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不帮康有为,其实是康做事不靠谱,光绪皇帝毁在康之手
清朝光绪帝戊戌变法进行不足百日,就受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很成功,其权力中枢的重要成员伊藤博文正好来华访问,康有为便想让伊藤博文说服慈禧太后进行变法改革。康有为自负甚高,但这简直就是用猪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伊藤博文怎么会愿意看到中国变得富强呢?他恨不得中国永远落后!所以他在和康有为交谈时,言语中就已经透露出不愿意帮忙的意思。
鉴于跟伊藤博文的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靠其劝说慈禧成了泡影,康有为就决定兵行险招——通过政变除掉慈禧。他召集维新志士,决定今晚派人面见袁世凯,正式摊牌,拉他下水。派谁去合适呢?康有为跟袁世凯称兄道弟,夸夸其谈,感染力极强,是合适的人选。但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且是袁世凯的恩人,按身份不便亲自出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收拾行李,准备前往上海,也根本没有时间。而梁启超虽然是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但他只会说粤语,估计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只好由维新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出面了。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其父是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但他没有一点儿“高干子弟”的娇气,谭嗣同成年之后长期在外漂泊,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三教九流无所不交,跟天地会、哥老会的头目来往密切,毕永年就是他的老朋友。
谭嗣同并不赞成康有为谋害慈禧的计划,他觉得康有为的计划缺乏全盘和细致的考虑。据毕永年回忆,谭嗣同跟他说过:“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去最合适,他就穿好衣服,又从枕头底下摸出把手枪,往后腰里一塞就出门而去了,他怀揣手枪造访袁世凯,或许正是使袁世凯迫于压力告发维新派之谋的一大动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敲响了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的山门。关于这次密谈,当事人袁世凯留有《戊戌日记》记载,若按袁世凯的说法,是谭嗣同首先表达了光绪帝对袁世凯的信任和重视,然后讲了光绪皇帝目前的危险处境,最后说出了政变的计划:请袁世凯杀掉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出兵来京,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听完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儿来,他问:“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所谓“老朽”无疑指的是慈禧太后。谭嗣同接着说他召集了几十个“好汉”,还从湖南请来了一些会党,负责除掉慈禧,只求袁世凯派兵围住颐和园,别的不用他管,最好连问也别问。
袁世凯深知此事风险太大,脑袋就转悠开了,他知道京津一带由荣禄重兵驻扎,自己的部队不满万人,即使出兵勤王,也未必救得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弄不好还会祸灭九族。所以,他强调了两点难处:其一,他的部队有枪无弹,没有荣禄的批准,估计也领不出子弹;再则,他的部队在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一带驻扎,离北京好几百里地,隔着好几个防区,也根本开不到北京来。袁世凯没有说谎,自打他应召进京,荣禄就有所警觉,已经派兵把袁世凯的部队看死了。
但谭嗣同却没有理性分析袁世凯的心理和想法,而是板着脸冷冷地说:“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说完解开了衣襟,袁世凯斜眼一瞥,立即发现谭嗣同的腰部有些异常,估计别着一只手枪,看来自己被劫持了,袁世凯见事已至此,当然不敢断然拒绝,于是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最后承诺等到皇帝跟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只要光绪写一个小纸条,他就遵旨保护皇帝,除掉荣禄。谈了大半夜,就是这么个模棱两可的结果,谭嗣同半信半疑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法华寺。
谭嗣同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毕永年前来打探。谭嗣同有些情绪低落地说:“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又说:“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毕永年立即断定即将大祸临头,并劝谭嗣同赶紧躲避,但谭嗣同摇摇头没说什么,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努力去完成一件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可以说,这结局的直接原因就是康有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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