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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真假难辨的民国高仿瓷 打了多少收藏大师们的眼?

雍正粉彩团蝶图碗

故宫藏品——

高 6.3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4.7厘米;撇口,弧口,圈足;碗内白釉,外壁以白釉补地,绘五组俯仰双蝶于花间嬉戏图案,以橘黄、淡黄、鹅黄、水绿、墨绿、粉红、洋红、胭脂红、赭哄你、浅蓝、翠毛蓝、浅藕荷、深紫、驼色、浅墨秋香色、秋海棠色绘成;碗底青花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

此碗造型精巧秀美,胎体微薄,底釉纯白,莹润如脂,彩绘鲜艳,代表了雍正朝最高的制瓷水平。

大英博物馆藏品——

这样一个碗,民国时有仿造。故宫博物院资料室收藏着一个民国年间后挂彩的团蝶图碗。此碗用清代雍正朝的素白碗于民国时画彩烘烤而成,它代表了近代景德镇仿古瓷的突出成就。

所谓后挂彩,就是在旧胎的白瓷上画新彩,在入炉烧制,出炉后再以特殊的做旧手法加以处理。

这一团蝶图碗仿制得十分成功,几乎与真品丝毫不差。这分毫之差,体现在如下几点——

1.胎体略厚分毫,以手度之稍沉一点。

2.民国时虽经调制焙烧,色彩尚属丰富,但终究难于雍正时的色彩相比,旧器中的胭脂红、翠毛蓝、秋海棠等娇艳之色已然缺失。

3.后挂彩团蝶图碗不仅底釉泛青,而且器内釉面有黑疵点,这是由于胎釉淘洗不净、提炼不纯、铁质杂物残存于釉表所致。雍正本朝的粉彩,所用的素白胎是百里挑一的,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白瓷胎是不会入选的。

4.雍正官窑彩料的配置十分讲究,而且经过月余的贮藏后方可使用,使用前还要尽可能地研磨得极细极匀,而且还要使用油料当调和剂,使色彩滋润而微泛一层油光,而民国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够光亮,彩面发涩不够鲜艳,肉眼观之,彩釉的明度及滋润感均较真品逊色。

民国时仿制的雍正粉彩团蝶纹碗——

雍正本朝的团蝶纹碗和民国仿品比较——

清王朝覆灭后,受袁世凯之命,郭世五在景德镇聘用、集中了原烧造官窑瓷器的大量人才,花费极大气力,烧造出了“不是雍乾官窑、胜似雍乾官窑”的瓷器。袁世凯倒台后,继郭世五之后,又有北京刘勉之去景德镇仿制官窑瓷器,他在郭世五先期营造的摊底上,将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据说他从当时官方的古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取出样品,又经当时北京古玩行的著名鉴赏家指导,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进行——签合同、限量仿制,每样只仿一、二件。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仿官”是从民国六年开始的,刘勉之当时是德泰细瓷店的副经理,被誉为“民仿官”第一人。

德泰仿制官窑瓷器在当时名气很大,京城收藏家、古玩行人、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与刘勉之有来往。刘勉之为他们烧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如给天津古董商仿制的康熙官窑青花群猴嬉戏图凤尾瓶(此瓶后卖给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军),给北京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仿制的康熙官窑五彩鹦哥(后销往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有五六只,国外一直当作珍品收藏着)。

继德泰之后,天津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逐渐做大。溥仪在天津张园时,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有的仆人以假换真,蒙骗主人。

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他家的花园、居室、客厅、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每十天更换一次。比如,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这样更换一年,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色彩、年代上重样的,以此斗富。曾家官窑这么多,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曾家的邻居是汤家,汤家没这么多官窑,又不服气,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汤家在天津英租界刚安家时,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拉了三天没拉完。

当时天津最富的人家、财产按银元计算超千万的有两家: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戏耍别人取乐。

抗战爆发后,天津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于1940年将在景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天津,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所载货物近千包(箱),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

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州湾海军阻截,后交涉两年,没有下落。据说,是被运往日本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天津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大量的官窑瓷器中,除了仿制品外,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当时谁也没有顾及,论堆出卖,价格极为便宜。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其中一些仿制品,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他说:“我要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

据史料所载,当时德泰、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大量出售给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而北京的古董商,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他们以假乱真,使顾客难辨真假。当时,同泰祥卖给北京古董商的精品中,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绘画精致艳丽,胎质白腻莹润,后由“鉴古斋”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高田如获至宝,视为真品,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

此外,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是最精美的,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以为是真品。还有仿永乐甜白釉高足杯,三十年代末出现在琉璃厂,几乎所有收藏家、鉴定家都认为是真品,四十年代初,由北京大古董商岳彬鉴定为真品,并卖给了上海的收藏家梁培。梁培认定它是一件珍贵文物,一直珍藏着,并在五十年代带往香港。

就是这件高足杯,其实正是同泰祥仿制的。据在同泰祥当过经理的陈建侯说:“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最能乱真的是雍正、乾隆的一道釉(单色釉)瓷器,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黄地青花宫廷用器。在鉴别中最容易忽略的是仿明代宣德青花瓷器,往往会被人误认为是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仿的。”

德泰和同泰祥仿制了多少足以乱真的明请官窑瓷器,无法统计,它们至今仍在海内外文物市场上时时现身……

我们时常听人说:“哪来这么多的官窑瓷器?拍卖行90%都是假的……”我们不去细究这样的表述到底有多少正确性,也不去研究怎样的表达才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上确实有不少所谓的官窑并非是真正的到代瓷器,其中杀伤力最大的是以上所述及的民国仿品,不要说是境内的拍卖行把这样的东西当作真品在拍卖,即使是境外的大拍卖行,也有难辨真假、鱼目混珠的。

我们不妨可以想想——

一、连岳彬、沈吉甫、梁培这样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真假难分,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予以准确鉴定呢?能鉴定出几分、能鉴定出多少?

二、刘勉之当时依照古物陈列所原件限量仿制的,并由京城收藏家和古玩行人都参与、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现在又有谁能鉴定其真假呢?

三、京津等地(包括溥仪在内)的达官贵人,从德泰、同泰祥买的明清官窑仿器,现在在哪里?假设从这样的渠道流传至今的一件瓷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谁能不为如此的身世而动心、艳羡?

四、1940,李春生从从九江口运往天津的数十只木船所载、包括上万件精品在内的近千包(箱)景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以及德泰、同泰祥大量出售给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大量仿品,今在何处?我们的藏家满腔热情,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从海外“回流”的文物中,这样的民国仿品占了多少?

五、刘永清面对着那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说是“如果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这样一类民国仿器如果置于你的面前,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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