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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被斩断的重商主义之路 | 国历独家

王安石画像

文 |李冬君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3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北宋的繁华世景中,王安石变法,即便放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笔近代性的重彩。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主张,已经具有前国家主义色彩,“前”是指在王朝集权体制内形成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当然王安石的这一尝试失败了,但历史逻辑不以成败论英雄,前因自有后果,后世近代化的路径虽筚路蓝缕,却从未停下内在驱动的脚步。

王安石官大,学问大。诗文写得好,列在唐宋八大家;讲学亦好,荆公新学不在程朱理学之下;而于经世致用,他的《三经新义》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并行于当世,开了宋以来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变法路线,一条是资治路线。

变法,是根本改造,着眼于中国;资治,是改良,着眼于王朝。通常,变法都是对王朝的否定,如此前的王莽变法是,此后的康有为变法也是,以此来看王安石变法,当然不会例外,只是王安石变法,并未导致王朝的变更。

如果将王安石变法与康有为变法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看起来惊人相似,其实根本不同。康有为变法,是从政权变更入手,将王朝改造为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为前提,建设国民社会。王安石变法,是要为王朝财政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要彻底改善王朝的财政状况,还要改善民生状况。康有为变法,蓝图来自西方,骨子里托古,留了“孔子改制”的尾巴。王安石变法,蓝图出自《周礼》,用了“周官新义”。

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不妨猜想一下,他有可能给伟大的列宁同志什么启发?也许是用国家组织形式,使一盘散沙的自然经济,在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前提下,向集中的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转化;也许是用货币和价格之类的经济杠杆来治理国家,使国家从被动的收税者,向着能动的国民经济规划者和经营者转化;也许是使王朝职能向国家职能转化,使王朝超经济强制向国有制经济转化,在国有经济下,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的民本主义。

这样变法,显然突破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不是以“治水”为中心,而是以“治泉”为中心,“泉”也是水,是货币之水,“治泉”,就是以货币经济为纽带,维系流通领域,以此组织并开发国民经济。这样的经济思想,可以说,已经走到了近代化的重商主义边沿。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好战和好利,加起来,就是重商主义。可在11世纪,重商主义在宋代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里,发芽了!

通常,重商主义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国际贸易,一是国家战争,这两点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货币,尤其是金银币。宋代,是中国货币经济发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铜、铁币并行于世,铸行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金、银币通过海上国际贸易,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

铜钱、银锭,为宋代本位货币,此外,还有银币。宋代钱币,无论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还是质量之高,工艺之美,都远胜于汉唐时期。宋币铭文,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有古篆体、瘦金体等等。

因此,宋钱成为当时周边各国最流行、最坚挺的硬通货,成为南海诸国争相储蓄的镇国库之宝物。辽、金仿制宋币,可流通的还是宋钱,迄今为止,两国出土、存世最多的也是宋钱。

宋钱,在国际贸易中,就如同今日之美元,各国金银币,皆与宋钱——铜铁币挂钩,由此可见宋钱国际支付能力之强和国际信用之高,直至今日,在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和欧、非洲等地区,都有宋钱存世、出土。正是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上,宋代出现了信用社会的曙光。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公元998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商人就开始使用一种叫作“交子”的有价证券和信用票据,通常认为,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严格说来,它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纸币还有距离,相当于为交易提供担保的代币券。“交子”有交合之意,即“合券取钱”。后来,宋朝政府介入,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先后印刷发行了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的有价证券和信用票据,扩大了商品交易,这在欧洲,是600年以后的事情。

在信用社会里安居乐业,我们就看到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而优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艺术化的小商品经济的卖场,展示了宋代消费主义的文化品位。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 (图/戴敦邦)

王安石的重商主义,反对消费主义,如果王安石走在桃红柳绿汴河旁,看那漕运繁忙,会想到要供养这样一个风流汴梁,消费的天堂,还不得累断了江南的脊梁?王安石睹乐,反而生忧,他自问,这样的消费是提升国力,还是消耗国力?

让他来回答,他会一声叹息。重商主义反对消费经济,反对将国家财政放在消费领域,而热衷于如何能富国强兵!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紧紧握住货币,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决不让它流失。正是这样的重商主义,以战争和贸易,推动欧洲列强的崛起。中国的商品经济,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重商主义,在重农抑商的笼罩下,王安石的重商主义同样也迷失在消费主义的品位里。

王安石变法,当然有缺点,但他的经济思想,却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以此向未来的重商主义,投下了朦胧一瞥。

没有国家主导作用,汴梁城里,那人文化的市井气息,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却不会自发地形成国民经济,走向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兴起,要有国家主义参与,国家主义的出现,要以民族国家的产生为缘起。王安石毕竟还在11世纪,没有人告诉他,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臣民与国民,差别究竟在哪里?更何况,变法迅疾,其实难矣。

王安石给他的“重商主义”一个很古典的说法,叫作“周官新义”。不说《周礼》,而称《周官》,说法不同,态度迥异。

一说《周礼》,便是古籍,要挂起来,让人景仰的,要钻进去,研究一辈子的,那是国之大宝,治之重器,那么多唐疏汉注,令人观止。而《周官》却是活的,是今世要用的,用不着注疏,因为天下一义,古今一理,义理一通,就可以当作为国理财的“政治经济学”来用。

宋人治学,推倒唐疏汉注,直奔义理,从王安石开始。政治经济学问世,都有理想色彩,并非纯粹功利主义。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用了道德哲学的眼光来看经济问题,经济学一开始,就是道德哲学分支。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如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于科学理性,亦出于道德良知,他的伟大,在于二者统一。

将最高的理想与最大的功利结合起来,王安石就变法了。他主持经义局,主编《三经新义》,撰写“周官新义”——他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荆公新学”,当时可是无人能懂的。

针对王安石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指出:“天地所生,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司马光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人观点,这是一种分配的观点。

用分配的眼光来看,财富“止有此数”,是个常量,欲“致国用之饶”,必多取于民,“民不加赋”是不可能的,因此,国与民是对立的。

王安石的说法,则用了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财富是个变量,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经济总量就会增长,以总量增长来“致国用之饶”,自然就“民不加赋”了。通过经济增长,使国与民一体化,形成“国民经济”。

在此逻辑之下的国家,在“国民经济”形成中,将起到推动和主导作用。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以立法主导生产和流通,将个体化的经济行为,导入经济增长的统一轨道中,这样的经济增长,不是国与民之间对立性的此消彼长,而是彼此双赢的共同增长,以繁荣民生,增加国用的增长。

王安石变法的价值,梁启超看到了。他把王安石当作走向新中国的先驱:后来中国历史,并未按他的思想走去。

反倒是西方历史进程,与他思想相契,所以西方人真能理解他。除了列宁,美国人也佩服他,贺麟在《陆象山与王安石》一文中提到: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演讲中特别赞扬了王安石,似乎觉着王安石变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契合,故于异国异代求知己、找同道来了。

他们从中国找到了11世纪的王安石,来做他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同道,就如同列宁找了他做社会主义的同志,看来,这位王安石,还真是超越了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樊篱,成了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历史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性的影响难以显现出来,正是王安石对西方历史进程有影响的那一面,反而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异端,以至于我们要在向西方学习时,才能发现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