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皇帝太过份，小算盘打得叮当响，上吊根本不值得同情

明朝末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一纸诏书，即贬掉权阉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随后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轻易间铲除魏忠贤集团，让他信心满满，自以为无所不能。

朱由检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但为人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之中，他不断反省，六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在讨伐诏书中指责崇祯皇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龇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李自成的讨伐诏书虽然有夸大其辞的地方，但却绝不都是无中生有。

崇祯皇帝中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袁崇焕之事自不必说。其实，最让人鄙视的地方，还是崇祯皇帝的小人之心。

崇祯帝对自己的决断常常留下活口，一旦情况不对就会翻脸不认人。这种恐怖的做法导致最后无人敢于承担责任。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面对李自成的攻势，崇祯帝想出一招险棋：放弃辽东。为对抗辽东满清军队，明朝一直在山海关外驻有精兵猛将。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指示大臣调吴三桂入关，但又不明说，而是让大臣们议定再奏。大学士、户、兵密商：“三桂兵精，诚可调以剿寇；而此兵一调，恐宁城士民不免惊疑或致溃散。近报奴营烽火已过松杏，万一乘虚突入，尤为可虑。”

次日朱批：“调三桂马兵助剿，余兵尚多。乘贼三边新安未定之时，此着似不可失。……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一旦吴三桂入京，山海关外土地即会全失。即使救驾成功，依大臣们对崇祯皇帝的了解，他 定会秋后算账，把丧师失地之责任全部推给大臣。所以首辅陈演老奸巨滑，面对皇帝的催促，再次“伏乞圣裁”。

无奈之下，崇祯只好于二十一日朱批：“移宁士马，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拟旨来行。”但崇祯又给自己留下一条尾巴：“如必须再议，先生每即刻会官密议妥确来奏，仍将各官议语各行亲书备览。”

最后廷议的结果是：“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

时间拖到三月十三日吴三桂进入山海关，五日在永平府安置家眷，根本没有来得及勤王，就已经大势溃散。

另一个例子是迁都。

明朝本有两京之制，面对李自成的攻势，如果崇祯帝能够南迁，虽有可能落得隋炀帝，但也不无险中救胜的可能。但死到临头，崇祯仍是死要面子，他内心特别希望大臣能合辞恳请，以“御驾亲征”名言到南京视事；并留一批官员留守北京。

结果，根本没有大臣愿意提出这条意见，因为“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谁要是提出，很可能就会让崇祯顺水推舟，自己去南方亲征，提出者就会被“委以重任”留在北京。

拖延之下，至三月时，大顺军合围已成，他已经根本走不了了，所以才有“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之句。

亲征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崇祯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炤、永王朱慈焕，当时都在宫中。不管是让皇太子南下监国，还是对其他两个儿子进行分封，都可以为崇祯和南明留下一条血脉。

当时有大臣建议，可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定王永王就藩（地点未定，但大多数主张是建藩南方）。这本是好意，但与崇祯“御驾亲征”的与本意相违，崇祯于是怒不可遏：“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三月十日，大顺军抵居庸关，总兵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十六日，进占昌平。十七日，到达京师城下。崇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惶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此后，崇祯命周皇后自缢，亲手砍死、砍伤两公主，将太子、永王、定王交太监躲藏。自己则与太监王承恩到景山上吊。直到死的那一刻，崇祯都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别人的错。

可以说，崇祯皇帝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型代表。

他的死，纯属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