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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们为什么重文轻武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写的正是北宋重视读书人的景况。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朽的气息,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宋以后的 "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虽然束缚人民创造力的源头,在秦朝皇帝制度的发明,但一直到五代十国中国社会依然还能保持着尚武的血脉未断。那个时代是武人掌握的天下,文臣不过是陪衬而已。但是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的深深恐惧。

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个极其动荡的年代,军阀割据混战,朝代更替频繁。带兵的武将,只要手里有个几万人马,就都蠢蠢欲动,要夺皇帝的龙椅坐坐。“世无天子,兵强马壮者得之。”出自当时一个武将口中的豪言,打碎了历朝历代苦心经营的“天命所归”的神话。忠诚道德,那里比得上天子大位的诱惑。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也是依靠一场有趣的“黄袍加身”的闹剧上台的,对这位武将皇帝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保住自己夺来的江山不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夺走。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从根本上改变重武轻文的风气。

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他采取的首要措施是:第一,开辟儒馆,任用大批儒士;广建学府,培养人才;下令修复孔庙,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在国子监开学讲授之日,他还派内侍送去美酒佳肴,以此来表示庆贺。在这一政策下,长期遭受压迫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儒臣们开始活跃起来,穿白袍子的举人们和大襟束带的士大夫们也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出现,与武人们平起平坐。第二,改进和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放宽科举考试的选拔门槛,无论家庭贫富、地位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都可以前往应举。严格考试制度,以防富家子弟们请托舞弊。每年春季,大批大批的读书人涌进考场,场面及其壮观,甚至有的和尚道士也还俗应考。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选拔高级人才为自己所用。经过这番改革,考场代替了战场,成为平民进入上层领域的主要手段。清寒的书生,即使穷困潦倒,但是一旦进士及第,就如同平步青云,人人刮目相看。

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宋太祖选拔了大批有才华的文臣,使他们进入了统治集团,让他们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以此来打破武人专权的局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文臣不能只是用来当作点缀,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宋太祖不但在地方上用文臣做知州,还特别强调用文臣在中央担任要职。“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害怕再次发生武官夺权现象,就统统的用文臣担任宰相。卢多逊、薛居正、吕庆余等人之所以被任宰相或参知政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读书好学、崇尚儒学。

富裕的软弱,这就是对宋代的评价。“国无防必亡”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很大的教训。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