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铭文早期来自中国后却被邻国日本传承

目前能见到最完备的对古代刀剑铭文的记载来自南北朝时期编纂的《古今刀剑录》。书中记录了上自夏启，下至魏晋南北朝的铭文刀剑，这些有名刀剑的铭文多是两字吉语，可惜的是，千载之后，竟然没有一枝能保存下来作为印证。

春秋早期兵器上的铭文

春秋中期兵器上的铭文

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虫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用于同一铭文中。

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

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

越王勾践剑铭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兵器上的铭文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

战国中至晚期兵器上的铭文

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上图为秦代青铜戈，铭文为“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詟(zhé)，丞义，工窎(diào)”，铭文里的窎就是工匠名。)

从中国古代兵器实物里，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刀剑曾有过“物勒主名”的习惯，也就是铭刻使用刀剑的帝王将相名字的习惯；虽有“物勒工名”的法律，但却从未严格执行，现存的99.9%的中国古刀剑上是没有任何铭文的。

但是，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刀剑铭文却有着非常完备、非常严格的体系。日本刀的铭文大致发端于十一世纪中叶，早期刀剑仅简单地打上两字刀匠名，后来刀剑铭文规范为在一面刀茎上錾刻年月日，另一面錾刻地点和刀匠名。(少量供奉神社的刀剑不打铭文，另外质量低的批量生产物也大多没有铭文。)

（上图为典型日本刀剑铭文）

从宋代以来，浮海而来的日本刀就倍受中国大陆的推崇，连欧阳修都曾作《日本刀歌》来赞美它，“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日本早期的刀剑锻造主要是在近畿附近五个封国内形成的五大流派，即山城、大和、备前、相州和美浓派，经过一千年来的发展，又衍分出非常多的小流派代代相传，很多流派的历代掌门都被天皇授予名誉国守或大掾的官职，他们骄傲地将他们的头衔也錾刻在铭文里。

按照1971年饭村嘉章出版的《刀剑要览》一书上的统计，历代有名刀工有1345人，被封为国守、大掾头衔的刀工有266人，而这些刀工都是有带铭文的刀剑实物来印证的。对于一些高超的日本刀剑研究者来说，凭借刀身姿态、锻造纹理和淬火纹理来判断是哪位刀匠的作品并非难事。

（上图为唐天宝年间，日本天皇去世后，皇太后将先皇的物品献给东大寺时的物品清单，内中有日本最早的刀剑记录，令人吃惊的是除标注为“除物”外的上百把唐代刀剑都还原封不动的保存在这里。）

中日两国的刀剑铭文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为什么日本历代天皇、将军和大名不剥夺工匠的署名权？《古今刀剑录》通篇历数那么多名剑，但是提到的刀匠却只有蜀国的蒲元和书作者陶宏景两人？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能留名的刀匠寥寥无几？

日本刀的铭文系统所反映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生产质量体系。这一体系并非日本自创，自公元60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在其后的三百年间，日本共四次派出遣隋使，十二次派出遣唐使。

每次的使团成员少则一两百人，多则六七百人，大批留学生长期滞留中国，他们除从语言、文化艺术、科技、生产技术等处着力学习外，最重要的是学习中国的典章律令，用以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这些先进的制度也在日本被严格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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