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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系列》(3):谁是近代最受尊重的大师

《民国大师系列》(3):谁是近代最受尊重的大师

在民国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有不少,比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寅恪等等。但这些人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像梁启超、章太炎,旧派的对他们推崇备至,而新派的则对他们敬而远之;胡适则正好相反,在新派当中声名鹊起,而在旧派当中却被看作“跳梁小丑”;至于陈寅恪,则只限于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在声望和影响力上还缺的太多。

如果要选出一位真正领袖群伦,不管新派还是旧派都对他马首是瞻的人,恐怕只有蔡元培了。

可以这么说,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就是从蔡元培开始的,他的功绩不光在于将北大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学府,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那一套教育制度,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所以,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之父”也毫不为过。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整顿改革北大。当时的北京大学以因循守旧而闻名,官僚作风非常严重,整个环境极不利于学术研究。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要聘请有思想、有魄力的人来主持。因此,在最重要的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上,蔡元培相中的人选是当时的风云人物陈独秀。

不过,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担任这一职位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并有一定的教育经验。这两个条件陈独秀都不具备。但这并没有难倒识才、重才的蔡元培。

半个月后,即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向教育部发出申请函,力荐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简历中,有这样的介绍:“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果然,刚过两天,即1月13日,教育部即批准了这份申请,又过了两天,陈独秀正式上任。效率之高,让人瞠目。

后经人考证,蔡元培给陈独秀写的这份简历属于很严重的造假行为,陈独秀虽然去过日本留学,但并没有就读日本著名的“东京日本大学”,后面的“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也都是子虚乌有。

关于这次造假事件,在笔者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蔡元培并未对此作出解释,但其原因已经很明显了,即唯才是举,绝不因学历、身份、年龄、思想流派而否定一个人的才华!

在蔡元培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整个北大,甚至整个学术界,都在奉行着这样的用人原则,像闻一多、钱钟书,数学考了没几分照样能进清华,还有更牛的梁漱溟,报考北大没考上,却因一篇《究元决疑论》转眼就被聘为北大讲师。

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在当时的北大教授中,既有旧派的,也有新派的,既有信奉三民主义的,也有信奉共产主义的,甚至还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君主立宪主义的。有人曾总结说:在中国有多少个党派,北大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有多少个学派,北大就有多少个学派。

正是各种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学派荟萃一堂,百家争鸣,甚至互相冲击,才彻底激发出了人们心中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求,这也正是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最重要原因。

蔡元培深知教授对大学的重要性,因此他对教授极为敬重,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都是亲自去每一位教授家里,奉上该月的工资,而不是随便贴个告示,让教授们自己去教务处领。

蔡元培给教授送工资的场景,极具名士风范。到了那天,蔡元培会带上两个助手,一起到教授家门前,先让助手上去敲门,自己在一边毕恭毕敬地等着。等教授开门出来,又郑重地作个揖,这才一起进去。到了客厅,分宾主坐下,蔡元培首先高度评价这位教授在这个月的教学水平,然后亲切地问候其家人的情况。说完这几番话,助手已经将工资在里屋交给了教授的家人,蔡元培便起身,再向教授作个揖,然后再去下一家。

梁漱溟教授曾感概地说:“蔡校长对教授出乎意料的恭敬,将中华民族礼貌文雅的美德嘉行,应用到了极限。”

蔡元培不光对教授极为尊敬,对学生也是关爱备至,甚至不光是北大的学生,即使是假冒的,只要你有才华,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晚年时,蔡元培退出官场,到了香港养病。因为他的巨大声望,很多人都请他写推荐信,而蔡元培也乐此不疲,几乎有求必应。

一次,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重庆寄来一封信,说自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回到重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将自己所学回报社会,希望老校长能帮自己写封推荐信,以实现人生价值。

蔡元培看完信,二话不说,当即为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寄给了一家相熟的公司。

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来信说,蔡先生推荐的这位年轻人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根本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并劝蔡先生以后要注意甄别,以免坏了自己的名声。

显然,这位年轻人是利用蔡老先生乐于助人、有求必应的特点,骗了他一回。但是,蔡元培并没有生气,而是立即回信给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不要在意他是不是北大的学生,而要看他是不是个人才,如果他真的是北大毕业却没有真才实学,那也不能用,而如果他不是北大毕业却有很好的才华,那为什么不用呢?并劝这位负责人说,现在正当乱世,年轻人找不到门路,难免会用一些歪门左道,但并不妨碍他真正为国效力,千万不要因为这次事件而冒然拒绝他。

在蔡元培病重时,很多老朋友来看他,他对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在中年人和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义务!”劝老朋友们不要过多爱惜自己的名誉、身份,多为年轻人提供机会,才是国家富强之道。

不过,蔡元培并非无原则地袒护学生,有一次甚至跟学生们叫起了板。

那是1922年,正值军阀混战,北京大学的教学经费也断了来源,眼看正常的教学工作已难以为继,学校总务处便不得已出台了一项临时规定:今后的讲义将不再免费,开始向学生收费。

应该说,这项规定并不算过分,讲义收费本来就天经地义,只是以前学校能争取到足够的教学经费,才没有向学生收取,但现在教学经费已经入不敷出,重新向学生收取一点讲义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转,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学生们可不这么想,原本免费的东西现在却要收费,立刻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虽然总务处再三解释,并保证等政府的经费一旦下来,就立刻停止收讲义费,但学生们仍然不依不饶,甚至围攻总务处,叫嚣着要“打倒沈士远(代总务长)”、“火烧总务处”。

这帮学生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个个都不是好惹的,尤其经过了五四运动的熏陶,示威游行、甚至暴力运动都已成了家常便饭,群情激奋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代总务长沈士远一看不好,早就跳窗跑了。

这时,蔡元培从校长室赶了过来,冲到学生们面前,大喊一声:“我来跟你们决斗!谁敢上来!”说着又挽起了袖子,像一头雄狮一样怒视着群情激奋的学生们。

学生们被校长的气势完全吓住了,没有人敢再说话,不一会儿就慢慢散去了。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在追悼会上,各界名流赠送的挽联数不胜数,其中有两副挽联很引人注目,一副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另一副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什么是“完人”?所谓“完人”,并非指自身的道德完美,而是能为他人谋福利,即使弄得自己一身泥,也在所不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完人”。蔡元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