其他形式，规模浩大，成为近代西欧社会的先驱；而这一切到了对经济运行和货币管理一无所知的洪武政权手里，则开始急剧下滑，到最后只保留下来了一小部分。在贯通陆海的通商方面，由于明朝初期的政权似乎对商业、贸易较为反感，因此通商也受到了强烈压制而没落下来。相反，整个社会回到了接近物物交易的自然经济状态。政权和国家在朴素的农本主义基础上，根据“里甲制”，将土地分给大多数农民并实行彻底管理。蒙古时期活跃的经济活动已成为昔日景象，一去不返。

这便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极其膨胀的皇帝权力。围绕在独裁专制君王身边的宦官之祸，也为世界史上所罕见。特别是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洪武帝，如之前所述，曾亲手以万人为单位分五次对中央政府官僚的一家老小施以大屠杀。可以说，洪武帝如同不需要其他“头脑”的存在一样，将文化人、知识分子从世上彻底一扫而空。与此相比，因“焚书坑儒”而背负骂名的秦始皇等人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形势当中，明代前期人们的生活被黑暗所包围，在前后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著作及文人学者出现，这与蒙古时期的繁华截然相反，是一个荒芜的时代（虽然到了16世纪后叶的明朝后期，反而呈现出一种恣意的兴盛景象，但那是由于当时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现象——“新大陆”的白银流入所致）。当时的明朝政权偏爱使用残酷手段，例如砍断四肢和手指以杀人的“凌迟处死”原文如此。作者对“凌迟处死”的理解不准确。——编者注十分盛行，可谓一个充满杀气的凄惨时代。与“明”这一名字恰恰相反，可以说，明朝实质上正是一个“黑暗帝国”。

除了永乐帝，明朝全面放弃了大元帝国时期的海上进军和海上发展，这给世界和未来留下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明朝甚至以“海禁”为名，断绝了一切民间往来。

而在日本，不知为何足利义满的日明贸易家喻户晓，人们往往容易认为它促进了日中两国的交流。现实恰恰相反，日元两国之间的贸易通过足利尊氏、足利直义的“天龙寺船”，以及其他方方面面，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明治以后和近些年来之外，在日中关系史上，由于未建立国家、政权之间的正式外交而出现的民间主导型的经济、文化交流等，以日元之间最为积极。

明朝时期倭寇资料图

正如“勘合贸易”的字面意思一样，日明贸易是特定的通商团体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贸易往来。由于“海禁”政策，明朝向足利义满提出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实行贸易管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倭寇”的猖獗出现。而“倭寇”这种民间贸易，在元朝是再正常不过的形式了。正是因为“倒退”的政权强行打压这种民间贸易，使得他们在日中两端都变成了“海盗”，被政府贴上了“倭寇”的标签。

尽管如此，只有第三代政权，也就是永乐帝执政时期，才沿袭了大元帝国的进军海洋战略，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但却依然遭到了其后代政权的全面废止。在蒙古时期，中国已经成功建造出了五百吨级别的大型船舶，但到了明朝，大型船舶却被全面禁止，与海洋相关的知识、技术、传统、视野甚至热情，也都逐渐消失了。

在这期间，西欧却进一步提高了蒙古时期从东方学到的航海技术及火器技术。在15世纪初到16世纪初这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东方在“海洋时代”“海船和火炮”这一人类历史的巨大转变上大大落后于西方，直接导致了最后西欧“统治世界”。如果我们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朝前期的极度封闭化政权招致了这一后果，大概也不为过。

然而，明朝和之后的清朝这两大帝国，无论如何也是建立在蒙古时期庞大的“中华”基础上的。明清帝国不仅幅员辽阔，在多民族共生这一点上，更是大大地沿袭了元朝时的情况。为什么日本会将大明帝国视作仅由汉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被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近代西欧所谓的“nationstate”——即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种认知方式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产生这一明显的误解呢？

曾作为大元帝国核心的人只有一半还残留在大明帝国。在蒙古时期大举来到东方的穆斯林以及迁徙移民到“中华本土”及其周边的畏兀儿人同原来一样留了下来，但在明朝强烈主张宣扬的汉族中心主义政策之下，大多数人不得不改姓汉姓。直至今日，这些人的子孙后代还在港口和大城市，特别是进出口等交通、通商枢纽地区经营着小型社会，抑或是在中国大陆的山野里过着牧羊生活。这些人或许也是蒙古时期的一个“遗产”吧。

回归北方的蒙古人

从蒙古的角度来看，之前所叙述的均为间接的人群和“遗产”。而此时此刻，最重要的蒙古人结局如何呢？

在大元帝国的蒙古人当中，随着中国沦陷而来到北方高原的人占了大约一半。他们也由许多不同的种族组成，不仅有纯粹的蒙古人，还有原欧亚大陆西北部的钦察、阿速、康里等各部族军团，他们同样作为“蒙古”的一员选择了北上。

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

例如，阿速部将大本营设在了高加索北麓，在后蒙古时代成为汉字写作“阿苏特”的蒙古集团之一。从清朝时期到现在，其后代都一直延续存在，而其位于高加索的故地现在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小型自治共和国，即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无论是留在那里的人们，还是作为蒙古集团生活在东部的人们，在七百五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血脉相承的。只是恐怕东西两边的人们互相均不知道这段历史吧。

在朝高原进发的人群之中，还有一部分被称作“鄂罗斯”的来自罗斯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俄罗斯人。另外，也许人们并不了解一同北上的还有相当多的汉族人，他们作为曾经的官僚或宫廷的佣人，主动选择与大元政府、宫廷一同行动。

来源各不相同的人在北上的过程中自然互相融合在了一起，同时，与大元帝国时期一样，他们在高原上也过着传统蒙古千户制的生活。因此，过度地强调“血脉之别”没有任何意义。而以北部的蒙古人为核心，加上与大元帝国政权一同北上的各种族人群的大融合，新的“蒙古”逐渐形成了，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蒙古时期不存在“长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15世纪，明朝由于惧怕在北方重新建立起来的小型“大元帝国”再次掀起攻势，在蒙古高原与中华大地之间强行修建了一道绵长坚固的人工边境线以作为屏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万里长城”。

这样一来，北部的高原如字面意思一样，成为蒙古高原。从那以后，集结成小型“大元帝国”的人们也成为“民族”意义上的蒙古人。原本超越“民族”意义而存在的蒙古，便开始踏上了“民族”之路。

生活在清朝的蒙古人

在亚洲东方，当蒙古和明朝的“南北朝”时代结束之后，位于满洲地区的大清帝国开始崛起，收复了中华。作为大清帝国基础的满洲时期地区国家——“满洲固伦”（在满语中，满洲为文殊、固伦为国家，因而为“文殊国”之意），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其中“蒙”的核心，是原东方三王族的后代科尔沁部。以女真族努尔哈赤为始祖的这一政权，在1627年，也就是第二任首领皇太极时期，通过与西部相邻部落科尔沁部结成攻守同盟，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提高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而且为吸纳其他蒙古部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被视为正统蒙古家族的察哈尔部首领把“大元帝国”以来的“传国之宝”（这里的“宝”指的是皇帝御用的玉玺）转交给清朝之后，清朝便获得了蒙古帝国继承者的名号。历代的清朝皇帝从此便扮演了两个角色，对南边而言是中华皇帝，对内陆世界而言则为蒙古大汗。由于皇帝的双重身份，大清帝国开始拥有庞大的统治范围。

蒙古族科尔沁部妇女头饰

在大清帝国时期，科尔沁部是地位最高的亲王家族，与大清皇族享受着同样的标准；其他蒙古部落也纷纷被授予王号、爵位，成为清朝体制下的贵族。当时清朝的统治也是由满洲贵族和蒙古贵族两大统治阶层组成的，可以说，清朝是两大贵族手下的联合政权。

由于蒙古牧地的分配被极度细化，蒙古人移动的自由受到了束缚，也就渐渐失去了“蒙古族”的“活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清代大多数蒙古人也过上了稳定安宁的生活。

近现代的风暴

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受到辛亥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两大浪潮的冲击，以及随后日本的伪满洲国统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等一系列的剧变，蒙古也发生了很大的震荡。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内外蒙古的分离。

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随后苏联解体，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199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如今，内外蒙古均被卷入了自由化和开放经济的大潮之中。

其中，人们渐渐发现，许多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人分散在各地，尤其是在中国。另外，清朝时期级别最高的贵族科尔沁部原名为“合撒儿”，也就是成吉思汗弟弟的血脉，而科尔沁部的后裔一直与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保持着紧密的联姻关系，直至现在其规模也十分庞大，其中的许多人还进入了社会的领导阶层。

关于曾生活在蒙古帝国西半部分的蒙古人，曾经有人说他们在蒙古帝国解体后“回归”了遥远的东方故土。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依然在原地居住生活。

原本自成吉思汗以来，真真正正的蒙古人只有少数。而人种意识淡薄的蒙古人将中亚以西的突厥人作为“准蒙古人”大量吸纳进来，钦察汗国自不必说，察合台兀鲁思甚至旭烈兀兀鲁思也大多选择这样做。也就是说，原本在蒙古或与蒙古相邻地区生活的突厥人变成了“蒙古人”，因此，在蒙古的国家体制解体之后，他们也根本没有回到何处的必要。

曾一度以“蒙古”为名聚集起来的人们，在后蒙古时代，又分别以不同的名义重新组成了新集团或政治单位。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喀山、巴什基尔以及克里木等地，同时也与现在的各个“民族”有各自直接的联系。在伊朗建立了萨法维王朝的突厥系游牧集团中的许多人，也曾经属于“蒙古”名下。大小各异的各个“旧蒙古集团”如今广泛地分散于蒙古高原以西的地区，继续存在。

在以西欧式文明为绝对价值的近现代浪潮中，他们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一样，被看作边缘性的存在，并被强加以“蒙古”所象征的负面形象，时而被当作“累赘”，时而被看成“野蛮”，甚至被觉得“危险”。与其说通常观念中的“文明地区”将这些蒙古的“负遗产”强加于他们，不如说实际上是他们遭到了近现代“文明”无理的蔑视与否定。“文明”世界的人们则沉浸在优越感中，一心将自己看作是“被害者”的后代，为了给其无理的歧视和憎恨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意无意编造出了这种形象。

然而，现实中生活在内陆世界的人们都是善良的，在他们当中，至今还有许多人与平原或山谷中的牲畜一起，过着踏草逐溪的生活。在触碰他们的心灵、共同体会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必须回到原点去思考“文明”和“朴素”真正的含义。

名为历史的存在

在苏联时期被称作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有块石碑，叫作“移相哥纪功碑”，一般被人们称作“成吉思汗石碑”。碑文用畏兀儿文字蒙古文刻制而成，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蒙古语碑文。

“移相哥纪功碑”即“成吉思汗石碑”资料图

1224年，从中亚远征归来的成吉思汗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并在宴会上举办了远距离射箭比赛。成吉思汗二弟、已经去世的合撒儿之子移相哥获胜。成吉思汗去世时移相哥也在场，随后帮助其孙忽必烈成功夺取政权。移相哥在获胜后的某一天，来到领地本部所在的蒙古高原东部、流入额尔古纳河的乌卢龙贵河支流乌儿墨儿河畔，立起了这块纪念碑。在移相哥王宫统治的这块土地上，至今还留有城址，以及多种多样的建筑物遗迹。

碑上这样写道——

成吉思汗

征服了撒儿塔兀勒百姓，蒙古国之

那颜们欢宴于布哈·苏赤海时，

移相哥·洪古图尔远至三百三十五庹

处射箭以中。

开头的“成吉思汗”一名，位置最高。而王族“移相哥”的名字虽然位置较之略低，但也被抬高了一些。而代表游牧贵族阶层的“那颜”虽然同正文高度相同，但也是另起一行。“蒙古国”一词没有另起一行，而放在普通的正文之中。从这里便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蒙古国由上到下的帝王、皇室、贵族及一般牧民所形成的四个阶级，特别是“成吉思汗”名字的位置在彰显成吉思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同时，也含有尊敬崇拜的意思（另外，在文章体裁上，这种通过抬高文字位置明确区分地位的做法，在写有皇帝命令的“圣旨”，以及写有皇室成员、将相命令的“令旨”中都需要严格遵循）。

这块石碑于19世纪被首次发现，许多研究者曾尝试解读。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通过《元朝秘史》中代表花剌子模国的“撒儿塔人民”，以及拉施特《史集》中提到的位于蒙古本土西端被记录为回归之地的“布哈·苏赤海”的所进行的解读。因此，这块石碑也被高度评价为“最古老的蒙古语碑文”，而一举为世人所知（只是严密来讲的话，我们无法判断是否能无条件地承认其为“最古老”。移相哥成为合撒儿家族首领是在蒙哥执政后期，而且他似乎活到了13世纪60年代后期。因此，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块石碑并不是在1224年刻字、立碑完成的，而很有可能推后到1270年左右）。

从碑文内容上看，称之为“移相哥纪功碑”是正确的。然而在完成碑文解读后，人们一直称其为“成吉思汗石碑”，这样称呼的背景和心理也暗藏于石碑之中。在不过短短五行的碑文中，包含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国的名字，更证明这是一块纪念并祈祷蒙古的团结与发展的石碑。因此，这块石碑对于饱经历史风霜的蒙古族人民来说，是一块代表着“民族认同感”的无可替代的纪念碑。

这块石碑自从被俄罗斯保有后，在苏联时期也未曾返还，直至今日仍收藏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里。在沙俄、苏联时期，成吉思汗一直被视为“文明的破坏者”，尤其是“破坏俄罗斯的元凶”，成为当时的禁忌。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消灭英雄崇拜”思想也成为俄国带走“民族纪念碑”的正当理由。然而，历史车轮再次转动，终于迎来了蒙古内外可以自由谈论成吉思汗的时代。现在，俄罗斯再次被要求返还民族认同感之基础的“成吉思汗石碑”。或许某一天，这块石碑可以再次回到它位于蒙古高原河畔的家乡。

当我们思索蒙古在历史上的意义，再将目光投向现在的蒙古人时，这块穿越了七百余年岁月，承载着先人们点滴过往的遥远的石碑中，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便会涌现出来。在蒙古的往日与今昔交相辉映下，世界史、人类史上的巨大转变如同二重唱一般再次出现。

或许，正是今昔的蒙古穿过鲜明对照后留下的这种“莫名的感觉”，才是“时代”，才是“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