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写信向女儿撒娇

（梁启超与子女合影）

在近代中国人物中，能够文章、事功、家庭兼顾的实在不多，梁启超是少数中的翘楚。梁氏的家书打破了中国家书“庭训”的传统，在“规劝”、“针过”、“励志”之外，别立了“谈心”、“抒怀”和“思念”的新典型。这些家书不但可以当书信读，也可以当梁氏的日记读，梁氏的自传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做“模范父亲指南”读。

梁启超的婚姻是旧式的一妻一妾，但他与孩子的关系，却绝不是“庭训”式的“父子责善”。在他的家书里，我们看不到疾言厉色的训斥，也看不到居高临下的道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慈爱、热情而又体贴的父亲，在窗前灯下，与他的孩子们娓娓话家常，谈自己的悲喜，对子女的相思。

梁氏在家书中也谈国家大事和孩子们的学业，但即使这种比较严肃的题目，笔调还是亲切的。若借用林语堂的说法，则梁启超的家书是带著小品文的笔调，而没有官样文章的“方巾气”。

在称呼上，梁启超的家书打破了“字谕某”，或仅呼其名的方式，而代之以“我的宝贝思顺（梁氏长女）”，“小宝贝庄庄（梁氏二儿）”，有时则径称“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们”。

（1908年﹐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于横滨双涛园合影）

一般说来，中国父母比较不擅于表达对子女的关爱思念之情，或者说，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梁启超则不然，他对子女的爱是形诸笔墨的。用“笔锋常带感情”来描述他的家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1927年6月15日《给孩子们书》中，梁氏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种“十二分热烈”的“爱情”，在梁氏家书中是随处可见的，尤其以写给长女思顺的信为最。

梁启超的家书绝非一般所谓的“平安信”可比。梁氏的家书有实质情感和知识的交流，少了一些传统家书的框架，却加进了真实的内容。

梁启超说他自己有时“带孩子气”、“有童心”，这也可以从他家书中看出。1920年1月26日，他在协和医院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大孩子、小孩子们”：

贺寿的电报接到了，你们猜我在那里接到？乃在协和医院三○四号房。你们猜我现在干什么？刚被医生灌了一杯萆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baby：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当桌子写的……

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这样带有幽默而又亲切的“父示”，在中国家书中是不可多得的。梁启超晚年给孩子们的信，有极生动活泼的白话，这种“明白如话”的文字是“至亲无文”最好的说明。如1922年12月2日《与思顺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的宝贝思顺……我很后悔，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

又在同月8日的信中，以“怎么啦！吓着没有？”起头，同月18日信中又有“我又想起你来了，说不写信又写了。”

这样的文字，使书信成为“对话”，而不是“独白”。

梁启超也常和思顺谈家居琐事，从一些细小的叙述中，不但可以看到梁氏一部分的家居生活，也可以看出他和孩子们相处，是如何的乐在其中：

老白鼻（按：即old baby，指梁氏幼子思礼）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梁家工人）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

梁启超晚年患“血尿”，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死前3个月（1928年10月12日），有信给思顺，其中有一段说到他渴望和儿孙们团聚：

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

父亲向女儿撒娇，这是何等和乐的父女亲情。

虽然梁启超等不及过他儿孙团聚的“新生活”，但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所作的忠实纪录，不但丰富了中国家书的内容，也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又令人羡慕的典型。梁氏充满挚情的家书一改中国传统“严父”的形象，而代之以一个可亲可爱，可以中夜对谈的朋友。

本文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作者：周质平，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

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

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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