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子守国门，就一定要殉国门吗？
“不议和、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成了热议明朝气节的话，然就明崇祯帝因迁都一事未决而最终被逼煤山上吊一事来看，天子守国门是不是意味着天子就该殉於国门呢？
天子守国门与天子殉国门
自古以来，对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的不同，对其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不同。 可杀不可辱是对“士”的道德要求，不是评介一个君王的重要标准。如果哪个君主、哪个卿大夫因为被人骂了几句、被人侮辱几下就要跟人拼命的话，人们不但不会称颂其勇敢，反而会责其莽撞、怨其不堪任事。
能屈能伸、忍羞含辱、卧薪尝胆才是一个君主、一个卿大夫该有的作为。“士”就该有“士”的作为，“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个是后蜀军人的耻辱，而“花蕊夫人”没有理由为后蜀灭亡感到疚责。西汉初年，刘邦侮辱赵王张敖，张敖作为赵王能忍，其手下贯高等人却不能忍，认为作为人臣而使大王受辱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故而谋划行刺刘邦。赵王张敖作为一国之君能忍刘邦之辱值得肯定，而贯高等人的行为也同样令人敬佩。
大明以前的朝代，当王朝遇到危机时，迁都一直不是什么难以决断或值得非议的事。周人在周朝建立前就经常迫于游牧民族的威胁数次迁都，周朝建立后还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威胁放弃了关中地区迁到了洛阳；楚国在楚昭王时期迫于吴国压力，也曾迁都但仍然不失为中兴之主；大唐在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中也曾数次弃守过首都长安；南宋赵构更是如此，金兀术“搜山捡海捉赵构”，赵构长期逃亡甚至导致不育；大明徐达北伐时，元顺帝从大都跑了。
在大明朝以后，英法联军进北京前，咸丰跑了；八国联军进北京前，慈禧太后跑了；抗战期间，中国也迁都去重庆了。等等诸如此类都不值得太多非议。但是就在大明崇祯时期一谈到迁都时，话题就特别沉重，迁都与耻辱划上了等号。与后金谈议和吧，耻辱张不了嘴，谈迁都避寇吧，还是耻辱张不了嘴。搞得整个气氛就像崇祯如果要拍板其中任何一件事的话就成了那些只会吃喝嫖赌、败坏祖宗家业的败家子一样，每个人都出来指点你。
受到李自成威胁下的北京不同于土木堡之变下的北京。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虽然明军损失巨大，但对一个偌大的大明，这种失败还是禁受得住的。
首先，各地勤王军队已源源不断陆续到达，有能力与瓦剌一战。
其次，北京城防坚固，游牧民族并不善于攻城且缺乏攻城器械与经验。
第三、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后方稳定，瓦剌不但不可能形成对北京的有效合围，反而极容易受到明军的里外合围。
而明末崇祯时的北京，
第一、前方军队陆续投降李自成，各地的勤王军队也失去了有效节制而变得不可测，其中吴三桂的军队虽然听调，但是负有守土重责，不能轻易调遣，即便调遣其军队但按照大明“弃土不弃民”的政策也要先把辽东百姓先安置到关内，所以在关键时刻也未必能派上用场。
第二、李自成军队是从西南方向席卷而来，很容易对北京形成合围并作长期围困。
第三、李自成部队有攻城、围城的丰富经验不同于瓦剌军队。
被迫迁都的确是种耻辱，但被后金与农民军攻占下领土不也是同样的构成耻辱吗？被攻占北京跟被攻占的西安、成都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首都不过是皇帝等政府机构办公的地方而已，不能守就没有必要死守，即便要守也让该守的人去守，没有必要让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导机构、整个大脑都冒险去守。二战时，斯大林不撤离莫斯科，那是他有足够的本钱，即便德军攻入莫斯科，苏联领导机构也有足够的实力做到从容撤退。蒋介石不守南京，那是因为的确他守不住，而不是他不想守。
螳臂当车、飞蛾扑火，是不知死而死、是一种愚蠢而不是勇敢；明末江阴抗清，是知死而死、是一种大无畏、更是一种悲壮。明末北京已然不能守，大臣们却非要拉着崇祯的衣袖跟他讲气节、讲悲壮让他一定要守，这种守显然如螳臂当车般愚蠢而非如江阴抗清般悲壮，我想即便要讲气节、讲悲壮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了，倘若崇祯最终迁都到南京仍然不能守，最后山穷水尽、仍沦落到永历帝的下场再自杀的话仍然不失为悲壮，那样至少没有遗憾了。不会带着“群臣误朕、群臣皆可杀，”那样的遗恨去煤山了。
天子守国门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但让天子殉国门却是一种愚蠢与误国。在那种情况下还反对迁都就是在逼天子殉国门。让天子殉国门就像让股民一个跌停板就去跳楼一样。是不是忘了那只是个国门而已，还没有到输掉最后本钱的时候。值此时候，大臣更应该劝皇帝忍羞含辱、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而不是跟他讲气节、讲悲壮。而爱讲气节、爱讲悲壮的这帮大臣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居然也都没有悲壮起来，仅从这点看来，这帮大臣的确是该杀的。
据《吕氏春秋》所载，纣之同母三人，老大微子启、老二中衍、老三就是纣王，因为纣王的母亲在生老大与老二时，其身份是妾；生纣王时，其身份是妻；纣王的父母想立老大微子启为太子，可是太史据法而争之说：“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而纣王被立为王。后人评价说“用法如此，不如无法。”，明末对耻辱、气节动辄如此敏感，照此看来，知耻如此，也不如无耻。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 丨 朱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