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剑到底能不能斩清朝的官？
作者：来自台湾的emery
经典搞笑电影《九品芝麻官》（1994）里头，有个著名的桥段是这样的：
当包龙星好不容易吵赢了超级讼棍方唐镜，正思量着如何能把那奸淫戚家二少奶奶的常威给定罪正法的时候，一向只懂得捣蛋的包大妈突然来到了公堂之上，并且亮出了一柄「尚方宝剑」，要来帮他儿子的忙。如获至宝的包龙星，赶忙抄起老妈带来的宝剑，追着常威在法庭里团团转，连带也把陪席听审的李莲英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一阵混乱过后，众人才蓦然发现：包家的这柄「尚方宝剑」，其实得自于前朝的崇祯皇帝。这柄「尚方宝剑」在大清朝的公堂之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反而还可能坐实了包家的叛乱罪名。出糗了的包龙星，遂只能顺着李莲英的意思，把那柄「尚方宝剑」给吞进肚子里头，才算是侥幸解决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危机。
「尚方宝剑」是整部《九品芝麻官》埋得比较深的一个哏，电影当中，包大妈先是把一尾咸鱼错当宝剑，又在剧末带着真货半途杀出，最终害得包龙星错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然而有趣的问题是：「尚方宝剑」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它真的像电影里头说得那样，可以「上斩昏君，下斩谗臣」吗？包家的祖先又是否真的可以从崇祯皇帝那里，得到这种没人认识的「尚方宝剑」呢？
一、汉代的「尚方」与「尚方斩马剑」
先来说说「尚方宝剑」的字面意思。
「宝剑」用不着多做解释──皇帝御赐的东西嘛，自是宝贝得很。不过，「尚方」两个字就有点值得追究了。古代掌管皇宫庶务的官职或官署，很多都有个「尚」字。比方说：秦朝时候设置的「六尚」，基本上就是专责伺候皇帝的管家集团，从洗澡、穿衣到吃饭，通通都有这六个机构在专门打理。而「尚方」则有点象是皇家工艺研究所，按照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说法，这地方主要负责「作供御器物」、「巧作金银」，换句话说，就是皇宫里的专门工厂啦。
「尚方」的长官叫「尚方令」，整个汉朝担任过这个职位的人里面，最有名的可能是以造纸闻名的蔡伦。而造纸术的改良，正是蔡伦在「尚方」任职期间所执行的一项国家科学研究计划，其成果后来还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之一，显见「尚方」的技术能力之强大，并不单纯只是皇帝的玩具工坊而已。据说蔡伦在任的时候，只要是「尚方」生产的东西，「莫不精工坚密」。
「尚方」确切都在制造一些什么东西，古书上没有说得很明白。不过，这个皇家工厂倒是有个颇为知名的产品，叫作「尚方斩马剑」。而据说在「尚方」干活的工匠们，还会特别选在月蚀的时候铸造这种宝剑。
汉代的「尚方斩马剑」，现在似乎已经找不着任何遗存。不过宋朝的时候，倒是有个叫薛季宣的学者，曾见过这东西。按照薛季宣的说法，他所看到的这柄尚方剑有个剑匣，过了一千余年，竟然都没有锈蚀。在薛季宣看来，这种技术能力「非今人所能为也」。连宋朝人也不懂这柄尚方剑是怎么造出来的，显然汉代的「尚方」确实掌握了一些独到的冶金方法。[1]
二、宋代的包青天到底有没有「尚方宝剑」？
薛季宣见到的是汉朝的剑，那么，宋代有没有自己的「尚方宝剑」呢？这问题说来还真有点复杂。许多人都很熟悉的电视剧集《包青天》里，满脸黝黑的包大人，总会在紧要关头拿出这「尚方宝剑」，顺带还要大喝一声「尚方宝剑，如朕亲临！」管你是嚣张跋扈的庞太师，还是负心薄幸的驸马爷，在这节骨眼儿上都得双膝一软，乖乖下跪。这样看来，代表着皇帝授权的「尚方宝剑」，好像在宋代的时候，就很有这么一回事了。
▲电视剧《包青天》截图：尚方宝剑，如朕亲临
可是各大网站上，流传着一篇标题不大统一的文章说：由于皇帝透过「尚方宝剑」来授予臣下生杀大权，是到明代才形成一种制度，所以宋代的包大人，不可能拥有一把足以让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如果我们想到《包青天》所据以改编的系列小说或民间戏曲，其实都是明清两代的创作，那么这种说法确实有点道理。这些作品尽管也取材于历史，但很多时候，它们所反映的其实是作者所身处的时空背景，而不见得是史实的真正样貌。
虽然如此，宋人确实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尚方宝剑」。前面说过：汉代的「尚方剑」，其实就是皇家工厂制造的高质量长剑。汉以后，负责同一种工作的官署，虽然不见得都以「尚方」为正式名称，但读书人好古，还是会用「尚方」这个名字来称呼它，而皇帝所赐的剑，也仍时常被称作是「尚方剑」。我们看南宋宰相李纲送给名将韩世忠的一首诗里面，就曾说他是「尚方宝剑频膺赐」，可见那时仍有这样的讲法。
皇帝赐剑，在古时候还挺常见的。但这种礼物不见得会附带其他什么好处，给你作个面子罢了。因而拥有一把亮晃晃的御赐宝剑，除了跟人家炫耀你好厉害以外，好像也没有其他功用。然而，如果是读书人主动向皇帝请命、求赐「尚方剑」的话，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看南宋《重修毗陵志》里头的一个例子：
宋孝宗在位的时候，北方的金国派了使节过来，要来给这个偏安朝廷的皇帝祝寿。使节进了宋境，凭恃着当时大金国的声威，嚣张跋扈、作威作福，接待他的官员也颇受侮辱，闷得不得了。
那时有个名叫丁逢的小官，听说有这种欺侮人的事情，不知怎地跟着同仇敌忾了起来，便给孝宗上了奏疏，「乞借尚方剑」，说要冲过去把那狐假虎威的女真使节给一剑毙了。按照当时的情势，大金国可不是随便能得罪的，小小的南宋朝廷，自然没法答应丁逢的请求。不过呢，一干朝廷大员倒是挺欣赏丁逢的底气，他因此被中央政府一路拔擢上去，其仕途也跟着一帆风顺，十分快活。[2]
▲《咸淳毗陵志》里头关于丁逢事迹的记载
什么东西不借，偏要跟皇帝借「尚方剑」──这个故事说明了丁逢其实是把尚方剑看成了为国除害的御赐权柄。实际上在丁逢之前，早有许多中国文人都在尚方剑上头寄托了类似的理想（例如等等还要谈到的狄仁杰先生）。虽然我们没能在文献里头看到借剑成功的案例，但理论上来说，脸黑黑的包公，如果真的为了要把某个坏蛋砍成两半，而打算向皇帝借一把「尚方宝剑」，那么他的愿望在北宋的历史时空当中，仍旧是合理的──只不过这个顺序得是「先奏后斩」，而没法「先斩后奏」就是了。
说了这么多，「尚方宝剑」到底为什么会被古代文人看成是向皇帝请命、铲奸除恶的指定道具呢？咱们继续看下去。
三、「朱云请剑」的典范意义
让我们把时光倒转一下，暂且回到汉代的「尚方斩马剑」。这把剑头一次在古典文献里头登台亮相的故事是这样的：
西汉晚期，有个以正直闻名的读书人，叫作朱云。古往今来都一样，只要是个性耿直的家伙搞政治，在朝在野，必定都要得罪不少人。朱云的仕途，自然也因为他不讨喜的作风，而跟着起起伏伏。
到了汉成帝接掌朝政的时候，朱云突然跑去求见皇帝，然后没头没脑地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破口大骂了起来。只听他老兄义正辞严地骂道：现在的朝廷官员哪，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一堆尸位素餐的烂货。为了匡正这种不良的政治风气，我请求陛下「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换句话说，朱云是要请皇帝授权给他，让他一剑宰掉朝廷里的某个大奸臣。这样一来，其他的小奸臣们说不定就会收敛一点，汉朝的未来也才会有希望啦！
在大庭广众之下放话要借剑杀人的朱云，自然是没能从汉成帝那里得到一把「尚方斩马剑」。相反的，他的行为还差点惹祸上身。然而，尽管朱云的作为看来相当鲁莽，后来的文人们，倒是一直很喜欢这个记载于《汉书》的故事。「朱云请剑」从此被读书人视为一种具有典范作用的圣贤事迹，同时也使得「尚方剑」成了皇帝赐予臣下权柄的同义词。日后，大臣们就常把「朱云请剑」的典故给搬出来，表明自己打算模仿朱云的做法，要为国家铲奸除恶、主持正义。
比如，前几年一直在各类影视作品里头扮演通天神探的唐代名臣狄仁杰，就干过一件类似的事情。狄仁杰还是个地方小官的时候，曾经跟一个中央政府派来的大员张光辅起了冲突。吵架吵到一半，狄仁杰觉得非常的生气，便撂下一句狠话说：「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
吵架吵到想砍人家的脑袋，真是非同小可。值得注意的是，狄仁杰在这里不提别的神兵利器，偏偏提了「尚方斩马剑」，很显然就是在宣示说：他想要干掉张光辅的原因，不光是因为私人恩怨而已。狄仁杰可是在效法汉代的贤臣朱云，要为国家斩去心腹大患哪！
狄仁杰只丢了这么一句话出来，张光辅就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吵架语言，寥寥数字就把自己跟古圣先贤摆在一起，跟他斗嘴的家伙注定是要倒霉的。总而言之，狄仁杰的这个例子，说明了「尚方剑」与朱云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的象征意义。只要谁搬出了这把剑的赫赫威名，就等于宣告自己是古圣先贤的追随者，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彷彿身后都闪着圣光似的。而挨骂的家伙气场也顿时矮了一截，只能乖乖当孙子，一边凉快去。
▲左侧狄仁杰像；右侧是《狄仁杰通天帝国》中刘德华所饰演的狄仁杰
在狄仁杰以后，中国的读书人也仍然不时地会在公开的吵架当中，把尚方宝剑当作最后的杀着。通常这些家伙们会在呈给皇帝的奏疏里面历数对手的罪状，然后再附上一句「臣恨不能请尚方剑，立斩此贼！」之类的狠话。而古往今来，受过这类威胁的历史名人也还不少。举个例子：欧阳修就曾经被朝中的某个谏官骂得体无完肤，说是该用尚方剑直接正法。另外，明代晚期有名的首辅叶向高，也曾经两度被人家在奏疏里面写说要用尚方剑砍他的头，其中一次还闹得朝中人尽皆知，让叶向高感到「惭愧无地」，只好向明熹宗递出了辞呈。[3]
当然，就像「朱云请剑」的故事那样，在绝大部分这种你参我一本、我告他一状的吵架里面，皇帝通常不会答应臣子的请求。故而「请剑尚方」这种事，通常只是纸上说说，装饰一下自己的正义立场而已。实际上对中国文人来说，「尚方宝剑」也不需要是有形的武器。作为吵架的一部份，他们只消在言词里提及「尚方宝剑」的名字与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有得你受的啦！
四、是如朕亲临还是一条咸鱼？——谈通俗文学作品里的「尚方宝剑」
说了这么多，先来作个整理吧：
所谓的「尚方剑」，最早其实是汉代皇家工厂的高级产品。单纯作为一种礼物的话，皇帝御赐的长剑除了嘉奖臣下的功勋以外，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意涵。但在「朱云请剑」的故事成为一种典范以后，读书人若主动向皇帝求借「尚方剑」，那么他多半是要表述自己有多痛恨某个坏蛋，进而希望能够得到御赐的权柄，为朝廷铲奸除恶──尽管这些家伙们通常都不会真的付诸行动。
但是，所有这些故事里头的尚方剑，跟包龙星老家祖传的那把「尚方宝剑」，好像还是很不一样啊！电影中的宝剑可以「上斩昏君、下斩谗臣」，甚至能够「先斩后奏」，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的各种尚方剑听起来都像纸上谈兵，没有这样的功效呢？
▲周星驰《九品芝麻官》截图：「上斩昏君，下斩谗臣」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回过头来检视现代人所见到的「尚方宝剑」，都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九品芝麻官》的剧本创意，很显然是受到电视剧《包青天》的启发。而正如前文所述，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包青天故事，实际上是源自于明代晚期以后的民间文学与戏曲创作，故而后世有关「尚方宝剑」的种种描绘，其源头也应当追溯到这些作品里去。
而其实「尚方宝剑」在过往包青天主题的系列作品里头，戏份并不算多，出现的时间可能也颇晚。我目前能够找到的例子是成书于晚清的《小五义》，这部小说的第一回，就讲到某位朝廷官员奉旨出外、「代天巡狩」的时候，获得了「如君亲临」的「御赐尚方宝剑」，并且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实际上在近代的通俗文学创作里面，类似「尚方宝剑」这样的武器还真是不少。比方说：写明朝贤臣海瑞的《海公案》里面，就曾出现过一把「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打王金鞭」；《薛家将》系列小说里的程咬金，则手握一柄「上砍君、下砍臣」的御赐斧头。另外在各种北宋背景的故事当中，老态龙钟的佘太君，更是拥有一把威猛无比的龙头柺杖。这些名目各异的道具，通常都有「先王」或「先帝」的加持，也就是皇帝的祖宗赐下来的，拿着它们就相当于马里奥吃了无敌星星，管你什么太师太傅太保，全都可以打到他满地找牙，十分过瘾。
可惜的是，这种过瘾很大一部份只存在于小说跟戏曲里头，让说书人讲讲开心而已，万万当不得真。就说那句「上斩昏君」吧──你想哪个皇帝会愿意授权给臣下，随他高兴就把自己给一剑捅死呢？皇帝再怎么开明，这事还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我们看那个以顶撞皇帝出名的唐朝贤臣魏征，他不过是写了一篇〈谏太宗十思疏〉，加上一些吓唬太宗的事儿，就让后来的中国文人高兴到不行，把他给追捧成古往今来直言极谏的人臣代表──连号称最勇于冒犯龙颜的魏征都只能做到这样，也就甭谈什么「上斩昏君」了。
再说到「下斩谗臣」与「先斩后奏」，这两件事听来虽然合理一点，但实际上还是挺有限制的。朝中一干大臣谁是「谗臣」、谁该掉脑袋，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皇帝。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地方小官，皇帝虽然不见得很在乎他们的项上人头，倒也不能让人随便乱砍。只有在事态紧急的时候，一个皇帝才比较有可能把「先斩后奏」的权力，连同尚方剑一起颁授给某个大臣。
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底下，「尚方宝剑」才能真正展现出它先上车后补票、先砍头再补报告的生猛威力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五、历史中的「尚方宝剑」与军事授权
在普遍的印象里面，「君主专制」的意思，好像是说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但仔细想想，一个国家的日常运作有那么多环节，皇帝再怎么日理万机，也不可能从军事征伐管到茅坑扫除。所以，古早时代的政府，还是有它的权力分配机制存在的。
当然，事关重大的决策权，独裁者还是倾向收拢在自己手中。但还是有些情况，为了讲求效率，皇帝会释出一些重要的权力，授予底下的大臣。比如说奉派出征、带兵打仗的将领，通常会从皇帝那里得到一定范围的授权。而为了昭告这种权力的授予，皇帝也时常会在军队出发以前，公开地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信物，赐给那些领军将帅，好让他们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便宜行事」，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做决策。
「尚方宝剑」也属于这种授权的信物之一。不过，赐予尚方剑来增益将领的权力地位，是唐宋以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事情。在这之前，皇帝想要授予军权，习惯上用的是「旌节」或「斧钺」。赐节、赐钺为什么会演变成赐剑，这当中可能有点值得追究的历史故事，但意思总之都是要凸显将帅的权威，让出征的大部队，能服从指挥官的号令。
▲出土斧钺
「斧钺」或「尚方宝剑」，常常附带着生杀大权。要是哪个浑球临阵退缩、不听指挥了，受命的将领就可以直接用御赐宝剑砍他的脑袋，好在军前立威。这种事在明代晚期尤其常见，我们看《明实录》里面，明神宗要起用一个叫熊廷弼的文人到辽东去主持大局。为了给他「重事权」、「隆礼数」，皇帝就在任命的敕书以及恩赏之外，又加赐了一把尚方剑，同时告诉熊廷弼说，要是有「将士不用命者」，那么就准许他在「副总兵而下，先斩后奏」。
明神宗给熊廷弼的这道圣旨，差不多就等于「尚方宝剑」的标准使用说明书。它的内容说得很清楚：赐剑给熊廷弼的目的，为的就是要让他手底下的「将士用命」。而这把剑能够「先斩后奏」的范围，则仅限一定层级以下的军官。换句话说：我们普遍印象里头那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尚方宝剑」，其实只存在于电影当中，真正的尚方剑可没那样好使。
再者，从既存的文献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附带着「先斩后奏」权力的御赐尚方剑，其实都像熊廷弼的例子一样，全是颁给军事将领的。像包青天那样一个地方父母官，成天带着尚方剑办刑案、砍坏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实际来说，古早时代的死刑流程，并不如电视剧里那样简单，好像随便都可以绑赴刑场，二十四小时随时开铡。再怎么坏的罪犯，通常也得把公文送到中央政府，跑完既定流程，才可以把他送去受死的。
但是说书人们可不管那些考据。为了给读者诸公图个斩奸除恶的痛快，故事里头那些伸张正义的大法官，就得掌握一定的权力才行。或许因为这样的缘故，明晚期频繁赐给军事统帅的尚方宝剑，才给挪移到了公案小说当中，成了一众执法英雄的秘密武器。
总的来说，君主给出征的将领赐剑，并赋予生杀大权，从宋代开始，就已经陆续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只是这样的事情，在宋、元时候还是随皇帝高兴；到了明代晚期，给一定层级以上的军事统帅赐尚方剑，才成为比较固定的作法。演变到后来，「尚方宝剑」甚至可以挂在一个将军的头衔里面，亮出来吓吓大家。
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郑成功，就曾经在一封向日本幕府借兵的书信里头，说自己是「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勛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在这里，「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也是郑成功拿来自我标榜的一种名分。拿来与其他身分并列，可见握有一柄御赐的「尚方宝剑」，会是多有派头的事情了。
名分之外，郑成功手里的尚方剑，倒也不只是用来唬人而已。在他刚刚起兵的时候，这位（被许多人认为是）性格暴躁的将军，就曾经因为一个据点的失守，而祭出了御赐尚方剑，把他负责防守该地的叔叔郑芝鹏给砍了头。这种六亲不认、独尊军令的做法，搞得「诸将股栗」，大家伙们惊吓到不行。史书上说郑成功这么做之后，郑家军队「兵势复振」，大概因为纪律又给伸张起来的缘故，也就没有人敢再弃城逃跑、临阵开溜了。
实际来看，「尚方宝剑」确有这种整理军纪的奇效。就像万历年间一位兵部官员所说的那样：「权不重则令不遵」，尚方剑所代表的生杀大权，可以有效地「震慑人心」，让军队为其将帅「争先效命」。前面讲到的熊廷弼，在他刚刚到辽东上任的时候，也把前一场战争的逃跑将领给抓到了军营的辕门前面，公开数落他们的罪行，再用尚方剑搬了他们的脑袋。这么一做，同样也弄得「诸将股栗」，辽东军队的气象，遂也因此有了些改善。日后，当熊廷弼再度被朝廷起用为辽东经略的时候，他也不忘主动向皇帝再讨一把尚方剑，可见「尚方宝剑」不只是摆着好看，而是实实在在的好用啊！[4]
六、第一次演古装剧就上手：
实战「尚方宝剑」使用指南！
好用归好用，皇上赐下来的东西，可都附带着许多规矩，不懂规矩可是很要命的。要是哪天你糊里糊涂地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到了明末，又给当朝皇帝任命为什么大将军──现在好啦，皇帝打算要赐你一把尚方剑了，这时候的你，除了在天子座前把脑袋瓜子给磕得砰砰作响以外，还得搞些什么名堂来答谢皇恩浩荡呢？
从明末的实例来看，皇帝要给你尚方剑，大致会有两种办法。要么是「登坛拜将」昭告天下，要么是派专人给你宅配到府。前一种状况不难想象：古代皇帝派任将领出外打仗，总爱来个「登坛拜将」，好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是国家任命的统兵将领。而做为一种授权象征，在这种场合里面颁发「尚方宝剑」，自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我们看明末的流贼李自成在山西嚣张起来以后，重臣李建泰便愤慨地向崇祯皇帝请兵西征。龙心大悦的崇祯，当下就说要帮李建泰搞一场隆重的送行仪式。这种名为「推毂」的典礼，流程繁杂。而流程结束之后，重头戏才真正上场──只见李建泰的头上给人戴上了大红色的簪花，然后「尚方宝剑」才在鼓乐声中给缓缓请了出来。至此，这位受命将领总算领到了御赐宝贝，可以带兵出征去也。
话说回来，要是真碰上了皇帝给你颁奖，那在典礼前后，你可千万不要出任何意外才好。就说这李建泰，当年他老兄好不容易领到了尚方剑、踏上了征途，但才出发没有多久，他所乘坐的轿子忽然就断了木杠。这件事被许多人认定是不祥的兆头，而李建泰也果真没有辜负人家的神预测，大队人马兵败河南保定。
另一个相仿的例子是郑成功的叔父郑芝凤（郑鸿逵），南明的隆武皇帝要给他「登坛拜将」、赐尚方剑，但却下起了一场大雨，让郑芝凤要下台的时候，竟连续跌倒了两次。可想而知，这事儿一定也有一堆人会「以为不祥」。后来郑芝凤的军队也果真没有帮上多少忙，隆武政权在福建撑没多久，就又给南下的清兵讨灭了。
另一种状况，要是你在天高皇帝远的外地任职，圣上若想赐给你尚方宝剑，也就只能叫手底下人给你送货到府了。不过，送货到府的规矩可是很麻烦的。举个例子：万历朝有个叫李化龙的将领受命到中国西南方，去平定播州苗人的叛乱。还没要打仗的时候，兵部的一个大臣，忽然想到该给李化龙也赐一柄尚方剑，便请示皇帝，给李化龙送了宝剑过去。这李化龙接到消息，遂布置了一个迎接钦差跟宝剑的地方，里头准备了「龙亭」[5]，大概也少不了香案、仪仗、鼓乐什么的。
等到差官捧着宝剑来到现场，李化龙还得烧香祝祷，望着北京城的方向叩头，才终于得到了他的御赐尚方剑。毕竟是天子钦赐的东西，所有繁琐的仪节细目请洽各大学图书馆借阅《大明会典》，里头有详尽的步骤教学，包管你第一次签收尚方剑就上手啦！
▲播州战争的记载
另一方面，李化龙在他领兵打仗的那场战争当中，倒是示范了一种「尚方宝剑」的有效使用方式：我们知道，平播战争里头的明军数量，加起来约莫有二十几万人，整个指挥体系可说是相当庞大。为此，李化龙很有创意地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把御赐尚方剑所附带的生杀大权，也分给了手底下的总兵官和监军官。
这怎么回事呢？原来，李化龙给这些总兵和监军「各发一剑」，并且嘱咐说：要是碰到了违抗军纪的家伙，你们也可以自行将之「押至令旗下，以赐劒行事」。皇帝透过「尚方宝剑」把权力授给了李化龙，他则以「仰体圣意」为由，复制了好几把尚方剑，把皇帝的授权再向下分配。从这个例子看来，获赐尚方剑的将帅，似乎可以自主地在合理范围内，分享这样的权力呢！
话说回来，皇帝赐剑给你的用意，是让你在前线方便带兵打仗。要是战争结束了，按理来说，你也该把尚方宝剑缴回给国家才对。李化龙在平播战争结束之后，就叫了手底下一个军官，专程把宝剑给送回了北京。
只不过，偶尔好像也会发生没缴回去的情况。崇祯年间的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就发现山海关的库房里面留有两柄尚方剑，于是他赶忙给皇帝写报告，把两口宝剑缴了回去。这样看来，包龙星的先人把「尚方宝剑」当成传家之宝，或许可以说是挺犯规的一件事。不过，也可能是包家祖宗想到要把宝剑还给皇帝的时候，崇祯已吊在了煤山的树头上，大明朝已经不见啦～[6]
七、大清王朝的尚方宝剑？谈「遏必隆刀」与「王命旗牌」
文章结束之前，让我们来解答一下《九品芝麻官》里头李莲英的经典提问：明朝的剑，究竟可不可以拿来斩清朝的官？
这个问题的真实脉络，其实要回到李公公前头讲过的台词──当包龙星抄起宝剑追着杀人犯常威在公堂上团团转的时候，差点被波及的李莲英惊慌地说道：「大清开国以来，从没听说过什么尚方宝剑啊！」而等到大家终于搞清楚这把剑的来历以后，他才松了口气，并嘲讽起包龙星，说他手上拿的根本是咱们大清朝没有的东西。
那么：清朝果真没有尚方宝剑吗？
最直接的答案是没有。所以，大陆虽然曾拍过一部名为《尚方宝剑》的清宫剧，但那部戏大抵是胡诌的，文献上其实没法找到清代皇帝曾赐给臣下尚方剑的纪录。
▲电视剧《尚方宝剑》第一集截图
但是，清廷没有使用「尚方宝剑」这样的名目，不代表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回想一下前面说过的故事：皇帝赐尚方剑，本质上是要透过这种象征性的器物，来授予一个将领（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专杀之权，这种授权在过往的每个时代都可能有其需要，清代也是不例外的。而中古以前的习惯，皇帝要给将领授权，赐的多半是大斧头；到了宋代以后，赐尚方剑才渐渐成为常见的事情。等到清朝，他们面对汉文化有自己的考量、自己的取舍，赐尚方剑这样的仪节，大概也就被他们认为是可割可弃、利大于弊的琐碎环节了。[7]
那么，清朝皇帝该拿什么东西来当作授权给将领的信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说是「遏必隆刀」。在一些清代的文献与现代的说法里面，「遏必隆刀」都被拿来和明朝以前的「尚方宝剑」画上等号。「遏必隆」这个名字，熟悉清史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康熙初年的辅政四大臣之一。「遏必隆刀」，自然也就是他的佩刀了。
遏必隆的佩刀为什么会特别被保留在清宫当中，似仍未见解答。无论如何，在文献可征的清史里面，这把刀确曾被皇帝用来授予专杀之权。乾隆初年，清高宗将「遏必隆刀」授给了一名侍卫，命他前往西南地方，把作战不力的将领讷亲给砍头示众（讽刺的是，这位讷亲先生正是遏必隆自己的孙子）。
到了咸丰时候，「遏必隆刀」又被赐给一名奉命往剿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让他可以「正典刑、肃军纪」。见于正史的赐「遏必隆刀」只此二例，并且只有后一例可说是与明末赐剑「使便宜行事」的用意相近。因此，若单就这些事例来评断「遏必隆刀」等同于明代的尚方剑，可能也不尽准确吧。[8]
其实，在意义上更接近「尚方宝剑」的清代物事，应当是「王命旗牌」。比起明代的尚方剑，这样宝贝更广泛地被皇帝用来授给高阶武官。从总督到总兵，多半都拥有数量不等的「王命旗牌」。在清廷的官方说法里面，这玩意儿和前朝的尚方剑相同，都是用来「重节镇之权」，让他们掌握到一定范围内「先斩后奏」的权力。而比起尚方剑的军法用途，「王命旗牌」其实还更多地出现在民间的犯罪案件里头，用来将人犯就地正法。故而在清代的公堂之上，真正会被包龙星请出来的御赐宝贝，应当也比较可能是「王命旗牌」吧。
▲王命旗牌
「王命旗牌」在清代的法律体系当中，是确实有用的东西，文献上可以找到不少地方大员「恭请王命」，将罪犯砍头的事例。不过，我们或许还可以设身处地地来想想这件事情：掌握着「先斩后奏」的权力，固然很是威风。但要是你把报告送上去的时候，皇帝觉得这人犯不该被砍头，那不就换你倒霉了吗？
这样想来，官员若没有十足的把握，恐怕也不敢随便地「先斩后奏」。我们可以在文献上看到一些例子，是皇帝斥责了那些拥有「王命旗牌」的地方官「拘泥请旨」，没有将人犯立即问斩。反过来，也有另一些例子，是皇帝觉得案件里的罪犯「只应照寻常请旨正法，何必即请王命」──看来这「先斩后奏」的权力要拿捏得当，好像也挺不容易的啊！[9]
八、朝鲜与越南：复刻版的「尚方宝剑」！？
文章最末，来分享一个有趣的小发现：「尚方宝剑」虽出自于天朝上国，其实也曾随着汉文化圈的影响力，而扩散到东亚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朝鲜与越南的历史当中，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复制版的「尚方宝剑」。
例如：李氏朝鲜的《实录》当中，不仅找得到许多文人欲效仿「朱云请剑」的事例，同时也曾有多次君主将「尚方剑」赐给统兵将领、重其事权的记载。举个例子：17世纪初，刚刚执政不久的朝鲜仁祖李倧有次接见都元帅张晚的时候，便亲自把「尚方剑」赐给了张晚，并且告诉他说：「大将以下不用命者，以此剑从事」。这样的做法和说法，与明代晚期的事例如出一辙。有趣的是，即便「尚方宝剑」在清代便已消失，但朝鲜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国王赐尚方剑给臣下的事例。[10]
再说到越南，光绪九年（1883）自愿跑到北圻去招安黑旗军的唐景崧，也曾见到一柄「镂嵌精美」的「尚方剑」。按照阮朝将领黄佐炎的说法，由于他「统督北圻军务」，阮朝君主因此赐给他这柄名目相同的宝剑。[11]显然越南历史上，也曾存在着赐尚方剑加重将领权力的制度。像这样有趣的小细节，在几百年前东亚世界的文化交流史里面，或许也还藏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呢！
真实历史中的尚方剑故事鲜为人知，相较之下，电影、电视所创造出来的「尚方宝剑」，对人们而言或许还更为「真实」。从《九品芝麻官》到《包青天》连续剧，再到明清以来的民间小说与戏曲，我们脑海里的「尚方宝剑」，多半是在这个前后相承的脉络当中形塑出来的。而这把拟像（simulation）概念的「尚方宝剑」，或许还将在未来各种翻玩历史的二次创作当中，继续被锤鍊下去。
写到这里，我们大致已经把「尚方宝剑」的故事给交代清楚了。至于电影里面那坏蛋常威的黄马褂、平西王吴三桂的免死金牌，究竟能否与「尚方宝剑」一决雌雄（这当然是个张飞打岳飞式的问题），大概还可以再扯出一堆历史故事。限于篇幅只能来个老套的下回分解啦！
脚注
[1] 关于月蚀铸剑与薛季宣的见闻，参见［宋］薛季宣，《浪语集》，卷31，〈记汉尚方剑〉。
[2] 参见［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17，〈人物‧晋陵‧丁逢〉。
[3] 宋代言官吕诲参劾欧阳修、欲「请尚方之剑」，事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治平三年春正月壬午条。明代叶向高遭刘志选上疏弹劾、「恨不获请上方之剑斩其头」，参见［明］顾秉谦，《三朝要典》卷16，〈红丸〉；［明］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9，〈闻言乞罢疏〉。
[4] 关于熊廷弼向天启皇帝要求赐尚方剑，参见《明实录‧熹宗实录》，卷11，天启元年6月丙申条。值得注意的是：熊廷弼虽曾被明朝的言官参劾，说他在辽东拿着尚方剑「作威逞志」。但他自己却曾上疏抱怨，尚方剑并有没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匡正军队里的诸多乱象。熊廷弼之于尚方剑的例子，或可说明这种御赐权柄的效用究竟存在怎么样的限度。
[5] 这里的「龙亭」可能是一种木造的神龛或轿子，里头供奉皇帝的万岁牌位。关于「龙亭」的一些考察，参见李文良，〈立大清旗，奉万岁牌：朱一贵事件时的「皇上万岁圣旨牌」与地方社会〉，《台湾史研究》19：2（2012），页20-21。
[6] 关于李化龙、杨嗣昌之于尚方剑的这些故事，参见［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6，〈奏议‧缴宝剑疏〉；卷9，〈牌票‧发剑〉。［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7，〈请留蟒玉建庙作忠疏〉。
[7] 我并未在既有的研究当中找到关于「清代为何没有赐尚方剑事」的任何论述，但我想或可从两个方向去推敲这件事情：其一是明末频繁的赐尚方剑，肇因于明代晚期的遍地烽火，朝廷需要手握重权的将领节制一方，但清初的军事布置已属另一种考虑，或也因此没有再赐尚方剑的必要。其二是清代的满人群体在军事文化上，一向保有独特的「满洲之道」，这种文化同时维系或关系着满人的自我认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一个满洲皇帝若要给满洲将领赐一件兵器，那么从出于汉人文化的尚方宝剑，似乎不会是很好的选择吧。另外，明代的赐尚方剑与后文即将提到的清代「王命旗牌」之间，或亦可以延伸出一些有趣的比较。
[8] 关于遏必隆刀的介绍性文章，可参见唐鲁孙，〈从尚方宝剑谈到王命旗牌、遏必隆刀〉，收录于氏着，《什锦拼盘》；王宝光，〈遏必隆刀〉，《紫禁城》，1985年第3期，页10-12；周劭，〈鳌拜和遏必隆〉，《紫禁城》，2009年第4期，页62-63。
关于遏必隆刀被清人视同「尚方宝剑」，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物品类‧遏必隆刀〉：「其重等于古时之赐斧钺及尚方宝剑」。
关于遏必隆刀为何被保留在清宫当中，上引三篇文章都没有说明理由，或持存疑态度。我自己的推测是：这可能与遏必隆出身的纽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一直以来担任内廷侍卫，与皇室特别亲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内田直文，〈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与清初内廷侍卫〉，《成大历史学报》，36（2009），页17-54。王宝光先生的〈遏必隆刀〉一文，曾推测《天咫偶闻》里提到的「小神锋」即遏必隆刀。若此说为真，则遏必隆刀或许不向唐鲁孙先生说的那样，一直「收归内府」，而可能如《天咫偶闻》所言，是被摆在清代皇帝的「御座之旁，顷刻不得少离」。
最后，有些文献指出「遏必隆刀」曾在光绪时候的戊戌变法，以及民国初年的护国讨袁战争当中出现，但这些传说似乎不容易找到有力的文献证据支持，颇难确定其真伪。
[9] 「王命旗牌」与尚方剑之性质相近，这样的意见可参见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242。
关于清代官员在「王命旗牌」的使用上常与皇帝的意见相牴触，可参见张世明，〈乾嘉时期恭请王命旗牌先行正法之制的宽严张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4（2009），页44-58。
清代政府设计王命旗牌的功能与用意，在古籍上似乎仍未能找到确定的解释。陈韵竹在研究台湾镇总兵所持有的「王命旗牌」时，亦曾表达相同的困惑。她针对「王命旗牌」所做的延伸讨论，可参见氏着，〈从制度层面对清代台湾总兵官的再析论〉，《台湾文献》57：3（2007），页183-186。
[10] 关于朝鲜仁祖赐张晚尚方剑事，参见［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4月癸未条。关于19世纪中叶朝鲜仍有赐尚方剑事，参见［朝鲜］《高宗实录》，卷3，高宗3年9月甲子条：高宗接见巡抚使李景夏，「命赐尙方剑，敎曰：监兵使以下，专制可也」。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赐剑事例在朝鲜《实录》当中开始出现的时间，也约莫是在明代晚期皇帝开始频繁地将尚方剑授予军事将领之后。
[11] 关于唐景崧所见、黄佐炎拥有的那把「尚方剑」，参见唐景崧，《请缨日记》，卷2。
延伸阅读与参考资料
◎有关尚方剑的专门研究较少见，目前写得最清楚而完备的论文，当推周月峰，〈尚方剑考〉，《浙江史学论丛》，辑1（2004），页63-76。
◎有关明代赐尚方剑事例的整理，可参见柏桦，〈明代赐尚方剑制度〉，《古代文明》，1：4（2007），页83-114。
◎以「尚方宝剑」为题的专门研究为数甚少，许多相关的一手史料还未（在我目力所及的文章当中）见到征引，一些问题亦待讨论。本文因此有较多（但格式仍然简单）的设注，除了尝试提出观点，也列出我所拣拾到的一些材料，供读者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