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历史变局”，第一次让中国强大了2000年

文|官伟勋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变局”指的是：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第一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尚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变局。

第一次变局变了五六百年，定型后，延续了二千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在变中的第二次变局，还要变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次大变局”说的提出

春秋到秦汉为一大变局说，先见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2）；后有清朝的史学家、文学家赵翼（1727——1814）。而冯友兰先生则进一步做了明确阐述，并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

王夫之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春秋以前是“封建之天下”，“其富者必其贵者”。即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奴隶）永远是平民（奴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指出周王朝是讲究宗姓氏族的社会。有了死丧事故都要讣告各国，说明他们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战国时代就不讲这些了，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新现象。

他们已经察觉到战国时代跟以前不同了，发生深刻变革了。

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的普及，生产工具的改进、牛耕以及人口增多、私垦荒地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从而为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创造了生存条件。最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结束；国有（贵族）土地，变成了私有土地；严加看管的“千耦其耘”（二人为一耦，千耦为二千人）“十千维耦”（二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变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

从此，君主世代为君主，诸侯世代为侯，卿、大夫世代为卿、大夫——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的老规矩，不再“成例相沿，视为固然”了。

靠着知识与能力，范睢、蔡泽、苏秦、张仪，“徒步而为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春秋时代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贵族相残的现象也逐步绝迹了。秦汉以后的二千年，皇族靠弑君而登皇位的现象已罕见。从宰相到太守县令，经一定的制度从庶民中选拔的、只管行政没有领地的官僚机构，替代了以往大小贵族对各自领地的统治。

“第二次大变局”的提出与开始

第二次大变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开始酝酿，到鸦片战争时进入急剧裂变阶段。

李鸿章应是早期察觉这一大变局的人物之一。不过，从他的原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看，他看到了这次大变局，却不认识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第一次大变局。那时唯物史观还远未传到中国，他能有这样的看法已经很不简单了。

把两大变局同提的是冯友兰先生，并分为三个时期，他说：

头一次大转变是在春秋战国，产生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帝国，它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动摇，第二次转变即从那里开始。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转变的开始。以后就算不再走弯路，过程也是漫长的。估计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走完大转变时期。（《光明日报》86.6.23）

要说第二次大变局，不能不谈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随着“珍尼纺织机”、“水力转运机”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技术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铸铁炼钢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伦敦的人口，由19世纪初的几十万人，到1840年就达到了280万人。产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占有更多市场掠夺更多原料的需求。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又使这一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它在占领了印度后，立即把下一个重要目标瞄准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盲目自大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又要以天王老子自居。英国人说，他们用一个方队，就能打垮百万清兵。面对这么一个软柿子，强盗下手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海战，“天朝梦”破了。大清帝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二千年的帝制动摇，巨变开始。

今天，二次变局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决心有能力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