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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晚清十里洋场的生活有多奢华?

(洋泾浜边的高级旅馆“长发栈”)

上海开埠后,消费习气渐趋奢华。道咸年间,沪地城乡殷富大家出现了研究享乐、炫耀排场的倾向。沪地侈靡郁然成风约在咸同之交,到同光年间,沪地侈靡之风更是炽烈。

清末由于通商口岸的设置,中外接触的频仍,以及工商业的发达,国人的一般社会价值观念也随之产生若干改变,尤其“重义轻利”的观念逐渐为“重商崇利”的观念所取代,而形成了一个“以商人为轴心”的文化心态圈和以他们为马首是瞻的价值观念体系。

上海因是全国对外贸易的总口岸,其“重商崇利”的观念尤冠于全国各地,特别是那些为外国公司所雇用,因商致富的买办,除以其巨大的财力从事工商业投资,并热心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外,且以挥金似土的奢华风气鼓励了消费。

上海人的奢华风气,主要表现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喜庆的习俗上。

“吃是明功,着是威风”,从这句话大致可以了解上海人对衣食的态度。衣着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表征,尤其在五方杂处的上海,更不能不“只重衣衫”。“不怕家里起火,只怕身上跌跤”,这是上海人的典型写照,也是对爱体面的上海人的一大讽刺。当时一个洋行的大买办,一年的衣服费和各种交际应酬费便要花去二千元之多,而他的十五个佣人一年薪金才一千一百六十元左右。

(有歌伎伴唱的富商饭局)

民初上海白相人“混世界”,穿的是纺绸细缎短打,一襟中分,单排纽扣,胸前要冒出一条金表链,表链越粗越表示有身价。金表链在左胸绕个弧形半圆圈,链末系以西洋打黄金挂表,塞入衣袋。除此之外,手指上还必得配只油光闪亮的金刚钻戒指,倘若少了这三样,那就是寒酸得很了。

(《新上海滩》剧照)

在吃的方面,上海滩也是肉林酒池,筵席不断。上饭馆酒楼吃饭,对上海人来说已是极为寻常之事,一方面显示一般社交性应酬消费频繁,喜欢讲排场要面子的上海人,总是爱在这种场合上炫耀自己的有钱与大方,一方面表示移民社会中单身汉人口或单亲家庭所占的比例偏高,相对削弱了家庭饮食方面的功能。因此大小馆铺,日夜满座,著名大菜馆则是长年“朝朝裙屐,夜夜笙歌,红酒绿灯,金迷纸醉”。

犹太人一向给人的印象是俭朴、吝啬、一毛不拔、视钱如命。但在上海靠房地产与贩卖鸦片起家的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47–1931)却有挥金如土的一面。

他为了讨好罗迦陵夫人,先后在上海、杭州起造的“爱俪园”与“罗苑”,其占地之广与花费之庞大,足令人叹为观止。

(哈同、罗迦陵夫妇)

上海的爱俪园于1904年建成,后几经扩充,1910年时已占地二百多亩。园内除了几处豪华的住宅楼之外,还有楼八十座,台十二个,阁八个,亭子四十八个,池沼八个,小榭四个,有十大院落九条马路。另外,还修了一座寺院(频伽精舍)和一所女子学校(仓圣女学)。

(当年爱俪园中的挹翠亭)

(昆仑源)

整个花园是江南园林风格,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假山曲水,相映为趣,景致力求娴雅,楼房备极天工,为本世纪初江南私家园林的一大杰作。

1858年,才二十一岁的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买办徐润(愚斋)回广东完婚,“上海各帮朋友亲戚送衣帽袍料不计其数,所收礼金多至一千六七百元”(当时一个中等人家的月收入也不过十元左右)。迨徐完婚返沪之后,“酬谢之酒历四五天,每日在桂花楼设四五十席,可谓一时之盛”。

(徐润)

一些富贵人家即使纳妾也不惜掷以巨金,上海一位钦赐举人为纳一妓女为妾,花去一万元为其赎身,又先后花去六万元为其购买首饰。

1892年,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买办唐廷枢(景星)在天津病逝。当其灵柩由天津返回上海时,上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迎接仪式。中西巡捕、线勇全体出动,在码头列队纠察,“码头左右吹鼓亭大吹大擂,如奏钧天广乐,炮手燃炮恭迎,声震江浒”。

(唐廷枢)

迎柩队伍从码头出发,游行市区主要街道,“前导有文武开路神……后有武弁押队,整齐严肃”。还专请了中西两套乐队沿路吹奏。上海各界名流“或乘肩舆,或坐马车,盖以数百计。所过之处,无不人山人海,蔚为壮观”。

选摘自《四分溪畔论史》陈三井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史学家陈三井先生多年思想的结晶,论述了孙中山、蒋介石、严复等人的思想轨迹与历史作用,以及上海近代化历程、法国殖民与中法越三角关系等史事,为反思百年中国的变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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