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卧龙寺《碛砂藏》：盗经换经，何为真相

西安的卧龙寺，本是个不大的寺庙，中国名寺众多，以前少有人知道卧龙寺之名，民国年间一场风波由此而起，无意间让卧龙寺在国内广为人知，这件事情跟康有为有很大的关联，这就是所说的盗经事件。

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康有为偶然在卧龙寺发现了这部宋元明递修的《碛砂藏》，他发现寺庙的僧人并不了解这部大藏的价值，所以他想捡这个便宜，于是跟寺庙的方丈提出用新经换古经。那个糊涂方丈觉得新经好，于是就同意了这个交换。但这件事很快让当地的有识之士发现，于是通过各种办法阻止康有为把这部经盗走，甚至有人画了一幅“康圣人盗经图”在报纸上发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以及当地司法部门的干预，最终让康有为的如意算盘未能如愿，他只好把大藏经归还给寺院，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西安。

大门落了锁

以上这个故事的梗概几乎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之中，确实是一面倒的谴责康有为的盗经行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一面倒的群众舆论，总会产生本能的怀疑。万物的参差，才是造物主呈现给这个世界的美好，当某件事情群愤激昂的一面倒时，这种步调一致会让人怀疑事情本身的动机，我对这种事情并不是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只是本能地在不疑之处冒出一个疑问：真是这样吗？康圣人的盗经因为这种压倒性的言论，也自然让我产生了这种无谓的怀疑。我在查找关于卧龙寺盗经风波的资料时，渐渐地感觉到，我对这种舆论的怀疑，确实方向正确。

终于进了院

1923年11月，康有为来到西安，见到了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康有为来西安之前，吴佩服已经向刘镇华打过招呼，刘当然热情接待。康在陕西的机场讲演，甚至刘镇华亲自到现场去主持，可见康圣人在如此轰动的局面下，在当地是何等的风光。但这种风光毕竟会引起当地某些文人的不满。《三国志》里有这样一段话：“（刘备）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刘关张何等亲密的兄弟，但刘备听到了诸葛亮的那番宏论，竟然跟诸葛亮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都会让关羽张飞不高兴，而今督军兼省长给康有为做主持人，那让当地的文化名流情何以堪。以我的私见，那场风波一定跟这件事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匾额

康有为在讲座之余，也时不时地到一些著名寺庙去参观，比如说我前几天去拜访大兴善寺，他在我前往之前的近九十年就去转了一圈，并且还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感慨这座历史名气极大的寺庙大部分被毁坏了。我到此寺也确实有同感，因为寺庙的残余规模，实在是与它的名气不相匹配。

某天，康有为转到了卧龙寺，此寺的主持因为康圣人的名声，当然会对他热情接待，并且在寺里还请他吃了顿素餐。可能就是等在开宴的过程中，康有为无意间发现了卧龙寺藏有一部《碛砂藏》，而那个时候，人们对《碛砂藏》没有认识，自然也就没有研究，但康有为毕竟也是个饱学之士，他知道宋代曾经刊刻过这么一部大藏，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碛砂藏》，一直到了元代和明代，仍有续修，因此，康认为这是一部宋代的大藏。康有为本身也是一位藏书家，他早在广东讲学的时候，就搜集了很多善本书籍，因此，他对版本当然有鉴别能力，正因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断定这部大藏极其珍贵。

第一进院

因为爱书人无论他是否能得到一部珍本，倘若他看到别人会毁坏这些珍宝，那心中的刺痛可想而知，而康有为在卧龙寺竟然看到这部《碛砂藏》有人竟然其拿去裁剪成鞋垫，他在翻看这部大藏时，发现有些经册因为长期不翻动，已经生了蠹鱼，如此珍贵的版本，被这些人随意地践踏，康圣人的痛惜之情可想而知。他认为：“此经已如断玉，若不即刻抢救，将成齑粉”。

康有为向此寺的主持定慧讲明了看经的情况，这位定慧有的资料上写为静慧，我也不知道哪个正确，但这位主持还是想有所作为，他跟康有为讲，自己早就打算把这部大藏整修出来，但一直找不到好的修手，同时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费用。康闻听此言，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自己想以几部大藏来交换这一部残损的《碛砂藏》。康的条件是：“以北京内府全藏全部、哈同园缩印佛经全藏一部、商务印书馆印续藏经一部”，以此三部大藏来交换《碛砂藏》，并且往返的运费也由康有为承担，同时康还承诺，他将《碛砂藏》运走之后，会在上海影印出版，而这部影印本，届时也会送一部给卧龙寺。

第二进院

定慧听到了康有为的这个条件，他感觉不错。为了慎重，他请来了佛教会的20多人共同商议，都感觉到康有为提出的这个交换条件比较优惠。比如康提出的内府全藏应当就是乾隆版大藏经，也就是所说的《龙藏》，哈同园缩印本应该就是《频伽藏》，这样的三部大藏，再加上原有的那部，还能得到影印本，众人觉得挺划算，为了郑重起见，双方还签了换经合同。

祖师殿

签约后的当晚，康有为就让他的学生张扶万带着一些刘镇华手下的军人，开着17辆军车前往卧龙寺换经。我对这17辆大车的数量表示怀疑，因为一部大藏仅6000余卷，如果真是用大卡车来装运，2辆车足够，何以用得到17辆，前一段我在陕西省图书馆的善本库里看到了卧龙寺的这部《碛砂藏》，由我的眼光估算那部《碛砂藏》的体积，果真印证了我以往的判断没错。但这17辆车的数量真假，不是本话题的关键，估且以17辆称之。这些人在卧龙寺装车的时候，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哪些经是《碛砂藏》，哪些是卧龙寺所藏的其他经，这样在装车的时候，这些军人们就把一些非《碛砂藏》的经书也装上了车，为此装车之人跟卧龙寺的一些僧人争吵了起来，然而巧合的是，这个混乱过程，住持定慧恰好不在寺内，而康有为也没有亲自来拉经，因为两个当事人的不在场，把这件意外之事越搞越大。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些军人前往该寺时还带着枪，强行把经拉走之后，竟然在途中还有一些散落，这些散落之经被懂行人捡到之后，才将这件事儿流传开来。

法堂

此事年出来，据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书拉走的当晚，恰好有《新秦日报》的记者在声，第二天这段拉经的纠纷就见诸报端，陕西的文人看到这段报道之后，就前往卧龙寺了解情况，那些僧人向他们描述了拉经的场面，这让当地文人听来很是愤怒，于是他们决定想尽办法要阻止康有为把这部经拉出西安。此事的参与者有省议员陈松生，而陈松生本身是个律师，另外还有水利专家李仪祉和西安红十字会杨会长。这些人阻止的手段首先是成立了陕西古学保存会，这样阻止文物出省就有了名义和正式的组织，第二通过议员陈松生见到省议会议长马凌甫，请他予以制止，第三陈松生则以律师身份、以古学保存会的名义，向当地法院正式起诉康有为，这份诉状内容如下：“为告诉强盗嫌疑刑事罪犯，恳请依法迅予侦查，并速检索行李追还赃物事。缘来陕西游历之康有为，串通卧龙寺主持定慧于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间擅派仆徒，以强暴胁迫手段，将卧龙寺所藏明代钦赐龙藏佛经二藏，尽数用车拉去。将各经分藏行囊内，预备潜运出境。昨被杨鹤庆、李协、高树藩等将犯罪事实发见。查康有为等此种行为，系构成新刑律三百七十条之强盗罪，理合依法告诉，恳请迅予侦查，以免罪犯逃逸。并速派警检索行李，追还赃物，实为公便。谨呈地方检察厅公鉴。”

法堂阶前的神兽

从这份诉状的内容来看，是说康跟定慧是“串通”，然而又说是“以强暴胁迫手段”，这确实有点儿罔顾事实，因为在此后的交涉中，康有为出示了他跟卧龙寺签的换经合同，是换而非是盗，并且这个阶段只是处在交换的过程中，并没有完成整个交换过程，如果康有为最终没有按照合同执行，那卧龙寺去起诉，当然合理也合法，而今在交换过程中，却在没有任何违约证据的情况下进行起诉。法院立案之后，就派法警拿着传票前往康有为所住的中州会馆可园，前去的后，但是因为可园有省长派的卫兵保护，所以这个的后没能完成。

这通古碑从哪个角度拍都反光

这种局面更激起了当地人士的愤怒，也更加认定康有为是仗着省长的撑腰，有恃无恐地盗经，于是有些人就发动群众把可园围了起来，以此来防备康有为带着《碛砂藏》逃跑，同时各路人马在各种媒体上大肆报道此事，以舆论贵的方式把事情搞大。比如有人写一些藏头诗来咒骂康有为，还有的直接写对联“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等各种方式，以此来给康有为的保护人刘镇华施压，同时省议长马凌甫和副议长侯国藩联名给康有为写信，要求康有为不要把《碛砂藏》拉走，信中有这样的话：“保管多年，殊非易易，虽为该寺所有，实为敝省古物，不特外人不能轻易挪去，即该寺和尚亦不能轻易赠人。用特缄请先生俯念关系典存，准将拉去藏经全数赐还。”

《碛砂藏》原藏此殿中

事情虽然搞得很大，其实康有为虽然很生气，但他并不担心。当时人们认为，他的不担心是因为有刘镇华的撑腰，而康有为认为，自己是正常交换，并且签定了正常的合同，他认为盗经是对他的诬蔑，因此他坚决不把《碛砂藏》归还。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是卧龙寺的主持定慧事先没有预料到者，他当然很后悔当时签的那个合同，于是他就在1924年1月3日，前往中州会馆去见康有为，他希望康能作废那个合同，把《碛砂藏》归还给卧龙寺。康当然不愿意，定慧看劝说无望，于是就把提前写好的一份请愿书，离开中州会馆之后，他就把请愿书递到了省署和省议会，这个请愿书中有如下的词句：“康氏见寺内藏有明版藏经全部，稀世珍奇，即生涎羡，始则欲强携以去……继则以重价相炫……卒则巧词讳言。”总之，康有为被认为是用威逼利诱手段，拉走了这部经，因此请愿书中还写明了，如果这部经追讨不回来，则定慧无颜面对同教，他将去自钉。

古老的石构件

这样的宣传果真起了作用，因为人们最喜欢听到看到名人出了大事，倒了大霉，于是全国各地报纸开始转载这个消息，同时还报道出康有为还在陕西其他一些寺庙盗走了珍贵文物。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让刘镇华也觉得不好收场，于是他派手下的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调节，郭先劝那些包围中州会馆的人，向他们解释了这是换经，而非盗经的具体情况，但这些围堵的群众根本不听郭的解释，郭觉得群众的工作做不下来，于是转而去劝说康有为。他把这些群众的激愤告诉了康，告诉他，想把《碛砂藏》拉出陕西，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听从了郭的劝告，派人把《碛砂藏》拉回了卧龙寺。

韦驮殿

以上就是康有为盗经风波的大致经过。从这些经过中，我看不出这部《碛砂藏》是“盗”，但群众就要这样说，而当时的法院也竟然支持这种没有根据的捕风捉影。我记得前一段，某个著名的女演员说：“名人才是弱势群体”，而康有为的这场盗经风波，倒真应了这位女演员的说法。前一段，和一帮书友在一起树新风（tree new bee）时，也聊到了社会上谁出名灭谁的恶习，但大家觉得，不灭名人却灭一位真正的社会底层，一者灭之无味，二者您怎忍心欺凌弱小？！总之，还是觉得灭名人来得过瘾。

通知

这次来西安，我当然想来卧龙寺一看当年的藏《碛砂藏》之处，其实我也一直好奇这个寺何以名“卧龙”，开始我觉得是否跟计划亮有些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寺庙的历史也太悠久了，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卧龙寺跟诸葛亮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一种说法是，北宋初年，有位叫惠果的高僧，做了此寺的主持，这位惠果特别喜欢躺着，故被时人称为卧龙和尚。到宋太宗时，本名为观音寺的该寺，更名为卧龙寺，然而刊刻于同治七年的《卧龙寺重修碑记》却有另外的说法：“宋初有禅师，法名卧龙，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遂改为卧龙寺。”

康有为的题额

卧龙寺到晚清有一度名声很响，这跟庚子事变有些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了西安，前往陪驾的有虚云大和尚。某次，虚云陪太后和皇帝来卧龙寺礼佛，在此寺，太后布施了千两白银，以此立诗牌坊一座，并且太后和皇帝还给寺庙里赐了几方匾额，这使得该寺声名远播。

李欣宇先生刚把我带到卧龙寺的山门前，我立即有了一种熟识之感，欣宇也想起来了，他说七年前曾经带我来过这里，而今来的时间较晚，寺庙已经不让游客进入。欣宇马上向看门的僧人解释一番，但对方不为所动，于是欣宇又给他的一位朋友去电话，那位朋友就在对面的古玩城，此人向僧人解释之后，对方仍然不肯让我等入院，这种情况我也觉得无奈，只好跟欣宇说，等明天早些时候再来吧。

欣宇比我有耐性，他不急不徐地仍然站在原地想办法，无意间看到旁边有位女子带着一位年纪看上去不超过5岁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扒着寺院外的栏杆，玩得很起劲儿。欣宇夸她太聪明了，接着又夸了几句之后，那位母亲说，我帮你们试着叫开门吧。欣宇马上表示感谢，我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上，觉得欣宇与这女子介乎相识与不相识之间，此女隔着铁栏杆门，冲着里面的那位看门僧人说：“让他们进去拍张照片吧。”那位僧人迟疑了一下，没有言语，他走上前，打开了铁门。

博文书店外观

因为卧龙寺里面已经没有了游客，这比我上次来时感觉要清静了很多，我考虑到门口的那位僧人等候着我们的离去，于是加快速度拍着院中的情形。在入口处的侧边，我看到了康有为给卧龙寺所题匾额的刻石，既然有过盗经换经龃龉，此寺应该很恨康有为才对，然而却能将仇人的字刻在石头上摆在这里，以此足见卧龙寺僧人的胸怀，比我这俗人要想象的宽大为怀。当年民收藏《碛砂藏》的院落，在卧龙寺的最后一进宫殿，可能是到了闭殿的时间，此大殿锁着门，向里面张望了一番，也没能看到是否还藏有其他佛经。欣宇告诉我，以往此寺在这个殿免费发放佛经，这些佛经中有一些还是金陵刻经处木板刷钱者，他自己当年也要到过几部，后来要的人多，寺里就改为捐一些钱就可以随便拿，后来西安的一位藏书人也听说了这个渠道，此人来此捐了一百块钱，就拿走了七、八函的线装书，然后拿到孔网上去卖，一函就能卖2、3千元，后来这件事被卧龙寺知道了，就不再让人拿走佛经了。

书店内景

从卧龙寺出来，欣宇把我带到了旁边的博文书店，此书店就在此书店就在卧龙寺的外侧墙，书店的格局是又细又长的纵身一排，店主叫孙庆华，看上去有50岁年纪，他说自己开书店已经很多年，然而我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久在商场的油滑气。店里的书品种很多，我浏览了一过，大多是文史哲类，也有一些艺术类，市场的热闹书一部也没有看到，店主说，他坚持要进有价值的好书，虽然买这种书的读者越来越少，他说自己最大的经营压力是年年上涨的房租，好在现在收支还能抵平，但他也说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就关门。孙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倒是面带笑容，但我却特别不愿听到这样的话，我虽然知道，在电商的冲击下，实体书店很难坚持，可我依然期盼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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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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