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憂鬱的烏龜”到“忧郁的乌龟”，我们为什么要推行简体字？

“车”字，甲骨文中，先是从非常复杂的图形简化为相对清晰的符号，然后又经过了五六次简化，去掉表示车轼、车厢等的部分，减去一个车轮，最后成为“車”字

文 |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摘自《看得见的历史：共和国震撼镜头》，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1月，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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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应先办简体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解放军势如破竹，全中国迎来解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共商国是。

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似乎看到了曙光。1949年5月，他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

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就一直热心于文字改革。此时，他也正在思考着新中国的文字改革问题。黎锦熙的建议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上书”刘少奇，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专门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

吴玉章等人所说的文字改革工作主要指的是创立一种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汉字，但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来得及考虑。刘少奇回信说：“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众应用。”

于是，在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

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于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于汉字简化。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各地近百种汉字新文字方案。同时，全国各地新文字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000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字的探索早在清末就开始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凌辱。是什么造成中国民智不开，国力衰弱？中国知识界把审视的目光集中到一向被视为“灵物”的汉字上。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区区几十个字母，只要会说就会写，而汉字却有几万个，即便是日常交流也要掌握至少1500个字。汉字繁难，成为开启民智的拦路虎。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们就思索着如何把中国文字从表意文字变成拼音文字。

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

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试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立，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新文字的热情。

相比之下，简化汉字的研究则显得有些“门庭冷落”。笔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中看到，全书50多篇文章中，涉及汉字简化的只有6篇。

流传几千年的文字和读写习惯，说改就改，谈何容易？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先从简化汉字着手中国的文字改革。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曾这样说：

现行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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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

文字变化牵扯面广，如何简化汉字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汉字简化工作开始后，各方面的意见和构想就涌向了文字改革协会。新中国刚刚成立，人们普遍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对于文字工作的构想和方案也颇为大胆。从那时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提交给文字改革协会的改造汉字的方案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种方案建议把汉字改造为“新形声字”。例如，把“京”字定为“鯨、景”等字的声旁，类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为声旁。如此类推“涼、諒”等字的声旁改为“良”自然很合理，但这样一来“涼”变成了“浪”，则与“波浪”的“浪”一样了。如果要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个比“良”更合适的声旁，就更难了。

于是，有人又建议把声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夹杂在汉字内更不容易辨别，字的样子也很难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声符不同的，把声符改用字母拼写，字形上就更无法区别了。如此一来，改得非驴非马，反而会增加识字难度。

另一种理想是把每组同音的字留一个。这样如果不分四声，只需要400多个字。即便分四声，也就是1300多个汉字，把它们用词连写的办法来写。有人实验过，这种音标式的汉字大体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于视觉，完全改变汉字的用法，违背了习惯，让人读起来非常别扭。

还有一种方案主张“系统类推”，就是要把约定俗成的简化字加以局部的修改，有系统地简化汉字。例如“擬、礙、癡”三个字的声符都是“疑”，而“擬”的简体是“拟”，“礙”的简体是“碍”，“癡”的简体是“痴”。假定采用笔画最少的“以”作为声旁“疑”的简体，那么“擬、礙、癡”的简体就是“拟、（石以）、（疒以）”。虽然这样没有打乱原字的形声系统，认识字的人可以以繁体字类推辨认，但“碍”“痴”等简体字在民间已经流传甚广，不管它多么没有系统，但总是人们熟悉的，如果按照“系统类推”来改反而会感到别扭。

其实，对于汉字的简化人们早已形成了一个“述而不作”的原则。简体字不是专家们闭门造车的结果。早在宋元时期平民社会就流传着一种通俗的简体字。这些字被称为“俗体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许多文人视为鄙俗。但它们在民间应用极广，人们在记账、契约、书信，甚至话本小说里常常会写俗体字。

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读小学。对着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一笔一画地写那些少则十几画，多则三十多画的繁体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时，王理嘉经常会在店铺的招牌上、家人的书信中，甚至老师私下的便条中看到这些俗体字。他想，如果在作业中，也能写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写成了俗体字“费”，结果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时隔70余年，王理嘉至今记忆犹新，“在老师的眼中，写俗体字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虽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体字的发展已势不可挡。20世纪20年代，当人们开始着手简化汉字时，这些已被公认的俗体字成为首选。

1935年8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选定了在民间流传最广的324个俗体字，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准备从次年7月起把它们编入小学课本。但这区区324个简体字，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尤为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要求取消推行简体字，甚至称推行简体字是比亡国灭种还可怕的事。在一干遗老的反对下，1936年2月公布还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就被收回了。

虽然，这次由政府出面的简化字运动夭折了，但是它树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则成为日后人们进行汉字简化的指导思想。简化汉字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日常使用，如果一个简化字方案要通过长期的大力推广才能收效，就得不偿失了。专家们在选定方案时，要照顾到各方面使用文字人的需求，同时兼顾印刷、打字、电码等各方面技术条件，还不影响青年们阅读古书。考虑到这些要求，“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被确定为简化汉字的方针。

3

数易其稿

汉字简化的方针虽然拟定了，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却前后几易其稿，才最终得以通过。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以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

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大会决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家们开始大量搜集草书简体字的资料，研究简化规律，对常用字进行简化。同时，精简字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自古以来，汉字就存在着很多异体字。这些字的字义、读音和用法完全一致，只是字形上有些许差别。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孔乙己教小伙计的“回”字的四种写法。大量异体字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浪费成本又毫无意义，同时也给初学者增加了不少负担。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异体字，无疑是精简字数最主要的途径。但是，在规范字的选择中有人倾向于甲，有人倾向于乙，一时间难以统一。为了平稳起见，1953年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

300多个简体字显然不能满足简化汉字的需要，很快第二稿又被中央退了回来。经过研究，专家们认为只能依靠简化偏旁类推的方法来扩大简体字的数量。简化过程中，专家们发现许多根据草书而简化的笔画没有更好的楷书写法，于是索性根据行草的写法把它们收入了简体字表。1954年2月收录了1634个简体字的第三稿拟出了。

此稿一出，立刻引来多方关注。反应最强烈的是出版印刷部门。50多年前，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个简体字，就意味着印刷厂要改1600多个铜模。加之每个汉字都有各种字号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铜模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这么多铜模几乎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草书笔画打乱了原有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归并到哪一个部首当中去，因此原有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和索引也不能使用。同时，由于草书楷化的工作还没有深入下去，这一稿中很多字都保留了手写草书的笔画写法，有的汉字印出来甚至出现一半宋体、一半草体，看起来怪模怪样，很不顺眼。

吸纳了多方意见，汉字整理组又先后更改了几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才得到大多数委员们的认可。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4

扫盲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时隔50多年，《北京日报》退休老职工吴宾生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仍能脱口而出。从那一天起，在排版车间负责拣字的吴宾生要把从字盘中拣出的铅字翻转90度，再排版。“字盘里，字的顺序都是固定的，只是把繁体字换成简体字，一点儿也不影响排版速度。但是原来从右往左竖着排，现在从左往右横着排，精神还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顺序就容易弄颠倒了。”吴宾生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胡明扬翻开报纸发现字的顺序都变了，许多繁体字也改成了简体字。他说：“根本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用了简体字我们都成文盲了。我翻开报纸一看，这些字都是我们平时常写常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困难。”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最高兴的要数新入学的小学生了。那时候，小学生们入学的第一堂语文课是“開學了”。内容上切近孩子们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会他们“開學”这两个字的写法，却要下一番工夫。那时，在东直门小学担任语文老师的杨宝霞，今年已经80多岁了，她至今还记得教孩子们写这几个字时的情景，老师在黑板上一横一竖地写着，嘴里还要说着笔顺。孩子们举着小手一笔一画地在空中反复练习。但是，一个“學”字就有16画，对于一个刚满7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杨宝霞记得，当她告诉孩子们以后“開學”可以写成“开学”时，孩子们都高兴得蹦了起来。

另一方面，简化字也为多年来进展甚微的扫盲工作带来了福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位村长手上。可是，村长不识字。他只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认字的“秀才”看信。谁知，“秀才”看完信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那时，整村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个贫苦人家。他的母亲和许多邻居都不识字。小时候，他经常看到许多乡亲托出门的人给邻村的亲戚朋友带口信，问候平安。他说：“那时，大家都不识字，没人会写信，所以只能靠口信来互相问候。”这种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初非常普遍。

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扫盲”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年底，全国各地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1951年，陆俭明的母亲参加了街道组织的“扫盲班”。那时，扫盲班教的还是繁体字。当时，陆妈妈已经40多岁了。对于一个毫无基础的成年人来说，学会笔画繁多的汉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陆俭明记得，母亲经常一边做饭一边拿个树枝在灶上写字。有的时候，还要请教一下他这个“小先生”。就是凭着这股韧劲，老太太后来还真脱了盲，不但能看报，还能写信。

但是，能像陆老太太这样用功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平时，农民们都有繁重的农活儿要做。扫盲班只能在冬天农闲的时候开办，称之为冬学。20世纪50年代，正在北大读书的王福堂每年冬天都会和同学们到农村去扫盲。

王福堂回忆，“那时，简体字还没有公布，扫盲班学的都是繁体字，农民们学起来太困难了。特别是有些抱着孩子来的大嫂子，白天家里事儿多，只能靠晚上一会儿工夫学”。学来学去，认识的字还是那几个笔画少的。有的人到了第二年冬学时，就连这几个字也忘光了。那时，乡亲们都说：“政府年年办冬学，我们年年从头学。”这种状况一度让王福堂他们感到十分沮丧。这种现象直到1956年实行简体字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总理说：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榖子”的“榖”，“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

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5

把每个字简到不超过十笔

从1956年2月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公布之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先后在1956年6月、1958年5月和1959年7月公布了285个简化字。至此，《汉字简化方案》所确定的517个简化字和54个类推偏旁，全部公布实施。据统计，这些简化字的平均笔画比相应的繁体字的平均笔画减少了近一半。

不过这些简化字似乎并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自从第一批简化字公布以后，群众中就流传着很多自行简化的汉字。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分到文改会。他记得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不规范的简化字。

“餐馆的菜谱上经常写着‘油并’，指的是我们吃的‘油饼’。但是到了百货商店的柜台上，这个‘油并’又指的是‘油瓶’了。”“舞会”写成“午会”，“酒”写成“氿”，“街”写成“亍”，各种各样自造的简化字不但在群众中流行，甚至连公开的出版物上也会出现。著名作家冰心的散文《小桔灯》，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写于1957年的文章，标题中的“桔”字就是一个不规范的简化字。在《汉字简化方案》中这个字应写成“橘”。

由韦悫制订的一套民族形式汉语拼音。虽然它也是由汉字基本笔画构成，但看起来却与汉字形式相差甚远

可见，当时这种自造简化字的现象有多么严重，有的甚至到了人们看不懂的地步。1962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湖南省株洲火车站货运室葛德滋来信说，他是一个货运工作者，每天接触到的货物品种和票据不下千万。由于某些货主和经办人员在货票和货物标志上，“创造”了一些未经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在工作中增加了很多麻烦和混乱，甚至造成极大的损失和严重后果。比如以站名来说，把“扳塘铺”写成“反圹卜”，“大浦街”写成“大氵卜亍”，“醴陵”写成“礼Ｏ”，等等。再拿货物品名来说，“饭盒”写成“反合”，“橡胶”写成“木向交”。

特别严重的是把危险货物“无水磷酸”写成“无水○（原文不清）”。由于“创造”了这些怪字，使我们查遍了《康熙字典》，翻遍了所有的站名和品名簿子，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所以他反对社会上乱用未经公布的简化字，并呼吁制止乱造简化字。

1960年4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其中提到：为了加速扫盲和减轻儿童学习负担，现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批，使每一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尽可能有简单明了的规律，使难写、难认、难记，容易写错、认错、记错的字逐渐淘汰。这项任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请各省、市、区党委指示当地有关部门在最近期间提出一批新简化字的建议，报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综合整理后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其时，“大跃进”结束不久，社会上浮夸、冒进的风气还很盛行。此时，出现这样一个《指示》也不足为奇。时隔40多年，笔者再一次向傅永和提到这个《指示》时，老人连连摇头：“把每个汉字都简化到十笔之内，显然不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

《指示》发出后，文改会陆续接到了29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系统推荐的简化字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一年以后，一版新的《简化汉字表》拟出了。不过，由于当时国家尚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这版“集思广益”的《简化汉字表》最终不了了之。

6

《简化字总表》明确标准

那一时期，除了民间自造的许多不规范的简化字，各种出版物和店铺招牌上也有很多不规范用字。笔者在一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中经常看到繁简混杂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简化的汉字很多，许多印刷厂的铜模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汉字简化方案》本身还存在一些不严密的地方。其中问题最大的是类推简化。

汉字中独体字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也就是说，只要简化偏旁部首，那么所有这个偏旁下属的字都可以相应简化。这样简化汉字的数量大大增加。因此，在《汉字简化方案》中专门有一个《汉字偏旁简化表》。在这个表中列着54个简化偏旁。编订者希望群众能根据这个表类推出相应的简化字，但实际应用起来却并不这么简单。

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告诉笔者，由于每个人对于类推简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现象。如“馬”的简体字“马”已经出现在《汉字偏旁简化表》中，但是很多人以为只有“马”字在做偏旁时才简化，当它独立成字时不简化。于是，出现了类似于“妈妈骑馬”的写法。当时，还有人不无风趣地说，妈妈骑了一匹肥马。

类似的例子在实际应用中非常常见。针对这个问题，1961年12月文改会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递交了《关于〈汉字简化方案〉推行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准备把从1956年到1961年公布推行和作了修改的简化字做成一张总表（其中包括已推行和作了修改的简化字649个，偏旁类推简化字1170个，共1819字），由我会和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作为1961年底为止推行的简化字的一个总结。这样做，可以使各项手写和印刷的简化字体有一个共同一致的准则，避免那些因为先后公布、推行、修改或类推错误而可能发生的分歧。

1964年2月，国务院通过了文改会编订的《简化字总表》。简化字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为了表示对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担任文改会的副主任。30多年来，胡乔木一直主持着文字改革工作，对于文字有很深的研究。

1986年中央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大会，确立新时期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在重新颁布《简化字总表》时，他希望将100多个简化字改回繁体字。傅永和记得胡乔木对于一些同音代替的字很有意见。1964年《简化字总表》中规定，“乾、幹”统一简化成“干”，只是当“乾”读qián时才不简化。“胡乔木当时认为‘干’在作‘干部’时应该为（上人下干），把‘干净’和‘干部’两个意义区别一下。”

当时，文改会已经更名为国家语委，工作重心也从文字改革变为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保持汉字的相对稳定，成为指导思想。基于这种考虑，国家语委不同意调整这些字。

傅永和记得，他们跟胡乔木的争论一直从北京进行到北戴河，但仍然各持己见。最后，胡乔木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那么我们分别向中央书记处申诉。”

经过慎重考虑，最终中央只删除了“一简”中的6个简化字。

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汉字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简化和符号化的过程。

1955年3月，胡乔木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汉字改革问题的报告会上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发言：有许多汉字最初的确是象形的，可是后来早就把规律打破了，象形的早就不象形了。如果为了保存规律，最好大家都写甲骨文。我们的汉字早已离开了原来的面貌，走上了新的道路。保存汉字的旧面貌是必要的，这我们可以编一本字典，把字的原形、发展过程加以注明。不过这是学者的工作，不是人民大众的事。

1979年傅永和带领代表团在香港与台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会议一开始，他就在为最后会议纪要是用繁体字写还是用简体字写发愁。“写繁体字咱们官方不认，写简体字他们那边又不行，到底怎么办呢？”可会议一开始，他就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傅永和回忆：“会议刚刚开始，台湾学者就主动提出，请允许我用简体字写板书。我一看他们写的简体字跟咱们一样。会议结束后，台湾学者还主动要求用简体字写会议纪要。他们说，我们回去再誊写一份繁体字版交给官方就行了。”

1969年，新加坡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少量字外，其余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6年5月，他们颁布的《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了这些汉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1972年，马来西亚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９年后他们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但在联合国宣布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在快节奏的信息化社会，简化字好写、好认，越来越凸显出自身的优势。越来越多港澳台乃至海外华人愿意用简化字。简化字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华人共同交流的工具。

声明

昨日发布的头条《一口气看完漂泊百年的台湾史》一文，原出处为“三联书店三联书情”（id：sanlianshutong）。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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