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向而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航海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之一，通过航海，不同的文明彼此交织，交流融合产生更加灿烂的文明和更加繁荣的经济。
前边说过古代中国使用“国产”风帆船的历史，最早也在三国时代，或再晚一些；那么世界上哪个国家率先创造了风帆船呢？从目前的考古实证看，人类最早的风帆船应出自埃及。著名的例证即是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埃及纳加达地区的陶罐，它制作于公元前3100年，陶罐上部绘有一条风帆船，船前部有一桅杆，上面挂着一张四方形的风帆。考古学家认为，早期古埃及风帆船上的帆，可能由棕榈树叶编织，桅杆也应是一株棕榈树干。这种风帆船最初是在尼罗河上行驶，船从上游顺流而下来时，以水流为动力；逆行时则借助冬天的北方季风，以帆为动力溯流而上。
在古埃及凯尔纳克古神庙壁画中，还可看到公元前15世纪东非近岸航海已经使用的二三十米长的木制大帆船了。这种单桅船将桅杆立在船中央，船两边配有长桨和多名划桨水手。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克里特岛壁画中，也发现了单桅风帆船。诸多考古发现证明，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风帆船已经在东地中海、红海、东非海岸航行。此时，各国风帆船的海上活动不外两个目的，一是海战，二是商贸。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东地中海与北印度洋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海上商圈，这个商圈的东扩和西太平洋商圈的西拓，使东西海上贸易产生了历史性的交集，为后来中国人开启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历史舞台……
《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 远东贸易的最初记忆
最初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海上交流可谓“相向而行”，不仅有海船你来我往，连史家记录历史，也在同时进行：在班固（32年~92年）写作《汉书》，在其《地理志》记录“汉之译使”经由海路到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之时；公元一世纪中期，西方也诞生了一部描绘了西方人经海路接近中国的著作《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
《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是一部佚名著作，传说是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某位海员或者商人所写，由于作者长期从事同印度的定期贸易，所以此书是以“航行记”形式记录海上商贸活动，当然它也是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
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即红海、阿曼海和直到印度河河口的阿拉伯沿海地区，而且包括了从孟加拉湾顶直到桑给巴尔的印度洋。在红海西岸埃塞俄比亚北部，今有独立国家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东边的海区仍被称为“厄立特里亚海”，但范围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记述了以埃及为起点，向南直到拉普塔（达累斯萨拉姆）；向东到阿拉伯海岸、波斯湾，绕过印度半岛，经锡兰抵达恒河河口；继续向东，还描述了赫里色岛（chryse），即马六甲半岛；最东至提奈斯地区及其都城提奈（thinai，有人认为它是中国），但究竟是指哪里，尚待考证。这是古代西方人第一次谈到从海路接近中国的著作。
这部航行记的资料并非第一手，不少资料是根据传说记载的。关于东南亚的资料来源于印度航海者，他们利用季风，同远东进行贸易。作者详细列述了各港口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中国的丝绸、棉花和纱线是从提奈斯经过陆路运抵巴克特利（bactres）和巴里加扎（barygaza），再经过海路和恒河水道，运抵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利迈里（limyrique）地区。作者详述了到东方海上交换的众多商品：毛皮、象牙、丝绸、珊瑚、漆器、珍珠、玳瑁、各种香料，还有棉花、玻璃器皿、檀香、稻米、酒、小麦、金、银、铜、锡、宝石、织物，甚至还包括奴隶和妇女。
《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告诉人们，公元一世纪时，“西方（实际上是印度洋国家）”已经有商船驶入东方，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贩丝”。同样，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赍黄金杂缯”的“汉之译使”，经“蛮夷贾船，转送至之”，即换乘外国船梯航进入印度洋的记录。可以说，这一时期，在东西方共同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双方的交流是真正的“相向而行”。汉至三国时，中国人在海上已不是《韩非子》所记“昔者齐景公游于海而乐之”的玩乐景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多国海上贸易。
“蛮夷贾船”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世纪之初，罗马帝国对远东地方物产，充满想象，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地区和岛屿，皆被称之为“金岛”、“银岛”、“丝国”之类，地图表现上也多绘为五彩宝岛。
此时主导“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是活跃在南洋或印度洋的“蛮夷贾船”，其中和中国交往最紧的主要是“昆仑船”，即南洋诸商船。这些商船熟悉南洋、中南半岛和印度洋海域情况，他们为古代中国人向西梯航，起到了架“梯”的作用。同时，他们或也帮助了“西边”来的印度洋商人，进入中国，或在中南半岛和马来诸岛就地进行转口贸易。
据《南州异物志》载“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这些近千吨的大海船“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这些远洋大船已无需像汉代那样沿海岸线航行，完全选择快捷的航线离岸航行，也胜任跨洋航行。
据吴国康泰撰《吴时外国传》云：“乘大舡，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今地中海东岸）”这里作者没指出“大舡”之归属。若从航程考证其起点，可能在印度西海岸。这一利用季风横渡阿拉伯海的航线，在西汉中期即由埃及的希腊人开辟。中国商人和中南半岛的商人，都可能在此搭外国船继续西航。
南洋最重要的风帆大船考古实证，在印尼爪哇岛婆罗浮屠佛教遗址（大约完成于公元800年）中，可以找到。这里有千余幅浮雕画，其中有一幅帆船浮雕，留下了7世纪的活跃在南洋的商船形象，这艘婆罗浮屠帆船，是一艘三舰大帆船，船上有许多水手在操帆，看上去不像是中国商船，或是印度洋商船。它形象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海上商贸景象。
2011年新加坡建了一座海事博物馆，原大复制了5艘亚洲古船：中国福船、印度帆船、印尼婆罗浮屠帆船、南中国海商船及爪哇大船。除了中国福船之外，其他仿真古船皆是永久停泊在港湾中。游客可以登上仿真船，小小感受一下古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洋情怀。
丝绸西去，珍宝东来
东汉之后，南海的海上贸易重心已从徐闻、合浦转移到广州。
公元217年，孙权把交州州治从广信迁到番禺(广州)，此后广州便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自晋至南北朝，北方战乱不停，使中原人不断南迁岭南，同时，南方政权的建立也进一步促进了海上贸易。为追求财富与奇珍异宝，南方政府和贵族不惜远航海外进行贸易。
据《宋书·夷蛮传》载：“晋氏南移……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诃罗单国（爪哇岛的阇婆)遣使奉表经广州来朝贡，表中希望能与刘宋政权遣使以通商贸易，其表曰：“伏原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陵夺（要求保护其国外贸船只）。愿自今后，年年奉使。”并且，《南史·吴平侯景传》云：“广州旁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梁萧劢出任广州刺史后，“纤毫不犯”，外国舶遂“岁十余至”。
由此看来，当时来广州通商的外国商船数量相当可观。或者说，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是你来大于我往。据魏晋南北朝诸史记载，南海诸国经广州来朝贡的次数如下：三国吴1次，东晋9次，宋23次，齐缺载，梁39次，陈14次。来贡诸国有林邑、扶南、占婆、盘盘、丹丹、狼牙修、阇婆、婆利、干陁利、诃罗单、婆皇、狮子国等。其中扶南、占婆在晋至南朝各遣使二十多次。
此时，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或丝织物为主，丝绸等商品先运到锡兰，然后再由波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地商人转运到波湾斯和红海。有考古实证证明，4世纪时，埃及有用中国丝织成的织物；五世纪，埃及更多使用中国丝在当地织成丝织品。除丝货之外，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还有陶瓷等。
中国地大物博，生活用品不缺，进口商品以奢玩品为主，多为宫廷贵族服务。“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时代，焚香供佛，香料熏衣、沐浴盛行，大量进口舶来香料，此外，还进口吉贝、犀角、象牙、琉璃、宝石、珠玑等奢侈品。
婆罗浮屠浮雕风帆商船（公元800年以前）
二世纪罗马商船图案
约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陶瓶上的帆船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