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禅让的真相，世袭的开始
文/悼红狐
文史宴
“不中经训”的奇谈怪论
乾隆五十四年，作为《四库全书》纲目之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付梓。编纂者自诩“参稽众说，务取持平”，但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字里行间里那极高的政治自律和道德持操，尤其对宋明以来的那些离经叛道、非经难儒的人和书表现出了十二分的厌恶，或者说是忌讳。
《宜斋野乘》，吴枋撰。此人生平约在两宋之交，正值家国飘摇的年代。仓皇失所、颠沛流离是上至皇族下至百姓的共同记忆，繁华易逝、世事无常的哀婉叹咏如魅影流连于人心中最柔弱的地方。
文人们尤其敏感，而这种缺乏安定的敏感很容易把他们转化成了虚无论者或者怀疑论者。即便宋代学术偏重于义理的研讨，构建的是形而上的学术，但疑古风气仍然不可避免地高涨起来。
在《四库提要》中，编纂者们对吴枋这部书这样评价：
是书以《野乘》为名，而多涉考证。其中如谓孟尝君与孟子同时，谓颜子之卒不止二十九，谓吞东西周者非始皇，皆有依据。
夸奖此书考证精当，评述尚似谆谆，不过话锋一转，四库馆臣们就失却了上面的公正。接下来，他们便严苛地批评道：
至论五帝非官天下，而举少昊之传位於侄，颛顼传位於从侄，挚传位於弟，尧尧传位於五世侄孙，舜传位於六世祖之从兄弟为家天下之证，其说过奇，不中经训矣。
认为吴枋说五帝时代不是公天下，并举出若干例子，想要证明那时候家天下的说法太奇怪了，完全偏离了儒家经书的精神。
四库全书
真是事实正确抵不过义理正确，而义理正确往往受制于政治正确。这样一种拿意识形态来否定史实举证的批判，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不是能令人悦服的办法。然而，吴枋的考证却颠覆了一个亘古流传的历史印象，那就是公天下与家天下究竟如何分际。
一般看法，中国古史的情况就是将三皇五帝的公天下定义为氏族共治时代，而家天下的出现反映了私有制的壮大和阶级的起源。
在儒家看来，家天下其实是很自私的，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要“选贤与能”，而不是“选亲与私”。只有一群贤人当道，国家才会变得美好。孔子本人就对礼让的精神十分推崇，自不必说尧舜，仅看他对吴泰伯让国的行动称道备至，即可见一斑。
然而孔子主张的周道却不是这样，西周以“封建亲戚”为特征，虽然也有封太公望于营丘、封武庚于殷的史迹，但这是开国之初不得已的政治安排，除此之外，其余封王者必然有“裙带关系”。
这意味着旁人是无缘裂土封王的，而如果连封王都无望，那最高权力的让渡就更无从谈起。其间矛盾，如何调和？
儒家自有说法，最高权力从禅让到家传再到谋篡，实际上对应的政治生态是五帝大同、三代小康和当今乱世，政治道德呈逐级递减的态势。所以，如果连三代秩序都不能恢复，又何谈五帝之政。固然泰伯“至德也已”，但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五帝虽善，“吾其为东周乎”。
逆挽世运之孔子
近代论家对禅让的儒家式阐释多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因为后世谋逆者总会利用美丽的禅让传说为自己绣成高尚的外衣。而世道越来越坏的历史退化论，更不为当代史学家所接纳。
其实或许当人们用人性的自私来否定禅让，就已经误入歧途。把禅让与大同挂钩，实际上赋予了禅让过分多的道德色彩。而将后世人们善良的道德寄托当作禅让可得证成的基础，也并不见得可靠。
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对“帝”的认识，恐怕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以轮替的职业。它既不与强权统治有着过多的干系，也不与道德相与牵扯。
《新五代史·契丹传》就描述过这样一种制度：
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
也就是说，这里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契丹大人只有理事权，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干得不好，就必须无条件退位，没有争位的资本。
这样的图景似乎更接近尧舜禅让的真实。
盗墓贼
舜老了，他选择了禹作为他的接班人。然而禹恐怕不会忘记，是舜杀了他的父亲鲧，这或许就是禹试图把公天下转化为家天下的最初动因。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禹死了之后，“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如果这个传说是可信的，那么，禹依旧沿着先辈的路子实行了禅让，而益高风亮节，自知不如启贤明，所以主动让位。
故事相当美好，就像比着儒家的理念创造出来的一样，虽说听起来显得有些不真实。但人们乐于接纳这样的传说，况且也没什么可质疑的理由。没想到出现了一个辛勤工作的盗墓贼，在他敲碎亡人墓壁的时候，顺便敲碎了这个政治童话。
这个盗墓贼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职业小偷，他叫不凖，汲郡人。他不小心挖到的那个大墓，墓主人是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显然国君很喜欢读书，墓室里面堆满了书简。
不準先生摸金发丘，那是奔着金银宝器而去的，书帛竹简他根本不感兴趣，于是顺手燃简以资照明。等到西晋朝廷发现古墓被盗时，他早已绝尘而去，只留下一片狼藉。朝廷只有收拾残简，请当时大儒校读隶正，最终结成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魏国的国史。
六百年前它随魏国死去的国君被埋入地下，逃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六百年后机缘巧合，它携带着不少惊天秘闻终于重现人间。倒霉的是，学者们还没来得及对它展开仔细研究，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就接踵而至。
铜驼荆棘与西晋灭亡
匈奴人攻陷晋廷首都洛阳，杀死了书的整理者卫恒，又一把火烧了国家图书馆，书遂散佚。到了宋代，只剩断章。晚清王国维先生，披沥史料，从宋前古书，一条条考析辑出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让我们如今尚可窥见一鳞半爪。
但这只言片语，也足够令人瞠目。这本书记载了禹启权力更迭的一些线索，《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字字惊心！原来益并未“辟居箕山之阳”，而却为启所诛。这到底怎么回事？
让我们回到《史记》来寻找蛛丝马迹。《史记》说，禹死后让位给益，而益让位给启，自己跑到了箕山之阳隐居。这里有三个疑点;
第一、益如果觉得自己不如启贤明，为什么不效仿许由早早遁居山林，却依然接受了禹的让位；第二、既然接受了禹的让位，又为什么迅速让出王位？第三、隐居箕山是自愿还是被迫？
《史记》还说，益即位以后，诸侯都去朝见启，却不朝见益。难道诸侯会公然违背禹的遗愿么？《史记》的这段材料来源自《孟子》，但《孟子》只说，天下的人都去讴歌启而不讴歌益，朝觐讼狱者都去求助于启而不去求助于益，至于原因则避而不谈。
真的是启众望所孚，还是另有隐秘。回头考察《史记》，司马迁其实提到了原因——“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真相
益使天下不洽，所以天下人不承认益的统治。这样的状况似乎也还不差，但真如《竹书纪年》所说，“益干启位，启杀之”，竟成互相攻伐，似更等而下之。可见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益之所以使天下不洽的原因乃是“佐禹日浅”，那我们要问，既然禹决心推荐益接自己的班，又为什么不让他多多跟随在自己身边？考察先例，尧推举舜的时候，让舜在自己手底下干了二十年，又让舜摄政八年。禹呢？
另一部古书透露了一些细节，《战国策·燕策》记载，禹虽允诺传位给益，但却提拔启的心腹居于要职。传位之时，又借口启不足以担负天下责任，传位于益。禹方去世，启和党羽就攻击了益，而夺取天下。
所以说，大禹只是名义上传位给益，实际上早已作了安排确保启在自己去世后能夺得王位。
这段记载在竹书纪年未重现人间的时候，可以说不为人所重视。攻击儒家非常得力的墨家，对禹、益、启之间的权力转移也并未有歧说。
现在，燕国的史料和几百年后出土的魏国史料相印证，鲁史定论遂受到了动摇。似乎可以这么猜想，禹启父子二人凭借多年的掌权，已然培植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来保证家族传承。但禅让毕竟有着强大的制度惯性，贸然改弦更张，禹会承受莫大压力。不过，司马昭之心，后来者焉。始作俑者，更有其人。
禹有意更易，启跃跃欲试，显然自黄帝以来，一个千载未有之大变局已悄然来临。然“今之机械机事，倍于槔者相万也。使庄子见之，奈何？”贤者不识时务，奈何？
幸好，历史保留下了一些佐证。1994年，香港文物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批竹简，上海博物馆闻之欣喜，当即斥巨资购入，即今日之上博简。其中一篇《容成氏》，描绘了夏初政治变故前夜的华夏王庭：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这真是一份令人震惊的记载，原来《史记》只讲了故事的后半段，却没有讲前半段，而益居然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只是皋陶（yaotiao，音姚条）的替补。可以想见，当禹已渐渐垂暮，可孚天下之所重望的继承人却闭门不出，真是足够怪异景象。
这样局势势必引起国人议论，国中气氛也一定是外松内紧、波云诡诘。在此后四千年里，中国人经历过不少回这样的历史时刻，但这次却是开天辟的第一遭。
禹王伏枥、皋陶养晦、公子启党羽渐丰，局势已经紧绷到令人捏汗。这时候，突然传来消息，皋陶死了！
东夷巨头皋陶墓
皋陶的突然死亡显然出乎禅让派的意料，仓皇之间，他们居然推出一个未知深浅的益来接班。神禹何等谋略，眼见对手昏招迭出，一切尽在掌握，国祚当移姒家，天下大局已定。
这就可以解释启策动天下，突然朝益发难，另立朝廷之际，部族头领何以迅速倒戈？天下舆论何以突然转向？歌颂禹接班人益的人民群众又何以转而歌颂起了启？
因为意料之中事如约而至，益行事操切、落人口实。王船山先生《楚辞通释》卷三提到《竹书》的另外一则故事最终拨开迷雾，在益继位之后，因患施政处处掣肘，急于撤吏削藩，居然拘禁了启。这让启党找到了“清君侧、靖内难”的借口，攻杀了益。
至此，儒家政治童话被血腥的真相所掩盖。大禹的处心积虑，皋陶的避祸暴毙，益的焦躁莽撞，启的果断坚决，造就了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宫廷政变。这次政变，也让禅让最终变成了美丽的幻想，它终结了公天下的秩序，开创了四千年家天下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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