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名是对过世之人的称谓，一般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字前加上亲属的称谓（受祭者的辈分），在商最流行。商代先公先王自上甲以下，卜辞所见王室先妣及其他一些王室成员(不论男性或女性)也都用同样的名号。“汤”死后日名是大乙或天乙，与日名制不矛盾，汤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汤”其中是最有名的一个，所以一般场合下只写汤。最后一位帝辛(纣)，其中括号里的纣（或“受”）就是他的私名。其他很多商王也有私名流传下来，见于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比如外丙，被称为“外丙胜”，这样取的名字也许与后来的人名差别不大。所以问题主要在于日名中取自天干的那个字是怎么来的，以及日名相同的人之间有什么联系。

历代学者的考释异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举出以下几种。

(一)生日说。东汉《白虎通义·姓名》篇最早提出:“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又说殷时“于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易纬乾凿度》卷上也说:“殷录质,以生日为名,顺天性也。”魏晋间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采其说。

(二)庙号说。《史记·殷本纪》“索隐”三国时谯周语, “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甲、乙等都是宗庙神主的称呼。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4 著录“商兄癸彝”,也说到“商人质无谥,皆以甲乙记之”。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2有《帝王名号》条,也主张夏以前“帝王有名而无号”,至商代“始有以十干为号者”,及周初周公制谥 “而十干之号不立”。

(三)祭名说。近世王国维考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名号,指出:“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据此他以为,“商人甲乙之号,盖专为祭而设”,“出子孙所称而非父母所名”;但对这祭日的来历,他仍以为“以甲日生者祭以甲日”,“以乙日生者祭以乙日”,尚未完全摆脱“生日说”。

(四)死日说。董作宾认为:“成汤以来以日干为名,当是死日,非生日。”他的理由是:“现在既由甲骨文字证明了甲乙不是生前的名子,只是死后神主之名,当然以死日忌日为神主之名、祭祀之日 ,最为合理。若说甲乙是死后的神主之名而取生日为标准,就未免迂远而不近人情。”不过他同时指出:“从残缺的贞卜文字里,找出某人的生日,以证明神主甲乙命名的来源,是绝不可能之事;找死日也同样不可能。”

(五)次序说。清人吴荣光曾谈到,殷人日名的“甲乙丙丁犹一二三四 ,质言之如后世称排行尔”。陈梦家研究卜辞,先是撰有《商王名号考》,继又在所著《殷虚卜辞综述》中修正前撰,提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次序说。他认为:“卜辞中的庙号,既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与及位者无别。”他还认为:“就先王说,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是一致的”,卜辞祀谱上的天干之所以有许多空缺,是由于不重要的祭祀对象不断随世代的更迭而被淘汰的缘故。

(六)卜选说。李学勤反对陈梦家的次序说,提出“殷人日名乃是死后选定的”。此说直接从卜辞中寻找证据,认为祖庚时“作小日,癸”即是定小的庙号为“癸”,“帝日 丁、乙、辛”之卜则是武乙选定“丁”为其父康丁庙号的记录。

(七)庙主分类说。张光直的名文《商王庙号新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5本，1963年；《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原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5本，1973年。两文皆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提出了一种“假说”性的庙主分类规则。大意谓商王室由政治势力最大的两大亲群轮流执政,表现在庙号系统上即分为两组:一组为甲、乙、戊、己,可简称甲乙组(直系皆甲、乙);一组为丙、丁、壬、癸,可简称丁组(直系皆丁而有一例外)。至于庚、辛,因不易归类,则暂不分组,或称之为第三组。作者据此提出,商王室实行内婚范畴的父方交表婚制,王位由舅传甥,而不是由父传子,因此祖孙同名而父子不同名。此说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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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商朝统治者的“年号”为什么都用“天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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