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怪人：辜鸿铭靠女人脚臭味激发写作灵感（图）

节选自：《民国风骨：群星辉耀的大师时代》，王学斌著

“五四”时期，风云激荡，新旧杂陈，尤其是在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校园里面常常是一边有人宣扬新文化，另一边却有人极力呼吁维护旧传统，给人以眼花

缭乱的感觉。其中就有这么一位身材高挑，体型干瘪，脸庞消瘦，鼻梁高耸，眼睛深蓝，封建儒生般的半百老叟，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整日穿梭于红楼内外。那辫子上面压着一面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袖子上面斑斑点点，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让人感到既讨厌又可笑，其形象与整个学校的氛围极不和谐。这副遗老模样的老头究系何人？他就是于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怪人辜鸿铭。

既然是怪才，自然少不了逸闻怪癖。细细想来，辜鸿铭身上的怪癖实在多得无法统计，大概可以讲三天三夜。笔者于此也只好择其要者，挂一漏万了。

辜鸿铭最著名的怪癖便是留辫子。身为人师，辜鸿铭不仅没有藏辫避人的意思，反而肆无忌惮地张扬发辫，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因此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更为奇妙的是辜氏家中有个仆人，名唤刘二，也是一个坚持留辫不剪者。来辜家拜访的人，常常把他错当主人。此事不久也传为笑谈。人们感慨时过境迁，辜氏竟还能找到这样两个同类，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舒心悦目的小环境。

人们看见这主仆二人公然地招摇过市，自然议论纷纷。辜鸿铭偶尔也听到这些议论，但他常常视如过耳之风，不屑搭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用英语切齿骂一句：“没有辫子的畜牲，野兽！”或用汉语骂一句“猴子猴孙！”当看到那些剪了辫子，然后又戴上帽子的人时，他还会主动直不愣登地、莫名其妙地骂上一声：“沐猴而冠！”

有胆大一些的学生，出于对先生的爱护，劝说辜鸿铭剪掉辫子。这时候，他便怒目而视，予以毫不留情的斥责：“你以为剪掉辫子，穿上洋装，就够摩登吗？！”气得学生欲言又止，无可奈何。

有洋人颇不识趣，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遇到这种情况，他则会像外交官一样，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弄得洋人尴尬万分，无言以对。

1920 年，“辫帅”张勋过生日，辜鸿铭特地赠他一副寿联：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本是宋代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对方不要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而辜鸿铭以此联赠送给张勋则另有深意。有一次，胡适和辜鸿铭刚好同时出现在一个宴会上。辜鸿铭与胡适谈起此联，并问胡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的辫子啦，‘擎雨盖’又是什么意思呢？”辜鸿铭答道：“自然是清朝的大帽子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辜鸿铭另一个天下皆知的癖好便是喜好女人缠足。据说他必须闻女人的臭脚气味才能写出文章来。当时中国女子流行缠小脚，脚越小越美。裹脚布十天半月才会松开，松开一次，那种臭味令人掩鼻而逃。然而，辜鸿铭偏偏就喜欢那种臭味。

他写文章时，总是要他的小脚太太脱了裹脚布，坐在身边，一边写文章，一边闻那种臭味。写得高兴时，他右手写文章，左手还摸着小脚。据说，他的许多好文章，都是在这种场合下完成的。他曾说：“女子小脚，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瘦、小、尖、弯、软、正、香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其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

一次，他到一个高姓的学生家里去，给他开门倒茶的是一个年方十六七岁的小丫头。那丫头生得虽谈不上漂亮，倒也还清秀娇小。大约是有五六天没洗脚了，一股辜氏再熟悉不过的浓浓的“异香”扑鼻而来，美得他一连几天对这小丫头赞不绝口。

那位高姓学生见老师如此喜爱这个丫头，以为他有心讨去做姨太太，就主动提出将她送给辜氏。辜氏也欣然接受，还表示要把小丫头的身价还给学生。

到了小丫头临行的那一天，那位高姓学生少不了要有一番叮嘱，诸如“到辜先生家会享清福”啦，你须好好收拾一下，洗洗干净之类。其实，这些话即使不说，小姑娘又焉能不办？等到梳洗打扮，一切收拾妥当，高姓学生便将丫头送往辜家。辜氏一见丫头到来，喜不自胜。他一言不发，先将丫头拉到卧房，请她将脚伸过来，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鼻子凑上前去。一嗅之下，只见辜氏脸色突变，糟了，往日那股“异香”竟不翼而飞，消失殆尽。他不禁大失所望，兴味索然。

“把丫头带回去吧！”前后不过几分钟，辜鸿铭就跟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走出卧房。

那小丫头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委屈之下，暗忖是脚臭尚未洗尽？那位高姓学生也被弄得莫名其妙，百思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错特错，全在洗脚也。

同许多古代风流名士一样，辜鸿铭有着狎妓的嗜好，并且经常是刚在北大上完课，立马就抬腿往八大胡同走，由此引发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民国以后, 辜鸿铭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议员, 但对袁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有一天，他参加完会议，散会后收到300 块大洋，美其名曰“出席费”。他心知这是袁世凯的收买手段，就立刻拿着这笔钱去逛妓院。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每个妓院里，让妓女们从自己面前鱼贯而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直到300 块大洋散光之后，他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安福系”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获得国外大学的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ting ，第一次可报“吴廷”，第二次可报“廷武”，第三次可说是浙江方言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六百元了。

作为社会名流，自然有人来鼓动辜鸿铭。一天，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政客来找辜鸿铭卖票。辜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那人说：“谁不认识您老人家？只要您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辜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您老人家三百。”辜说：“四百块，少一毛钱都不行，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那人还想还价，辜鸿铭勃然大怒，立马大喊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依您老人家。可是投票时请您务必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那人果然把四百块钞票和选举入场券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辜鸿铭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辜鸿铭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销在一个姑娘（艺名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的工夫，四百块钱全花光了。辜鸿铭甚是尽兴，这才回到北京。

那人听说辜鸿铭返京，马上赶到辜宅，大骂辜鸿铭无信义。辜鸿铭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见辜鸿铭拿着棍子要打人，只好乖乖地逃走了。

辜鸿铭又是一位一夫多妻制的坚定拥护者，还专门为自己的纳妾主张精心打造了一套歪理。有一次，他会见两位来访的美国女士，不知怎的，谈论起中国的“妾”来。他说，这“妾”字，就是“立女”的意思，这“立女”就是“靠手”， 用西语说，就是“elbowrest”，是专门供男人疲倦时作扶手用的工具。两位美国女士是女权主义者，怎能同意这种解释，当即反问道：“如此说来，女子疲倦了又何尝不可以拿男人作扶手，女子为什么不可以多夫呢？” 辜鸿铭随即便说：“断断不可！你一定见过一只茶壶要配四只茶杯，但是，哪里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只茶壶的呢？”对方无言以对。

另有一次，在北平六国饭店的宴会上，一位德国的贵妇人问辜鸿铭：“你主张男人可以纳妾，那么女人也可以多招夫了？” 他摇着头说：“不可！于礼有悖，于情不合，于理不通，于法有违。”那德国妇人正要说话，他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用汽车？” 对方以为他有问题提出, 便答：“我坐的是汽车。” 辜鸿铭马上说道：“可不是嘛！汽车有四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 话未说完，举座哄堂大笑。

不过，辜鸿铭这种所谓“茶壶”与“茶杯”“打气筒”与“轮胎”的比喻纯属诡辩，同样的比喻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陆小曼和诗人徐志摩结婚后，她担心徐郎多情不专，在外拈花惹草，曾娇嗔地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比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支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呢！”

于是乎，一幅有关陆、徐的漫画立马上了报纸，上面画的是“牙刷”和“茶壶”。不过，辜鸿铭虽主张纳妾，但又绝非薄情寡义之人。他的日本妻子贞子去世后，辜痛楚不堪。他曾写下一首情深意切的悼亡诗，表达他无限的凄楚悲哀之情。诗云：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可见夫妻二人感情之深挚。

另外，辜鸿铭还有一个很具特色的毛病，即爱骂名人。不管此人是国学泰斗还是西学重镇，只要不合己意，他统统骂之而后快，而且对方来头越大，辜老爷子就骂得越起劲。

民初一天，辜鸿铭、林纾、严复三人同去参加宴会，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识。酒酣耳热之后，辜鸿铭突然大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要杀两人以谢天下。” 有人问他是哪两人？他回答道：“就是严又陵和林琴南。”

严复假装没听见。林纾也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这两个人如有什么开罪阁下之处，还望阁下念同乡之谊，手下留情才好！”

不料辜鸿铭却勃然变色道：“严又陵所译的《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译《茶花女》，一班青年就只知侈言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两人，天下安得太平？”原来，他不能原谅的，乃是严复和林纾破坏传统文化所犯的“罪过”。

面对辜鸿铭的谩骂，严、林二人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

20 世纪20 年代，印度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国内学人纷纷大加赞赏，将泰氏奉若神明，梁启超甚至恭维他说，中国文明的母胎正在印度。与梁启超投其所好的做法截然相反，辜鸿铭则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来华不久，泰戈尔便登门拜访辜鸿铭。辜氏非但没给泰氏好脸色看，反而对他的文学、哲学、宗教主张大加非难。他说:泰戈尔博士的文章，是不是太过于华丽了？文章若是过于华丽，反而会失去力量……

泰戈尔博士的著作中，也蕴藏着一些民主精神，但是你不通《易经》，没资格讲演‘唯精唯一’那种最高深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你，我要把你送到疯人院去；我又劝你，回印度去整理你的诗集吧，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把讲演东方文化的工作让给我……

泰戈尔刚欲进行辩解，辜鸿铭不等他张嘴，又大声说道：泰戈尔博士还是不要到中国来讲学了，就在印度唱吧！

在辜鸿铭这一番好似连珠炮的奚落下，享誉世界文坛的泰戈尔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搞得很不痛快。

那么辜鸿铭缘何如此之“怪”？怪就是异常，就是所思所行出人意料，不合世俗常人的逻辑。70 年前，温源宁先生曾这样概括辜鸿铭的“怪”：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这种概括很聪明也很有趣，但是它却还没有抓住辜氏之“怪”的核心。在世人眼中，辜鸿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一点，是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其实仔细想来，辜的诸多矛盾举动并非无法解释，从其一生的经历当中不难发现答案。虽然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然而辜鸿铭体内毕竟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一旦他被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所吸引，就会义无反顾地去了解它、维护它。倘若有人对传统文化表示不敬，辜鸿铭自然挺身而出，加以反击。但由于辜鸿铭本人性格偏激好走极端，于是在处理国学与西学的问题上，往往情感战胜理智。无论国粹还是国渣，只要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便是皇帝、太监、辫子、立妾、缠足此等腐朽的不能再腐朽的糟粕，他都不许外人加以评点。谁若是敢越雷池一步，等待的后果便是辜鸿铭的一顿酣畅淋漓的痛骂。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而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故而，作为今人，在审视辜鸿铭对儒家学说的狂热追求、对封建旧物的顽固依恋、对新派理论的强烈抵制时，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讽呢？毕竟其行为可笑，但精神可嘉。毁之过甚并无意义，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实。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肺病发作，撒手人寰，世间又少了一根“男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