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滥发货币，通货膨胀，与民争利，从中究竟捞了多少好处？

太平天国起义从咸丰朝一直延续到同治前期，历时十余年，影响及于全国大部分省份，是清代规模是大的一次反清起义，对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对财政体制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军事上遭受打击的同时，清朝的财政体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付窘迫的财政局面，清廷挖空心思敛财，包括创办厘金、实施捐输等等。

在此之外，咸丰皇帝还采取了一项历朝皇帝碰到财政困难就爱采取的办法：滥发货币，放任通货膨胀，以尽可能地搜刮钱财。

清朝实行银两和制钱并行的局面。民间日常交流以制钱为主，政府纳税则收银两。不过由于银钱比价的波动，两者之间的兑换关系颇为复杂。频繁波动的银钱兑换比价，也容易让普通百姓遭受损失。

大致而言，顺治至乾隆时期，制钱大约七八百文合银一两，乾隆以后九百文合银一两，处于“银贱钱贵”的状况之下。嘉道以来，由于鸦片走私严重，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急剧变化，变得银贵钱贱。咸丰二年（1852年），冯桂芬回忆：“二十年前，每两易制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以前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今易制钱几及二千文。”银贵钱贱对当时百姓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常出入以钱为主，交税以银为主，转换之间，使其负担大增。

太平军兴后，道路梗阻，滇铜不能顺利运京，铸钱成本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铸造大钱虽然弊端极大，就成为弥补亏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咸丰三年，南京失守，三月十八日户部议准铸造当十、当五十这两种大钱。这一年年十一月，又开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将当十、当五十大钱减重铸造并添铸当五钱。

由于铸钱的铜原料不足，咸丰时还发行过铁钱和铅钱。铁钱于四年三月京师铸造，接着推行各省，面值有当一文的铁制钱和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铁大钱。铅钱于咸丰四年六月在京铸造，面值有当一的铅制钱和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铅大钱。

铸大钱的主要目的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缓解财政压力，因此铸大钱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使得币面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铸钱是有成本的，铸钱的收益来自于成本和面值之间的差异。由于是按铸造若干制钱的工银数核给，有学者做过分析，认为平均每枚制钱大约为工银0.00045两、料钱0.3335文，按每两白银折制钱2000文的比例来看，则每枚制钱的工银约合制钱0.9文左右。不难发现，铸钱的面值越大，收益越高。如当千大钱，成本仅为81文，扣除成本，净盈余为919文。铜大钱如此，铁、铅钱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咸丰同治时期，在面临财政窘迫之后，清政府会如此热衷于强行铸造和发行大钱的原因所在了。

由于体系混乱，劣币驱逐良币，制钱很快被大量私稍，几近绝迹。大钱的发行还进一步导致银钱比价的据曲。咸丰以后，由于对外贸易出超，白银回流，道光以来的白银价格已经逐渐回落，但大钱的存在，使得一些地区银价不降反升。据彭泽益研究，同治时期的银价比咸丰初年上涨了16.5倍，高达每两白银合制钱28000文。

银钱比价的急剧变化和钱价暴跌的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百货腾贵。连乞丐都不愿意讨这种钱：“街市上鸠形鹄面之人沿门求乞，每铺止给水上漂一文，而乞者积至十文，始能易一当十大钱，而当十大钱又止值一制钱。似此艰难，何以为生？”“宗室亦有散而为盗者，纠众横行，劫夺仓米，犯案累累，藉非饥寒所迫，断不至此。”可见不光是普通老百姓，连以前的宗室也无以为生，只能铤而走险了。

除了铸造大钱，咸丰时期还发行了官票和宝钞。官票以银两为单元，宝钞以钱文为单元，都是咸丰三年推行的货币政策。太平天国起，财政大窘，发行钞票遂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案被提出。

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咸丰帝发布上谕：“钞法由来已久，本朝初年亦行之。……仍著户部妥议速行，其各银号钱铺所用私票，仍令照常行用。”随后，官票开始试办。咸丰三年九月，清政府又另外发行宝钞。宝钞面值为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千，后又添设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一百千文。

与铸大钱一样，由于没有现银准备，官票和宝钞一经推出即大规模贬值。官方随即改变官票可在官银钱号兑取现银的承诺，规定“不准以银票搭解部库”，将最初的承诺也一笔勾销。

在清廷的强压之下，各省从咸丰四年初开始陆续设立官钱局，推行宝钞。可以预料的是，各级政府仍然坚持只放不收的办法，随着信用破产，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官票和宝钞的贬值，从而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官票宝钞的推行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宝钞刚行，京城就“物价腾踊，民气愈蹙，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虽三令五申，告以钞票即是银钱，而阳奉阴违，群存观望。”咸丰五年，长沙大钱、官票入市，民情惶恐，“旬日之间，商店纷纷歇业，几至罢市”。湖南巡抚骆秉彰不得不下令将大钱收回。不久，户部又将新铸钱钞八万两运到长沙，配搭兵饷，骆秉彰担心士兵哗变，只好将其存入仓库了事。

据事后统计，咸丰三年推行票钞至咸丰十年，户部共造银票900余万两，其中已掣字银票190余万两，造宝钞2400余万串，其中已掣字宝钞800余万串，因贬值严重，到咸丰末年皆成废纸。

另一方面，咸同时期，通过铸大钱、发行官票宝钞，清廷极大地紊乱了金融市场。咸丰三年，面对复杂的市场和局势，很多富商直接将银两装运离京。为此，朝廷的应对之方不是加速流通，而是强行禁止。据大学士祁寯藻奏称：“京师为商贾荟萃之区，非银钱充足，坊市流通，不足以便民而裕国。近闻各商多有装载银两，盈千累万，纷纷出都之事，以致银价骤昂。若彼此效尤，恐根本重地将来财用匮乏，弊不胜言”。所以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发布告示，凡携带多银出京者，“一经查出，即行罚惩”。

通过频繁的铸发钱钞活动，清廷获得了大量的货币收入。据不完全统计，1853-1861年间，户部铸发新式银票978.12万两，大钱8765.14万串，京钱3073.38万吊，共折合银6129.03万两。而同一时期户部银库的收入仅为8600万两。可见通过货币发行，户部额外获得了银库收入70%的财富，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户部财政紧张的状况，有效地帮助了清廷渡过难关。

这也是为什么，咸丰皇帝热衷于通货膨胀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