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后来的政局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奕沂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发明电报，“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

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星辐指掌、富国策、化学阐原、英文举偶、俄国史略、各国史略、全体通考、公法合通、星学发纫、电理测微、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

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造就懂外语、有技术、能操作、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军事人才。这批新型人才，对中国工业、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

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洋务官员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

1．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要学过来。“取彼所长，辅我所短。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留其秘要”难得的好机会。

2．对机器制造技术“始因终创”⑥。曾国藩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奕沂等说：“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3．认识到样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4．认为“制造本原”是“抉其秘”、“学其学”。“抉其秘”就是探讨“西法”(制造技术)“博大潜奥之理”，知其所以然。“学其学”就是学习西学。关系制造的西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奕沂等说：“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

5．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虽不免肤浅，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

四、作用、地位和局限

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和技艺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其一。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由轮船、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制麻、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西法”探矿．用机器采矿，举办电报、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其二。专门人才被重视、被任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明代已译出)、《代微积拾级》等；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此其三。由于西学的引进，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为国防、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其四。由于西学的引进。传统的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给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此其五。

总之，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 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尽管如此，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付之实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