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网 > 历史解密

历史解密

这个皇帝太过份,小算盘打得叮当响,上吊根本不值得同情

明朝末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一纸诏书,即贬掉权阉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随后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轻易间铲除魏忠贤集团,让他信心满满,自以为无所不能。

朱由检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但为人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之中,他不断反省,六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在讨伐诏书中指责崇祯皇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龇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李自成的讨伐诏书虽然有夸大其辞的地方,但却绝不都是无中生有。

崇祯皇帝中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袁崇焕之事自不必说。其实,最让人鄙视的地方,还是崇祯皇帝的小人之心。

崇祯帝对自己的决断常常留下活口,一旦情况不对就会翻脸不认人。这种恐怖的做法导致最后无人敢于承担责任。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面对李自成的攻势,崇祯帝想出一招险棋:放弃辽东。为对抗辽东满清军队,明朝一直在山海关外驻有精兵猛将。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指示大臣调吴三桂入关,但又不明说,而是让大臣们议定再奏。大学士、户、兵密商:“三桂兵精,诚可调以剿寇;而此兵一调,恐宁城士民不免惊疑或致溃散。近报奴营烽火已过松杏,万一乘虚突入,尤为可虑。”

次日朱批:“调三桂马兵助剿,余兵尚多。乘贼三边新安未定之时,此着似不可失。……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一旦吴三桂入京,山海关外土地即会全失。即使救驾成功,依大臣们对崇祯皇帝的了解,他 定会秋后算账,把丧师失地之责任全部推给大臣。所以首辅陈演老奸巨滑,面对皇帝的催促,再次“伏乞圣裁”。

无奈之下,崇祯只好于二十一日朱批:“移宁士马,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拟旨来行。”但崇祯又给自己留下一条尾巴:“如必须再议,先生每即刻会官密议妥确来奏,仍将各官议语各行亲书备览。”

最后廷议的结果是:“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

时间拖到三月十三日吴三桂进入山海关,五日在永平府安置家眷,根本没有来得及勤王,就已经大势溃散。

另一个例子是迁都。

明朝本有两京之制,面对李自成的攻势,如果崇祯帝能够南迁,虽有可能落得隋炀帝,但也不无险中救胜的可能。但死到临头,崇祯仍是死要面子,他内心特别希望大臣能合辞恳请,以“御驾亲征”名言到南京视事;并留一批官员留守北京。

结果,根本没有大臣愿意提出这条意见,因为“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谁要是提出,很可能就会让崇祯顺水推舟,自己去南方亲征,提出者就会被“委以重任”留在北京。

拖延之下,至三月时,大顺军合围已成,他已经根本走不了了,所以才有“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之句。

亲征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崇祯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炤、永王朱慈焕,当时都在宫中。不管是让皇太子南下监国,还是对其他两个儿子进行分封,都可以为崇祯和南明留下一条血脉。

当时有大臣建议,可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定王永王就藩(地点未定,但大多数主张是建藩南方)。这本是好意,但与崇祯“御驾亲征”的与本意相违,崇祯于是怒不可遏:“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三月十日,大顺军抵居庸关,总兵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十六日,进占昌平。十七日,到达京师城下。崇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惶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此后,崇祯命周皇后自缢,亲手砍死、砍伤两公主,将太子、永王、定王交太监躲藏。自己则与太监王承恩到景山上吊。直到死的那一刻,崇祯都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别人的错。

可以说,崇祯皇帝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型代表。

他的死,纯属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