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的台湾反“皇民化”运动
作者：钟兆云
日本人强化“皇民化运动”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的卢沟桥事变，犹如在台湾扔下了一颗巨磅炸弹。祖国大陆的命运和前途，深深牵动着台民的心。他们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爱国抗日言论在台湾各地传播：“中国是我们本岛的祖国，日中开战，祖国中国必然进攻台湾，战争结果，台湾回归中国，将是台湾人无上的幸福。”“日本必亡，祖国兴隆！”
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情绪，以及岛内随之出现的剧烈骚动，使得日本接任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不到一年的小林跻造深感紧张。他在向国内报告时不得不承认，台湾民心“很不安定”。卢沟桥事变的第五天，日军驻台司令就此“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７月１４日，日军驻台参谋长“对非国民（反日）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
但台湾爱国民众爱国情怀不减。为了抗日救国，岛内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冒死内渡，于是，在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里，在国民党部队中，都能看到台湾同胞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内有５万多台民渡海大陆投身抗战。
９月２日，台中爱国知识分子庄遂中突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法办”，其罪名“对当局颁布的禁收南京广播令，大鸣不平”。１１月，又有宜兰矿工７００余人集体暴动，反抗日本人的迫害。此事虽遭镇压，殖民当局的惶恐却经久不散，日军驻台司令发出警告：“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
日本派在台湾的总督，自第一任至第七任为军人，其后才为文官，而从小林跻造时开始，又回到武官总督。这位日本海军大将拿出武夫当政的做派，悍然宣布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以防“叛变”。命令既出，台岛气氛却更为紧张，社会愈益动荡。
为了应付台湾的局势，小林跻造在总督府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他在讲话中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欲使台民团结一致，为我大日本‘国运兴隆’做贡献，就须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语言风俗等手段，来培养他们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以落实大本营指令，早日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今后太平洋战争的基地。”为此，他“精心策划的‘皇民化’运动，必须使之覆盖全台！我们要通过这场灵魂革命，让台民同我们皇民一样，感觉到衷心的光荣和愉快，欣然参加天皇的一切指令和行动”。
小林跻造讲话后，各级殖民统治机构在全岛大肆进行宣传，费尽心机地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压制台民的爱国热潮，以消弥深植在民众中的祖国观念。
“皇民化运动”铺天盖地推行后，台湾总督府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台湾文教界尤其受到钳制，２０多所私立学校和千所汉文书房、私塾横遭关闭，官校的汉文科也被废止，就连中文都严禁使用。花莲厅还专门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罗东群三星庄还制定了一个特别规约：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不解日语的台民在买车票时，经常遭受鄙视：“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等。”甚至还被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为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下令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禁止报纸杂志的汉文栏，迫使《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停刊。由于战争，发表阵地的丧失和压迫的加剧，曾经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沉寂期。
台湾人民的反抗
高压政策下，一批台湾爱国人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处身“地下状态”仍冒险犯难进行斗争。他们暗地开课，教授汉文汉学，为躲避日本人的耳目，不时还用闽南语和客家语授课。可以说，为了打破日本人推行的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的一系列政策，无数爱国爱乡的台湾文化人不屈不挠地抗争着，含辛茹苦地保存着民族精神的火种，他们劳苦功高，是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
虽然不学日语有种种限制和不便，但台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依旧使用祖国的语言和文字；当局废止农历新年，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庆祝和祭祀活动，台民们却与当局捉迷藏，暗地里照样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日本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几个真正过“皇民生活”的台民。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国民党空军对台北总督府进行轰炸，误炸台人多名。殖民当局乃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极力挑唆台民对大陆抗日军民的敌视心理，紧接着又颁布所谓“国民征用令”，驱使台民为其侵华战争卖命。
但日本人枉费心机，广大台民在对祖先传统的怀念及对殖民当局高压统治的惧恨交加中生活，气氛十分沉闷。不在沉闷中爆发，就在沉闷中灭亡，愈来愈多的爱国台民走出了恐惧的阴影，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这年３月，宜兰再次爆发矿工暴动。这是一次反战暴动。数百名矿工得知要被抽调到大陆对同胞作战，万分愤怒，决心以死抗争。他们在台湾工党领袖高斐的领导下，向日军司令部发起进攻，一举焚毁火药库。激战数小时后，携带劫夺来的大量军火，退入阿里山，与先住民联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３月１０日，基隆壮丁３００人被征入伍，刚领到枪支后即行“哗变”，掉转枪口，日兵猝不及防，死伤１７５名。待集结重兵“围剿”时，壮丁队已携械退入山中。高雄千余名农民壮丁被“征用”后，到高雄后全体“哗变”，与日本宪兵激战半日，牺牲６００多人。
同年夏，台湾共产党领导抗日志士炸毁了日军久留未储油库，可供日军使用６年的汽油顷刻间化为烟雾，守卫日兵被打死１０多人、伤６０多人。此举给予殖民当局以重大打击，他们四处搜捕，却毫无结果。不久，台湾共产党又领导了雾社地区的高山族同胞反对征调兵员的起义。１０月８日、１１日，高雄等处又先后发生反战暴动，台民共计被杀２００余人，被捕四五百人。
日本人“改姓名运动”的毒招
小林跻造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在军事上把台湾变成向菲律宾列岛“南进”的跳板，在经济上把台北和基隆变成维持战争的兵工厂，在文化上把这群“亚细亚的孤儿”改造成又一批被彻底洗了脑的“皇民”。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是小林跻造治台的总方针，是殖民政府加在台湾身上的三重枷锁。这三大政策中，殖民当局尤其不遗余力地推行“皇民化”，企图以之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成为日本的顺民，但没料到这场运动举步维艰。
在台民不平声中过了一年，小林跻造旋推一项毒招，借改订“户口规则”，颁布法令，推行“改姓名运动”，要台民“自愿”改用日本姓名，丢弃台湾人固有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参拜日本神社。为了使台民尽入彀中，殖民当局还以享受更好的物质供应（如增加日用品和生活燃料配给量）、受教育机会（如子弟优先入学）和升迁前途等条件做诱饵。
如李登辉有过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四郎、李登次郎，其中“岩里政男”最为他所爱。“里”与“李”同音，“岩”象征雄壮，“政男”则寓含了他那当日本警察的父亲李金龙的心思，即希望他成为政坛男子汉。李登辉的这些名字，是日本人长期统治台湾及李登辉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结果。
李登辉之流毕竟是少数。殖民当局试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广大台民用盐水和碱水一遍遍洗刷他们作为中国子民的胎记，但烙在血液里的胎记岂能轻易地被洗去？对于以“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为信条的中国台湾人来说，岂能轻易背弃祖宗！至１９４０年底，台民易日本姓名者不及千人。殖民当局大为恼怒，为了对付台民的“不热心”，小林跻造下令以警察、宪兵胁迫改名，对不易名者进行惩罚。《台湾终战秘史》（其作者富泽繁是曾驻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就曾引述受害人旗山吴氏的回忆：一天他突遭日本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亚前线去了。在此高压下，１９４１年台民改换日本姓名者７１８７５人，１９４２年约为１０万人，占当时台湾人口的２％左右。而且台湾人的这些日本姓名也颇多水分：台民们被逼急了，就采用种种巧妙办法改名。如用拆字、谐音之法，将雷姓改为“雨田”，张姓改为“弓长”，钟姓改为“金中”，戴姓改为“田井”（戴与日语田井读音相近）。
“皇民化运动”难以开花结果
与“皇民化运动”步骤相一致的是，殖民当局加紧了欺骗性的宣传，以混淆视听。
《台湾日日新报》说，在中国军队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该报还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如持枪在战马之上的日军骑兵，战地的营房、军士，与中国人谈判的日军将领等，极尽煽惑之能事。此外，还肆意对中国国民政府进行诋毁与丑化。如在１９３８年元旦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介石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殖民当局的电台每天都要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与报纸、电台相仿，宣传影片也走进了街头巷尾，仅１９４０年，殖民当局就拍制了一批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纪录片。一部叫《膺惩（严惩）的圣战》的影片，内容是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队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工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二十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是无能的，老打败仗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对于日军攻掠南京、滥杀３０万无辜市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这类的影片对当时台湾民众的影响如何？一位叫李秀的台湾人回忆说，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台湾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自然与这样的宣传有关系。
殖民当局除仰赖这些手中掌控的媒体教化“皇民”，还建起了所谓的民间动员系统，以乡里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为其政令宣导员。他们的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还会有《皇民时局教典》等宣传品。《皇民时局教典》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举例如下：
问题一：“蒋介石是何许人？”
答案：“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
问题二：“汪兆铭（汪精卫）是何许人？”
答案：“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让台湾新一代憎恨蒋介石，有一年开小学运动会，日本人在操场跑道前摆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学生们以石头当飞镖乱射。
这些宣传，台湾民众是信，还是不信？当时曾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台湾人心知肚明，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还私下会嘀咕：“中国即使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他们不仅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
但日本人的欺骗宣传确实起到了毒化台民的作用，以致中国国民“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后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却不过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南京大屠杀，他们不知道日军杀害３０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他们还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
一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台人，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当一部分台籍青年征召入日本军队时，面对识大体者的责问：“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他们却回答说：“‘代天打不义’，我们教唱的军歌就是这样说的。”其中毒之深，可见一斑。
但更多的台民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台南东石郡朴子街小学教师李钦明及其弟李启明，组织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经常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台胞“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他们还进行各种准备，派人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准备迎接祖国军队来台湾进行收复。是年５月事泄，李氏兄弟及抗日志士颜老千、林春等被捕，押送台南法院审理，被判刑８～１２年不等。后来，李氏兄弟等多人惨死狱中，李钦明慨然录唐诗一首以明志：“胜败兵家不可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文留香，昭示着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些抗日诗文中，还有必要提及一位台民给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信，其中写道：“我们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鸟，被拘在这暗无天日的网罗中，不能以武力来自卫，日本军阀压制我们，使我们缺牙断爪，失去自卫能力，而敌人之无道与毒辣，又是那样可恨和可怕，我们在痛苦中无日不在淬砺精神抵御强盗，我们惟一的武器就是不灭的民族精神。”
经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吴三连曾回忆说：“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大陆是我们的祖国，当我年轻时，南部乡下所有父老前辈，他们惟一的希望还是期盼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去拜拜祖先，看看亲戚朋友，这是所有来到台湾居住的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是这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并使之最终从根本上以失败告终。
“皇民化”时期的文化
小林跻造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离职、长谷川清继任台湾总督后，继续大张旗鼓地推行“皇民化运动”。此时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并组织了以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的“大政翼赞会”。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台湾总督府于次年４月成立“皇民奉公会”，与遍设城区村落的“挺身奉公队”等居民组织一道，灌输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试图把台湾人迅速彻底地改造成日本人。
“皇民奉公会”专门收拢了一批汉奸，专为日本暴政作伥，“以身作则”，鼓动台民改用日本名，成为真正的“皇民”。该会头目之一林呈禄便因此改名林（Ｈａｙａｓｈｉ）贞六，黄妈典改名广田正典，戴炎辉改名田井辉雄。
史家把“皇民化运动”分为两个时期，以小林跻造在位的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为“皇民化运动”前期，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着重于“国民精神动员”；以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为后期，称“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其目标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６００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
多年的“皇民化运动”，如散布开来的毒气，让一部分台湾青年迷惘，他们在祖传的祠堂铺上了榻榻米，把祖先的姓氏改成日本姓氏，为戴上“皇民”的帽子而兴奋异常。“莎勇之钟”与“国歌少年”两个颇为流传的故事，被殖民当局树为“日本教育成功”的样板。这样的一个“教育成功”时至今日，成为台湾每每批评为“日本情结”的源头，台湾意识畸变为时下的“台独”意识，正是日本“皇民化”的恶果。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闹得最厉害的“台独”分子，正是日据时代的顺民或者“恋日”人士，他们是试图分裂祖国的汉奸。
“莎勇之钟”讲的是，台湾利有亨社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而遇难。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为表扬莎勇的事迹，特别颁赠一只钟给利有亨社做纪念。这只钟后来就被称做“莎勇之钟”。“国歌少年”讲的是１９２４年生于新竹州苗栗郡公馆庄的詹德坤，这个“爱国”的小孩，临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后来这故事成了当时公学校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殖民当局还通过拍摄电影等方式，推出了许多与两故事相关的活动，借以强化两个故事的“正当性”。
１９４０年，日本作家西川满等人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组织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提倡以日文写作的皇民文学。殖民当局成立“皇民奉公会”后，在台的日本作家趋之若鹜，陆续设置“皇民奉公会文化部”、“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以“作家自主性的亲睦团体”的名义，诱迫台湾作家穿上奴化的新衣，为殖民者卖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其成员组成“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互为表里，从事“皇民文学”的活动。
１９４２到１９４３年，日本先后两次在东京召开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１９４３年，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决战文学会议”，讨论所谓台湾“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通过了西川满要求把台湾文学纳入“战斗配置”的建议，并将《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合并，发行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此后，应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别被派到各地工矿、农村和兵营参观，以其见闻写成所谓的“决战小说”，欺骗台湾同胞，为侵略战争打气。
虽然１９４０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和摧残，特别是所谓的“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更是一股逆流。但这股逆流并没能真正动摇多数台湾作家的民族感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台湾新文学的反帝反殖的战斗精神。这阶段，尽管有些台湾作家动摇，有人甚至接受“招安”归降，但也有许多作家做着尽可能的抵抗，有的甚至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痛斥贪图私欲而数典忘祖者的卑鄙无耻，用曲笔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皇民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新文学仍然在艰难中发展。
继著名反日爱国文学赖和、杨逵等人之后，这时期台湾新文学出现了又一位重要代表作家吴浊流。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年，吴浊流冒着危险，秘密写作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和短篇小说《先生妈》、《陈大人》。《陈大人》以辛辣的讽刺揭露和鞭挞了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
《先生妈》借母子冲突再现台湾同胞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先生是钻营有术而成了财主的医生，在“皇民化”运动中，他带头改用日本姓名，穿和服，建日式住房，还要母亲讲日语。母亲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不讲日语，不穿和服，与儿子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无情地暴露了甘当殖民主义者的奴才的丑恶嘴脸。
《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描写了日据时期台湾不同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生活历程，着重刻画了胡太明（原名胡志明）这个历史“孤儿”的觉醒。师范学校毕业的胡太明，幻想在殖民体制下寻找出路。开始他埋头教书，后又留学日本，想以学问、事业消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距离；但是，与日籍女教师恋爱的失败，失业和冷嘲使他的梦想成泡影。他来到祖国大陆，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返回台湾又被怀疑为中国间谍。殖民统治的种种丑恶，侵略者对同胞的野蛮蹂躏和残酷杀害，中华抗日青年的英勇不屈，母亲、弟弟的无辜遭劫，终于使“孤儿”醒悟。他偷渡到祖国大陆，投入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亚细亚的孤儿》是虚构作品，但作为对日据时代半个世纪的追忆、半个世纪的沉思，真正凌驾在纪实之上。这是一部至今读之仍令人热泪盈眶的台湾文化读本，这是一部理解台湾、理解台民盼望光复的一个窗口、一本教科书。
吴浊流这些用母语写就的作品，在当时虽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但它的出现，证明台湾新文学不灭的战斗精神，它的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利用当地丰富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国主义统治。凤山医师、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吴海水等百余知识界人士不满日寇统治，常发抗日言论，被日本军警抓捕下狱，多人惨死狱中。
日本战败被逐出台湾
对台湾人的中国情怀，日本政府向来心存恐惧，不敢贸然在台征兵，加上台湾人没有参政权，自然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曾对小林跻造颁布的所谓“国民征用令”群起抗争。但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兵员严重不足，日本政府只好冒险在台湾岛内“发人为兵”。为使台民就范，日本政府变换起了一系列花样，先是命“皇民奉公会”负责训练“经营东南亚尖兵”，在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设立了７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尔后再由“皇民奉公会”先行做“思想工作”，发动“皇民”掀起从军运动。
１９４２年４月，日本政府开始在台湾实行所谓的“志愿兵制度”，与其“慰安妇”政策一样，都是掳良为娼的罪恶勾当。只不过前者是强迫台湾青年充当炮灰，后者是诱使和强制台湾女性做肉弹。毋庸置疑，这些人中也确有一些志愿者，如后来以“玉碎”闻名的李登辉兄长岩里武则，他们是“皇民化运动”和“皇民奉公会”的中毒者。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继续实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由台湾向日本提供稻米和蔗糖外，还在台湾大力发展与军需有关的工业，把台湾当做日军的后勤补给基地。据统计，台湾在二战期间摊分了６亿元给日本政府做军费。这块“后方”，在日本政府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也跟着演变成了二战的战场。这份巨大的破坏力，也正是日本政府的罪恶所致。
当时盟军（主要是美军）的Ｂ—２９轰炸机群每天９时几乎都要飞临台湾上空，对台湾的日军驻地进行报复性轰炸，如入无人之境。在宜兰机场，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架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却很快就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却使亲眼目睹此事的台民蓝金兴怀疑到日军已到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战讯均统一由日本军方的大本营发表。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３年８个月时间，日本军方共发表了９００余条战讯。开战后５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１９４２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缩小自身损失，夸大盟军的败绩，日台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当局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于是，尽管战局已不容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传来。
面对日本当局的宣传，台民自有应付之道。他们巧妙地将殖民当局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猜测。也有些人从日本友人处，或从当时仍往来于大陆、台湾间的“华侨”那里，探听一点有别于官方宣传的信息。至于那些胆大的，或偷听短波广播，或从南洋作战中负伤返台的台籍兵中打听。
日本政府在败相已明的情况下，为了加大征兵力度，于１９４４年９月实施“台民征兵制度”。次年３月，日本议会立法，决定给予台湾人和朝鲜人参政选举权，并废除“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把台湾人、朝鲜人一律称为日本人，在户籍簿上也取消了填写“民族”的栏目。
台湾人得到了当“真正皇民”的权利，却不得不和日本人一样服兵役，其代价相当高昂。而随着日本战败，这些给予台湾人具有平等“日本人”身份的立法，也成为没有意义的一纸空文。史载，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为止，共有约２０万台湾人作为军人或军夫被送上前线。他们饱受轰炸缺粮之苦，一批批志愿兵远征南洋送死，台岛内处处是家破人亡的哀嚎声。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志愿兵”战死和病死者约３万余人。
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台民，没想到台湾居然还会成战场的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反抗层出不穷。台湾作家钟理和为此写下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的泣血之声！
为了以高压强制手段加快“同化”台民的进程，殖民当局乃于１９４４年１月在全台各地设所谓“皇民练成所”。但此收效甚微。就在这年春，台湾渔民在苏澳引领两名机毁跳伞落海的美国飞行员上岸，并加匿藏。此事为日警侦知后，大事逮捕苏澳一带渔民，７０多名渔民惨遭杀害。１０月，“台北帝国大学”学生蔡忠恕等２００余人在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影响下，密谋驱逐日寇，事泄被捕入狱，不久即被毒死，受此案牵连而入狱者近千人。
台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自始而终，不曾停息。台湾光复后，林献堂率团晋见蒋介石，慨然道：“台胞在过去５０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苦难中有反抗，反抗中有苦难。台民们在苦难中盼望光复，各种各样的消息显示，天真的快亮了！
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在战争末期曾召集在台日人训话，其云：“占领台湾５０年。如今，历任总督业绩的考核清清楚楚摆在眼前。换言之，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人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地，台湾人万一和敌人的部队里应外通，从背后袭击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据本人所见，对台湾人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安藤利吉还算是有点“先见之明”，义不臣倭的台湾民众是绝不可能达到侵略者希望的“真正的皇民化”预期目的的。
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终身致力于保存祖国文化、在日据时期写出煌煌巨著《台湾通史》传世的台湾一代学人连横，临终前仍不忘恢复故土之志，谓其子连震东（今国民党主席连战之父）曰：“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史学家连横算是真正的先知先觉了。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台湾，日本人拿着《马关条约》欣喜若狂地踏上了台湾的土地，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又给了台湾“物归原主”的机会。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台湾接受日本受降的人员中，便有时任国民党少将的连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