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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越南传统文化属于东南亚文化圈吗

【导言】越南传统文化究竟属于东亚还是东南亚的范畴,学者们历来多有争论。做为现代越南著名史学家,已故的陈国旺(tran quoc vuong)教授写过不少相关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本文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原由越南语写成于1994年,但直到2003年才发表,收入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文化的探索和深思》(văn hoá việt nam tìm tòi và suy ngẫm)一书中。

图一、《越南文化的探索与深思》书影

迄今为止,西方的东方学学界常将越南及韩国归于“汉文化圈”或“汉化文化圈”之列[参见m.gernet所著《中国概览》(巴黎1980年法文版)和l.vandermeerssch所著《汉化文化圈》(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1986年法文版)]。

对于“东南亚”--二战末期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常看做是“印化”或“印度化”的国家[参见乔治.赛代斯(g. coedès)所著《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河内1960年法译本)及其檀香山1968年英译本]。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仍有英国学者认为:“除了铜鼓外加鱼筌之外,东南亚哪有值得一提的创造[(参见安东尼·克里斯蒂所著《文明曙光》及其巴黎1964年法译本)]。”

在将越南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比较时,人们将越南称之为汉文化流向东南亚地区的前哨[参见rierie richand feraya 所著《越南(史前至今)》(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1984年法译本)]。据我所知,夏威夷大学索尔海姆(winlhem g.solheim ii)教授和法国著名民族学家乔治·康多明纳(georges condominas)教授都是较早认知并深入探究越南及东南亚文化本色的西方学者。保罗·慕斯(paul mus)(见 anthropas编《越南的传统与变革》,巴黎,1971年)、皮埃尔· 于阿尔(pierre huarde)、毛利斯·杜朗(maurice durand)、皮埃尔·朗格莱(pierre langlet),以及新近韩国学者刘仁善(in sun yu)都逐渐认清了越南文化本色及越南文化同汉文化之间的差异(譬如首尔1990年英文版《十七和十八世纪越南社会与法律》及其1994年河内社科出版社越译版)。

中华“体制”固有其重要影响,甚至在很多世纪里至关重要,这是我们谁都无法否认的(当今文化界也将“体制”视为文化),譬如谭家健主编的《中国文化史》(1993年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到各朝代的礼制、法制、官制和兵制等典章制度;又如1994年3月澳大利亚国家大学大卫.马尔(david marr)所著《越南传统文化(1945—1946年)》,中国语言文字对韩国乃至朝鲜半岛,以及越南的影响)。但如果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出发来归本溯源的话,韩国语言文化当归于东北亚圈(参见首尔1993年《韩国—斯国斯民》的越译本),越南则应属于东南亚圈。

下面我将简要分析越南学者在翻译关于“背景(context)”问题时使用的不同词语: 背景(bối cảnh),语境(Đại đồng văn),媒境/传播情境(môi cảnh),体境(thể cảnh)。

20世纪60年代初,当我开始研究并著作关于越南考古文化时,就曾提出论点:“研究文化,特别是越南史前文化和初始文化,不应该也不可以仅限于现今越南的领土(见陈国旺、何文晋著《越南原始共产制度历史》,河内,1960年;《越南原始考古学简要》河内,1961年等)。”后来,人们阅读西方学者的著作时,常将一种文化和一个国家放在相似语境中,譬如《欧洲背景和语境下的法国新石器时期》或《瑞典模式(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校注:瑞典模式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瑞典在长期的探索中,建立的以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社会模式。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今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福利现象,就是“瑞典模式”在社会层面的重要呈现),在落后情况下寻找发展模式以快速步入现代化。开篇大意如下:“瑞典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欧,而是属于北欧。因此,瑞典不能效仿美国或西欧的发展模式,而应探索在北欧语境中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因如此,当得知上级要我研究70年代初越南民族本色与特点时,著名学者阮克院曾问我:“您要从哪方面开始研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将从背景开始。”他表示赞同。此时,东南亚委员会在越南成立,我是顾问之一。1972年,首届越南东南亚学会议在河内举行,我和高春普副教授在会议中就题为《东南亚视角下的越南》(越共《人民报》上全文刊登)进行发言。随后,我的同事考古文化学教授何文晋和玛德琳· 克拉尼写下了《越南和平文化的背景》(le hoabinhienney dans le context du viet nam)。当我写《和平文化的空间》(刊登在1994年3月《考古学杂志》)时,也常将古代的农业文化放在东南亚的陆地和海岛背景下进行研究。

图二、陈国旺(后排左一)与何文晋(后排左三)

对于著名的东山文化,亦称“铜鼓文化”,亦应如此。当我阅读关于中国铜鼓会议的相关资料,或是在越南参加东山铜鼓研讨会时,一些中国学者和越南学者都想极力证明铜鼓起源于中国或北越,这种“国家至上主义”的观念让我百感交集。首先,大约公元前500年前,铜鼓的发祥地——华南地区,当时尚未属于周、秦、汉朝的中华帝制领土。我十分赞赏美国埃伯哈德· 沃尔夫拉姆教授(参见埃伯哈德· 沃尔夫拉姆所著《中国东南部的当地文化》,莱顿,1968年)的一个观念——当写到中国东部和南部当地文化时提到的古代华南,他称之为“汉化前的中国”(校注:“prechinese china”一词,陈国旺先生越译为“trung hoa truoc nguoi hoa”,即“汉人之前的中华”,但我们认为,“prechinese china”一词应以“汉化前的中国”为是,陈国旺先生在此没有区分“中华”、“中国”二词的语义差别,故而在文中将“china”理解为“中华”)。这是蛮、百濮、百越的聚居区,意即非华族人的社会空间。

作者陈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